关于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始末，最权威的历史记载莫过于威廉·布莱福特的《普利茅斯垦殖记》。作者布莱福特本人即是乘坐“五月花”号从荷兰辗转英国、最后于1620年抵达北美垦殖的第一批朝圣客。他于1621年接替死去的卡佛先生成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掌舵人，此后连选连任(每年选举一次)不少于30次，统治这个殖民地长达三十年之久，可谓德高望重。这本书的权威性及其价值可见一斑。

布莱福特这本书原来并非是为了公开出版而写，作者只是想把它作为一部家族史传之自己的后代，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和父辈们的奋斗历程。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在其他亲人和朋友圈子中的广泛传阅，成为他们撰写北美早期殖民地历史的第一手材料。

本书分为十一章，第一章讲述英国分离主义者对英国宗教革新的见解；第二章讲述他们起程前往荷兰，途中所遭遇的麻烦，以及他们所碰到和遭遇的许许多多艰难困苦的事情；第三章讲述有关他们定居荷兰、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娱乐的事情；第四章讲述他们离开莱顿城的理由和起因；第五章讲述他们为这次重要的航程做准备所使用的办法；第六章讲述他们与那些为此次航行进行风险投资的商人和其他人签订协议和契约，以及他们为这次航行进行储备所发生的事情；第七章讲述他们从莱顿出发，在莱顿发生的一些事情；讲述他们到达南安普敦，在南安普敦汇合，并将备用食品汇集在那里的事情；第八章讲述他们在海岸边以及海上遇到的麻烦，经过许多波折他们被迫离弃其中的一只船和船上的伙伴的事情；第九章讲述他们的海上航程，他们渡过重洋并安全抵达科德角的事情；第十章讲述他们如何找到一个安居地以及此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第十一章介绍五月花号公约。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译后记

言归正传。我只知道，若以上帝的荣耀并公正无私地断言的话，这些就是此等人们献给上帝和上帝之道的真正的虔诚、谦卑的热诚和炽热的爱(只要他们如此生活在一起)。就他们的等级和特征而言，他们和任何后来的教会一样与原初的教会模式没有什么两样。

我知道，若是只记述他们如此这般地生活在低地国家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件，那并不是我的目标(光这些事件就可能写满整整一本书)。我要腾出篇幅写写垦殖园开初的历史，这也正是我所致力的事业。他们的某些敌人听到他们迁移的传言，开始向他们投掷诋毁的标枪。仿佛是这个国家早已对他们表示厌烦，因此有心把他们逐出国门，(这就好比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时，异教的历史就捏造说他们是被逐出埃及的一样)，而实际上他们这么做完全是出于自己自由的选择和动机。为此，我要举出一两件事例证明事实刚好相反，他们在他们的居住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尽管起初他们很多人都很贫穷，但是他们还没有人赤贫如洗。如若真的发现他们有人赤贫如洗，在一切合理的事物上急需钱财，荷兰人(要么是面包师要么是其他的人)都会慷慨解囊，因为荷兰人凭借经验发现，他们是多么小心地信守诺言！他们对待他们的职业又是多么的辛劳与勤勉！是的，由于他们的诚实和勤勉，荷兰人会争相获取他们的服务并争先雇佣他们。

还有，莱顿城的地方官们大约在他们(指这些英国清教徒)离开此城之际或者稍早一些时候，在公诉法庭上指责华仑教派(他们是莱顿城的法国教会)时，他们却对英国教会给予了表扬。他们说，这些英国人在我们当中生活了十二年，我们却从未接到控告他们的讼案，但是你们法国人的怨隙和争吵却接连不断。

           P28-P29

　　 正如托克维尔所言，考查一个民族的成长，应当追溯它的过去，应当考察它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当考虑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一句话，要回到起源和开端。

然而，模仿卢梭和维科的口吻，托克维尔认为，由于年代的久远，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童年已经无从查考，因为时间已使其摇篮时期蒙上一层乌云，而无知和傲慢又用一些离奇传说把它包围起来，致使其真面目无从得见。但托克维尔认为，美国似乎是一个例外，因为它是唯一可以使人看清它的社会的自然成长历程的国家。尽管严格说来，美国并没有自然意义上的起源或童年，它不是自然而然、土生土长的有机政治体。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拥有一个清晰可辨的非自然的起源和开端。在《论美国民主》中，托克维尔将这一起源和开端追溯到了1620年。这一年，一批避居荷兰的英国清教徒或者说“朝圣客”，乘坐“五月花”号木船来到北美，登陆前，他们在船上经过反复讨论，集体起草并签订了一份公约，以规范他们以后的垦殖生活和集体事宜，此即后人所谓的“五月花号公约”。

关于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始末，最权威的历史记载莫过于威廉·布莱福特(William Bradford，1590－1657)的《普利茅斯垦殖记》(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1620-1647)。作者布莱福特本人即是乘坐“五月花”号从荷兰辗转英国、最后于1620年抵达北美垦殖的第一批朝圣客。他于1621年接替死去的卡佛先生成为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掌舵人，此后连选连任(每年选举一次)不少于30次，统治这个殖民地长达三十年之久，可谓德高望重。这本书的权威性及其价值可见一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19世纪三十年代游历美国并撰写其不朽名篇《论美国民主》时，其关于新英格兰朝圣客以及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的大段引述却出自当时广为流传的另外一本书，即默顿(Nathaniel Morton)的《新英格兰回忆录》(New England’s Memorial, Cambridge, 1669)，而没有引用更为权威的威廉?布莱福特的《普利茅斯垦殖记》。为了弄清这一蹊跷，我们需要简单交代一下这本史书本身的历史。

布莱福特这本书原来用牛皮纸装订而成，长十一又二分之一英寸，宽七又四分之三英寸，大约有270页。页码由布拉福特本人标注，但非常不精确。种种迹象表明，这本书原来并非是为了公开出版而写，作者只是想把它作为一部家族史传之自己的后代，使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和父辈们的奋斗历程。但这并不妨碍这本书在其他亲人和朋友圈子中的广泛传阅，成为他们撰写北美早期殖民地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比如，老布拉福特的外甥默顿(Nathaniel Morton)正是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写成了后来流传甚广的《新英格兰回忆录》，这也几乎是有关新英格兰殖民历史的最早出版物，托克维尔在研究新英格兰历史或者说美国的起源时最为倚重的就是这本书。在《论美国民主》中，他还几乎全文抄录了“五月花号公约”的全部内容。然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大约1780年左右，这本书在英军入侵波士顿时从一个教会图书馆不翼而飞，再无踪迹。几十年后，由于偶然的机缘，人们在英国伦敦主教的教会图书馆中重新发现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如何从波士顿辗转来到英国伦敦的，有很多猜测和说法，但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英军入侵波士顿期间，这本书作为战利品被掳至英国，一度几乎流落民间，后被一位识货的伦敦主教收藏，但没有予以编目，束之高阁。于是，一场马拉松式的索书运动就此展开。最后，又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外交和法律的努力，甚至惊动了两国的各级政要和英国女王后，这本书才于1897年由一个宗教法庭判给美国，并于同年由卸任的美国驻英国大使亲自护送回国，并在马萨诸塞州的州府波士顿举行了了极为隆重的庆祝仪式。在美国这个重视实务、少有文人的酸腐气的政治民族，这本书获得如此高的礼遇确为罕见，因为这事关美国的童年或者说起源。如今，这本书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波士顿的马萨诸塞州州立图书馆中。

关于美国的立国基础，从这本小书中可略见一斑，其中最主要是就是宗教和商业。关于美国的宗教基础，德国的兰克以及美国的史学之父班克罗夫特都认为，加尔文才是美国的真正国父。其立论基础当然是基于美国早期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活动及其清教主义的宗教背景，正如本书栩栩如生地描述的那样。托克维尔更是认为，加尔文的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其中最具实质重要性的乃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约法观念以及其中所体现的民主的观念、习惯和操作规程。

此外，除了这种宗教动机，商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五月花上的这批殖民团来说，他们赴北美弗吉尼亚地界垦殖原本是经过英国伦敦一家名为“弗吉尼亚公司”的授权，而且与之签订有严格、详细的经济和约，规定了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当乘客们抵达北美时，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五月花号航船驶出了弗吉尼亚的地界，这一意外在船上的乘客中引发了争执和骚乱。因为，船上不仅有原来避居荷兰来顿的虔诚的清教徒，而且也有一些所谓的“陌生人”，相比之下，他们来北美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讨一口饭吃，至于宗教上的追求，则非常淡漠，智识和道德水准也不及那些从荷兰辗转来北美的英国清教徒或“朝圣客”们。很显然，由于这一新的情况，他们原来与“弗吉尼亚公司”所签订的和约的效力就成了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所处的位置已经偏离出既定目的地几百英里。此外，船上的一些没有宗教追求的“陌生人”乃是原子式的个体，并不隶属于从荷兰社区来的那批朝圣团体，从而也不受这一避居荷兰的英国宗教团契及其约法习惯的管辖。也就是说，当五月花号航行至北美即将登陆时，他们面临着解体的危险，因为无论是与英国“弗吉尼亚公司”之间的经济和约，还是与上帝之间的宗教约法传统和习惯都不再有规范的效力。或者说，他们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然而，如果他们登陆后各自作鸟兽散，不能结成一个紧密的共同体以共度难关，他们就无法在严寒、贫瘠的北美大陆生存下来。于是，经过反复和郑重的讨论协商，他们在船舱中签署了一份公约，此即后人所称的“五月花号公约”，并以此结成了一个世俗的公民政治体，成为美国政体发展的第一块坚实的基石。

后人关于五月花号公约的解释可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或保守，或激进，不同的激情、党派和意识形态为它涂抹上了不同的色彩。于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五月花号公约逐渐成为美国立国的传奇和神话，有关它的种种臆想使人犹如置身于霍布斯所谓的“黑暗王国”之中，无缘识其真面目。然而，也有一些非常有意义的解释，其中之一是由一位名叫麦克劳林(Andrew C. MaLaughlin)的著名学者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五月花号公约乃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海洋法”。

他提醒我们注意第11章中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提示：“公约签订后，他们推举或者说确认让约翰?卡弗先生充任他们的第一任总督”。根据这位声誉卓著的学者，这句话中的“确认”这一说法，向我们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五月花号从英国起航进行横跨大西洋这一航程时，按照古老的“海洋法”的习俗，乘客们还临时签订有一个临时的公约并组成了一个临时的管理组织或者说政府，以负责应对航行过程中所可能发生的任何变故。当他们由于驶出弗吉尼亚的地界、从而在登陆后有可能陷入各自为政的自然状态时，这一海上的公约或者政府经过大家的一致同意又被转移到陆地上继续发生效力。这可以说是一个陆地的海洋化过程，或者说是一个陆地变形为海洋的过程。为此，麦克劳林引证了发生于1509年汉莎船上的一则珍贵的史实，它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十分古老的“海洋法”：

我们从里加出发，鼓满风帆全力行驶。半天之后，来自吕贝克的船长舒尔茨先生依照风俗把我们召集在一起，向我们作如下的例行讲话：“此时此刻，我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上帝和各种自然元素手里，鉴于这一事实，每个人与其同伴都是平等的，而不论其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在这次旅途中，由于我们将面临突然而至的各种危险，暴风雨，海盗，深海中的怪兽，等等，因此，如果没有严格的政府，我们就无法航行。有鉴于此，我万分郑重地告诫并敦促在场的所有人以及每一个人，让我们先来聆听《圣经》中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坚定不移地借助祈祷和赞美诗来到上帝面前，他将为我们带来一路顺风和美好的旅程。然后，根据习惯的海洋法，我们要着手由最审慎的人规定和组建一个政府；或许谁也不会拒绝承担这种海洋法所要求的职责，但是，他必须作好准备去严格地执行它，一视同仁，不得法外开恩，尽管某些人认为自己应该在生命终结的那个可怕时刻由上帝来作审断。为此，他要忠于职守，毫不退缩，一刻也不得懈怠疏忽。”

接下来就开始了祈祷；然后，经过全体同意，我前面提到的那位船长选举一位名叫迪特利希?芬格、来自里加的公民为我们的仲裁者，紧接着他又挑选了四个助手。最后，为了更好地肩负起这一职责，他又挑选了两个诉讼代理人，一个巡夜人，一个文书，一个遗嘱执行人，一个宪兵司令及两名手下。我们的政府就这样组成了，然后开始宣读成文的海洋法，以使大家遵守。在此，我仅摘出其中的几个规条如下：

第四，值夜人谨防在当值过程中睡着，否则，根据海洋法应受以下惩处，将其拖到船下，在海里拖行，但这一规条应视不同的人予以解释；

第六，任何人不得在船上制造骚乱，违者以海洋法惩处，即拖到船下，在海里拖行，但要视其不同的情境和人而定；

第九，任何人上船后不得在愤怒中拔出刀剑对付另外一个人，不论刀剑是长还是短，皆由海洋法予以惩处……

当我们离吕贝克境内的特拉门德港还有半天的航程时，那位船长根据风俗开始结帐，然后那位被选举出来的仲裁者作如下卸任演说：“这些日子里，无论在船上发生过什么，每个人都应该谅解他的同伴，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让它们随风而去，我本人也很乐意这样做；因为，无论我和我的助手们曾给大家带来过什么不便，那都是为了审判和正义的需要而必须做的。因此，我恳求大家和每一个人，看在我们所做出的诚实的审判的份儿上，让我们每个人丢掉对其他人所可能有过的敌意，并且发誓不再以恶意的态度回想那些往事。然而，如果任何人认为任何事判决不公，他就尽管放言直说，趁我们现在还可以讨论它；就我本人而言，我将竭尽全力澄清有关争端，不留任何遗憾。否则，他可遵循那个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的风俗，尽可向特拉门德港的地方当局提起诉讼，在日落前讨回自己的公道。希望上帝此时能够听到我的表白，在我未来的航程里继续赐予我好运，健康，以及其他福祉；与此同时，我也真诚地祝愿所有的人得到这些恩赐。”

然后所有的人都拿起盐和面包，以示真诚的宽恕与和解。

在罗马民族史诗《埃涅阿斯纪》中，当罗马始祖埃涅埃斯弃船登陆开始其建城伟业之时，他的船队在神意的干预下被火付之一炬。如果说这一事件象征着一个曾经深受海神波塞东护佑的民族由于战败必须经历一场从海洋到陆地的变形才能获得重生的话，那么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这一事件在自然元素意义上的象征却是恰好相反。至于这种曾经悄无声息地飘荡在晦暗不明的海洋上、直到五月花号航船的出现才得以发扬光大的“海洋法”源于何时何地，后人再也弄不清楚了。它的起源也许是出于某种自然的本能，比如惧怕死亡的激情，或许是出于某种诗意的想象和传统，如挪亚方舟的传说以及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约法传统 。值得注意的是，布拉福特晚年时在其编年史的扉页上添加的一个短短的“绪言”，它用希伯来语写成，后人称其为“希伯来绪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虽然我已经步入老年，但我仍然十分渴望用我自己的眼睛阅读用最古老和神圣的语言写成的东西，里面不仅有上帝的律法和奇迹，还记载了上帝和天使说给远古长老门的话，也有赐给造物的名。其中之精髓我虽然不能悉数领会，但我仍然能够从远处瞥见一二，就像摩西从远处瞥见迦南地一样。”由此可见，布拉福特内心深处曾以摩西自况，而五月花公约的立法行动与旧约中的约法传统实在是血脉相连。

犹太人的先知摩西在进入上帝应许之地迦南之前就死去了，而布拉福特身前也没有看到美国的诞生，余下的事业要由犹太人的总司令约书亚和他的战友们(华盛顿、汉密尔顿等等)来完成了。汉密尔顿将军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一篇第一段里所提出的美国“例外论”无论是在修辞风格上还是在实质内容上都承继了犹太人的“选民”观念以及作为其实质内容的约法传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五月花公约这一立法行动乃是《圣经》创世记开篇中所说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最好注脚，从而也是洛克所说的“太初有美洲”的最好注脚。基于此，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霍布斯在《利维坦》结尾处所流露出的对于那个所谓的“罗马幽灵”的恐惧：被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女王驱赶出境的罗马的幽灵，在中国、日本和印度等贫瘠的“无水之地上来往传道；但谁又能说他们将来不会回来，甚至带回一群比自己更恶的鬼来，进到这打扫干净的屋子里并住在这里，使这儿最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呢？”

十分感谢复旦大学王军伟博士能够欣然承担此书的翻译工作，正是他的敬业精神和无比传神的译笔，这本谦卑质朴、古意盎然的小书才得以与中文读者见面。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倪为国先生对学术出版的一贯支持，以及责任编辑万骏先生对本书认真负责的敬业态度。 　　　　　　　　　　　 林国基

     2006年3月

     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

威廉·布莱福特文风典雅，尤以圣经之笔风见长。他的以文饰史、以史证文的文史互映的风格不仅在美国政治史上，而且在美国文学史上也为他留有一席之地。可惜，布莱福特是17世纪的人，他的文风又蜕不掉那个时代的语言烙在他身上的印痕。读他的书有如我们读明清时代的散文，总是有点磕磕绊绊，这不是因为他思想的深奥，而是因为他带点儿中古英语的行文风格。书中有很多引自圣经的片断，有些是直接引文，有些则作了他自己的发挥。遇到前者，我直接参考了“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圣经；遇到后者，我就直接翻译了布莱福特的发挥。本书的原名叫做Of Plymouth Plantation：1620—1647(《普利茅斯垦殖记》)，但是按照国基的意见，实际只翻译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只译到五月花号公约签订为止。现在的书名叫做《五月花号公约签订始末》，也是参照了国基的意见。本书的翻译得到许多人的关怀和帮助，尤其是与国华的督促和关心分不开我在此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虽然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但是，切不可低估它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正因为此，我丝毫不敢怠慢，尽了最大的努力希望能传达出原作者的文风。即使这样，疏漏和错误之处想必在所难免，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译者

      2006年记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