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是一个张驰有度的讲故事高手。《风萧萧》展开了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革命”场景和“革命”故事：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舞厅，一掷千金的赌场，真假难辨的化妆舞会……这里有狂欢和夜宴，也有冒险和牺牲；有敌友不明时的智斗，有美女与野兽的较量，还有虚虚实实的爱情……这里交织着“爱与恨，生命与民族，战争与手段，美丽与丑恶，人道与残酷，伟大与崇高，以及空间与时间与天堂与地狱”，这是革命最隐秘的一环：间谍战。

徐訏《风萧萧》曾居“畅销书之首”，解放后却被视为“特务文学”。小说将白苹等放入抗战的间谍斗争中，通过她们对国家与道德的忠贞选择，塑造出理想的女性形象。本文将重读这部小说，由白苹之死分析出在救国与道德之间纠缠着的女性困境，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其实符合了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期待。

徐訏《风萧萧》于1943年3月起在重庆《扫荡报》副刊连载，引起巨大轰动，居当年“畅销书之首”。《风萧萧》在50年代曾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文艺受到严厉批判，甚至被视为“特务文学”而被打入文学的另册。八十年代后，《风萧萧》调和雅俗的倾向、浪漫主义特征、生命哲学意蕴等多重价值开始得到重视。本文将重读这部小说，由白苹之死分析出在救国与道德之间纠缠着的女性困境，这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其实符合了传统父权制对女性的期待。

重读徐讦的《风萧萧》

风萧萧

后记

二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虽然很早就沦陷了，但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那时维持租界秩序的有英美法意的驻兵，这些驻兵虽都有他们的防区，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与舞场中不免碰到，而因国际战事与政治的态度，常有冲突与争斗的事情发生。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里一点钟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地方出来，那时马路已经很静，行人不见一个，但当我穿过马路的时候，路角有一个人叫住了我：

“对不起，先生。”

是一个美国军官，好像走不动似的。

“怎么？”我停步了。

“可以为我叫一辆汽车么？”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惊了：

“是受伤了么？”

“是的。”他说着就靠在墙上。

“你就这样等着。”我说着就跑到附近的维纳丝舞厅，本想到里面去打个电话，但因为里面美国兵与意国兵正在冲突起哄，许多武装的巡捕拥在门内门外，叫我不能进去，于是我只得到别处去借。那时街上的店，大都关着门，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有电话，最后我终于跑到了车行，坐了一辆车子到那个美国军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车时，他非常感激地同我握手；当时我一半为同情一半为好奇，我说：

“要我陪你到医院吗？”

“假如这不是太麻烦你的话。”

于是我就陪他上车，我说：

“到仁济医院么？”

“不，”他对车夫说：“到静安寺路麦特赫司脱路。”

虽然也算中国话，但不够纯粹，于是我又为他重说了一遍，但是我心里很奇怪，难道那面也有一个医院么？

不过我没有发问，因为有更好奇的问题在我心中跳跃，我问：

“可是在维纳丝受伤的？”

“是。”他说：“是同伴中自己人的手枪走火的。”

“没有人伴你走出来吗？”

“没有，”他说：“我们的人手已经太少了。”

“那么也没有人知道你受伤？”

“当时我自己也以为是微伤，谁知也不很轻。”

他的痛苦似乎加重起来，我为他放下前面的小座位，让他搁脚。

到静安寺路的时候，他指挥车夫停在一个大公寓的前面，又叫我扶他下去。我付了车钱，伴他进了公寓，走进电梯，他指挥在三层楼的地方停下来。我以为这百定是他的家了，但是出了电梯，到一个门口，他拿钥匙开门时，我才看到“外科神经科专家费利普医师诊所”的铜牌。

他带我进去，开亮了电灯，是一个宽旷整洁外科医生的诊所，外问是候诊室，但里面没有一个人，我们走进去，我正想发问的时候，他说：

“现在我要自己做这个手术，你可以帮我忙么？”笑得不像是一个带伤的人。

“你以为我可以帮你么？”

“只要你愿意。”他说着坐在椅上，拿出纸烟，并且递给我一支，接着说：“你可以今夜不回去？”

“自然可以。”我把烟放在桌上，没有吸。

“真的？那么我不去叫费利普医生了。”  “你以为我胜任么？”我说。

“当然我只请你做助手，”他笑：“我是一个很能干的外科医生呢。”他吸起了烟又说：“你不吸么？”

“我想先为你做点事情吧。”

“你没有太太？”

“我是独身主义者。”

“好极了，我们正是同志。”他说着站起来，又带我走进去，那是一问洁净无比的手术室。他叫我帮他脱去了军装，换上了一件挂在壁上的白衣，接着叫我也换上一件，于是一同洗手，又转到消毒的水中浸洗，他又叫我插上了消毒的电炉，由他自己在玻璃柜中检点外科的用具，递给我去消毒。我看他有序地在银盘中布置应用的药品，放在手术的榻旁，于是指导我再到消毒水中洗手，又指导我将消毒纱布放在另一个银盘上，又指导我用钳子将外科用具从消毒锅中钳出，再放在纱布上面，最后叫我把银盘拿去。

那时他已经脱去了鞋与袜子，用火酒揩洗受弹的创口，又用碘酒烧炙创口的四周，于是开始在那里打麻药针。

血从他创口中流出来，他叫我拿桌上的台灯过去，用灯光探照着他的创口，他检查了一会以后，说：

“还好。”

“怎么？”

“子弹斜着进去，不深。”

“在里面么？”

“我想是的。”

于是我看他用刀用钳，用纱布，大概一刻钟的工夫，他钳出了子弹。他叫我把台灯放好；我看他用药膏敷在布上，最后就开始包扎。

事情总算完毕了，他休息在手术榻上，叫我把外科用具消毒收拾，又叫我把药物纱布等一同放回原处，他说：

“万分感激你，明天费利普医师来时，可以不让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大概二十分钟以后，我已经收拾了一切，拿刚才他给我的纸烟，坐在沙发上抽起来。我说：

“原来你是一个军官还兼外科医生。”

“这叫做军医。”他说着坐了起来，开始吸烟，露出满足的笑容说：“好朋友，现在我们可以谈谈了。”

这是我与史蒂芬交友的开始。

自从那次以后，没有多久，我与史蒂芬几乎三天两头在一起了。他是美国军舰的医官，今年三十二岁，非常活泼会玩。只要是玩，他永远有很好的兴致。我那时候同所有孤岛里的人民一样，在惊慌不安的生活中，有时候总不能沉心工作，而我的工作，是需要非常平静的心境，这是关于道德学与美学的一种研究，想从美与善寻同一个哲学的渊源作为一个根据去写一部书，于是不得不用金钱去求暂时的刺激与麻醉，这就与史蒂芬做了密切的游玩的伴侣。据他说，自从同我一起游玩以后，他方才踏进了中国的土地，接触中国的社会，开始吃到各类的中国菜，走进了中国的舞场，交际到中国的女性。

过去，他走的总是几家霞飞路上酒吧与静安寺路愚园路上几家为外国兵士而设的舞场，他偶而吃中国菜，也永远是专营洋人的广东馆子。但是现在，他已常同我到四马路小饭馆去，也常爱找不会说洋泾浜的中国舞女跳舞，而且也学会了把友谊给他所喜欢的舞女。

过去，他出门终是穿着军服，现在他爱穿便服出来，他由好奇于中国式的生活，慢慢到习惯于中国式的生活，后来则已到爱上了中国式的生活。

过去，他爱同我说英文，现在，他同我说中文，他有很幽默的态度，接受我们身边的舞女对他勉强的中文发笑。

他是一个好奇的健康的直爽的好动的孩子，对一切新奇的事物很容易发生兴趣，对他所讨厌的事物常常爱去寻开心。他谈话豪放，但并不俗气，花钱糊涂，一有就花，从不想到将来。这样一个性格的人做了我的朋友，对于我的心境自然也有很大的影响。我过去也常常爱放荡游玩，但更爱的是在比较深沉的艺术与在大自然里陶醉。对于千篇一律所谓都市的声色之乐，只当作逢场作戏，偶而与几个朋友热闹热闹，从未发生过过浓的兴趣。如今第一因为孤岛圈中，再不能作游山玩水的旅行，第二因为心境的苦闷使我无法工作，而艺术的享受机会不多，而又常限于固定的时间，所以我也很愿同他在一起。但每当我游玩过度，发生厌倦，开始想静下来安心读书或写作的时候，只要有几天不会见史蒂芬，他一定来找我，常常是深更半夜，哼着歌，敲我亮着的玻璃窗，除了我的灯灭了的时候，他不会去用电铃，等我亲自出去为他开门，他总是一进来就拍我的肩膀，活泼而愉快地说：

“乱世的时候读书么？”

他于是用各种方法打动我，使我的思考完全消失，使我的思想完全离题，于是我终于听从了他。有时候我要结束一封信，他就在旁边等我，开着无线电，一个人哼哼，一直等我写完了，起来换衣服，他在旁边为我挑领带，于是拿起电话叫汽车，我们一玩就是到天亮。

自然我也有找他的时候，但总是打电话，他住的地方也没有一定，我所知道的电话，一个是C·R俱乐部，一个是费利普医师的诊所，这是他常到的地方，找到他的时候他总是有很好的兴趣，从来没有不来赴约的日子。

一直过着这样的友谊，——热诚，浪漫而有趣，彼此好像都不知道对方是否有冷静的痛苦与现实的生活，也好像彼此对于那方面了解得太清楚了，所以反而不提起，从来不问彼此的事业与工作，也从来没有想到彼此间的利用与互助。我不了解他的经济情形，我则时时陷于窘境，但从未问他借钱，只是在一切游玩的场合中，所有的账单都让他去付，他也从来不计较这些，遇到我在付钱的时候，他也从不客气。

他偶而也宿在我的地方，但从不吃饭，目的只是预备醒来时，再同我一道出去继续过那纸醉金迷的生活。如果我的游兴还浓，他一住常常四五天。

这样的孩子说是有太太，到底有谁肯相信他呢？所以尽管明明写着C·L·史蒂芬，我还是疑心是别人。

那么会不会是他的哥哥？

虽然我并不认识他的哥哥。

但是他可以叫他哥哥来请我。

怎么他哥哥也会是C·L·史蒂芬呢？

也许他因为是军官的关系，所以平常就用他哥哥的名字来同社会作普通的交际。

P2-7

我国的长篇小说创作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受中外文学交互影响而产生的。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使小说这个古老的文学样式在华夏大地上从“稗官野史”升级到与诗文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从茶余饭后的消遣娱乐变为作家和读者表现人生、看取社会的重要手段，在语言与形式上也经历了由文言章回体到现代形态的蜕变。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始，在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兴盛的基础上，长篇小说也孕育萌芽，三十年代达到创作的高峰，出现了巴金、老舍、茅盾、张恨水、李劫人等重要作家和以《家》、《骆驼祥子》、《子夜》、《金粉世家》、《死水微澜》为代表的重要作品，立体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国民的生存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

为了系统展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我们新编了这套“中国现代长篇小说藏本”系列图书，选收1919至1949年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优秀长篇，为读者相对完整地阅读并珍藏这一时段的长篇小说提供一套优质的读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八年十月

《风萧萧》是一九四四年初春脱稿的小说，当时就同出版家签订合同预备很快就出版的，我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在重庆新开寺曾经写了一篇后记，后记的副题有“给雨儿”的字样，后记里写着这样的话：

“你说：‘你总要在行前把风萧萧写好。’我说：‘我也这样想，但现在似乎不可能了，你知道我过着多么零乱不安的生活？’

“后来，我说：‘我只好把它带到旅途中来赶完它了。’你说：‘为你的健康也好。但是我很难相信在栗碌不安的旅途中，可以有使你赶写风萧萧的情境。’

“于是我终于在三月六日的早晨来到新开寺，十日夜半十二时把久搁的最后六万字一气写好，我不知道在风格与意念上是否与以前完全和谐？

“这书第一个字是去年三月一日在渝市内一个小旅馆写的，到现在最末一个字，足足写了一年还多，其中有无数次的剪断与搁浅，在这些剪断与搁浅的时日中，我不知道忙的是什么，想的是什么，我现在再也记忆不起。

“大概写到二十几万字的时候，我开始应万梅子陆晶清杨彦岐三位先生之约，在重庆扫荡报上发表，此后就有许多亲疏的朋友，在口头在信札上同我谈起，他们都曾经给我莫大的鼓励。但好像因此我很想更努力更谨慎来写我未写的部分，有这个存心，反而使我临笔踌躇，一遇到精神稍差，或稍稍有点困难的地方，我就搁起，最后我甚至怕拿起来了。一直到我决心要将它在我临行前赶完为止。

“你说：‘为什么不到我所住的乡下来写呢？’我说：‘这因为除了我将最纯粹最虔诚最专一的心情献给创作的时候，我就跨不进创作的境界。’这所以我终于到了一个不必同任何人来往的乡下。

“在许多谈到这书的人中，似乎都喜欢问我这故事是否事实，或者是部分的事实，再或者是事实的影子，我想这恐怕是人类共有的理智的欲求，而我对此并不能予人满足。长夜独自搜索我经验中生活中的事实，几乎没有一件可以与这里的故事调和，更不用说是吻合。还有许多朋友爱在我现在生活的周围寻我这书里人物的模特儿，这也很使我奇怪的事情，我想我或许可能将生活中经验中的一些思想与情感在书中人物里出现，但实际上，在我写作过程里，似乎只有完全不想到见到过或听到过的实在人物，我书中的人物方才可以在我脑中出现，如果我一想到一个我所认得的或认识的人，书中的人物就马上隐去，那就必须用很多时间与努力排除我记忆或回忆中的人物，才能唤出我想象中的人物。的确觉得许多先人的理论没有错，文学不是记忆或回忆而是想象。但最可爱的与可怕的还是人们爱从这书里第一人称的思想见解与情感，来批评我的思想见解与情感，这虽不是把我当作这书里的第一人称，但至少以为我在第一人称里表现了自己的思想见解与情感。我想，在这里，我用Robert Stevensn的话来回答最好，他大意是说：‘作者似乎毫无权力来支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人物在某一阶段，他我已走自己的路，想自己所想，再不听作者的意思了。’这等于我们亲生的孩子一样，虽是我们所生，但他有自己的人格思想与情感，一切不是我们可以预定的。但既然是我们的孩子，他一定会有也可有我们的成分在里面的。因此，我想一个作者如果要完全不让自己在所创造的人物存在，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最客观的纪实，但那里就谈不到有人物；同时，一个作者如果完全让自己在他所创造的人物中生存，这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老实的自传，要是自传里的自己真是完完全全是他的自己，那么他一定不会是我们艺术上所说的‘人物’，他所传的只是自己经历到与遇到的‘事件’而已。

“倘要真正在作品里寻到作者的东西的话，那么自然是作品的主题，但主题里也并不一定就有作者的思想与见解，很可能只是一种体验或一种感觉。  “而作者很可能以多种的思想与见解来衬托一种思想与见解，自然也更可能以多种的思想与见解来衬托一种主要的思想与见解，或以多种的体验与感觉来衬托一种主要的体验与感觉。

“在这些场合中，一切作为陪衬烘托点缀的副题，是时时可能被读者当作主题来理解猜度与批评。也竟还有人就站在你作品里主题的立场上，来攻击你作为陪衬的副题。这是多么可笑呢？

“你说：‘风萧萧有你其他作品所不及的地方，那是随处都留有你特殊敏灵的感觉。’我曾经把你这句话作多次思索，觉得：假如你的话是对的，而结果这些副题上敏灵的感觉所陪衬的主题只是一种平凡的体验或浮浅的见解，那么这也只是第三流作品。那么，似乎用一种主流的感觉来做主题，在这本书里，比较容易有较高的收获了。也许，但因为这不是一个短篇，单纯的感觉并不能全部贯通，所以不得不在主流里融和了许多复杂的内容。

“自然，故事与人物的健全与活跃，还是小说艺术里最基本的条件，我是不敢有疏忽的。但是在我习惯上，总是等全稿完全写好了，再重新修改一次的，而许多小节常常在那时增删，但现在一面在发表，一面在抄写，稿子都不在我的手头，而我又就要离开重庆，在出版的当儿，我怕已经在遥遥远远白云下的土地上了。那么在你读到了这里时，我恐怕连封面都还没有看到呢。

“可是，‘世界是整个的，人类只有一个脉搏，我们只有一个心灵，’而‘胜利与和平就在目前’，我就会同你相会，我也就会看到这书。那时，也许是再版，也许是三版，我要重新细细的来把它校阅。”

但是如今是两年半以后了，这本书竞始终没有出版。我离开了重庆，到了“遥远遥远白云下的土地”，又回到“遥远遥远的家园”。这后记竞比我先到上海来迎我，我还是“连封面都没有看到”。

没有一本书，我不想重新增删，也没有一段人生，我不想重新生活；这本书之所以迟迟不出版，一半的原因是我想好好的增删与改写，而现在，当我可以增删与改写时，我竟因相隔太久而无法找过去心情来做这件工作。这无法改写，我现在相信，竞如我无法增删我已逝的两年人生一样。是一个时间的悲剧。

我是一个企慕于美，企慕于真，企慕于善的人，在艺术与人生上，我有同样的企慕；但是在工作与生活上，我能有的并不能如我所想有，我想有的并不能如我所能有。限于时，限于地，限于环境与对象，我寂寞，我孤独，在黑暗里摸索，把蛇睛当作星光，把瘴雾当作云彩，把地下霜当作天上月，我勇敢过，大胆过，暗弹痛苦的泪，用带锈的小刀，割去我身上的疮毒与腐肉。于是我露着傲慢的笑，走过通衢大道，我悯怜万千以臃肿为肥胖的人，踏进黯淡的墓地，致祭于因我同样的疮毒而伤生的青年。我想到她们流于颠沛呻吟于黑暗中，颓废消沉，为人人所不齿，而无人知道其心中与脑中的烙刑，这烙刑，可以来自一个谄媚的妓女，一场激烈的战役，一个微小的失望。

每个人有他的理想与梦，这梦可以加于事，可以加于人，也可以加于一个世界。我们视作可笑的幼稚的梦幻，在别人往往等于她的生命。没有一个自杀者的理由，可以成为自杀的理由，但仍管人人看轻一个无能的自杀者，而我可尊敬而可怜他的行为与心理。

从后记到后记的两年半中，我没有写过什么，我阅历着各种的人生，看到许多人与事，与各式各样不同的面孔。

我从许多在赴内地路上盘问我检查我的日本宪兵的脸孔，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上的各国代表面孔，中间我看到了无数无数达官富商，贩夫走卒的面孔。有阴毒的蛇舌上包着谄媚的笑容，有存心出卖伙伴而挂着宗教招牌的媚脸；有阴藏着贪婪的伪善者面孔；有存金如山，假作贫穷，到处说漂亮话的自鸣得意的面孔；有心怀毒计口挂正义嘴角上仍挂着媚笑的面孔；当然，最多的还是无奇的疲乏的痛苦的悲哀的干瘦无血的面孔。

对那些面孔我心中永远有话，有梦，有感觉，但始终没有一个环境与心境合适于我的写作。是不是因为这本书尚未出版而使我心境不宜于写其他的计划呢？我不能回答。但这样的假定，也许可以使我这本书出版后，我再拿起笔来。可是预期预约的话，其实都还是自己的梦，读读两年半前的后记，觉得我并无力量来预定任何理想的。

“给雨儿”的雨儿是死了，它在遥远遥远的黄土下面，当初以为它看到后记，我连封面还不能看到，如今我于出版后读到这里，它竞无法看到封面。而我以为要看到再版本的日子，竟还是出版家要我写后记的日子。那么时间的移动似乎还是我自己的幻影，这好像我们不觉得船动而只觉得岸景移动一样。

但岸景给我的是更多更深的哀怨愤恨与惆怅，美丽的憧憬都成丑恶，伪作的真诚不过是虚伪，毒心的良善加增其罪恶。可是我是一个不进步的孩子，多少的风尘未减我热情，苍老未加我世故。我还是有爱有梦有幻想，世界与人类还是不断的在演进，死的已经死了，但生的还在不断的生长，基督教的信条是信是望是爱，我不喜欢基督教，但我爱这个信条。

这本书的故事是虚构的，人物更是想象的；历史的事件与地理的事实的吻合只是每部小说上普通的要求。如果有人把他所知道的事或认识的人，附会于这书里的故事与人物，那完全是神经过敏。书中所表现的其实只是几个你我一样灵魂在不同环境里挣扎奋斗——为理想，为梦，为信仰，为爱，以及为大我与小我的自由与生存而已。

这本书出版匆匆，校对上难免有疏忽之处。主要原因是排印这本书，所根据的是上海和平日报的剪报，上海和平日报是根据南京和平日报的剪报而来，南京和平日报是根据重庆扫荡报的剪报而来。我远在国外，转战时，我没有知道也无法校对，所以校对时很费力气，而印刷所又不将你所校的好好改正，同时书店方面急于要出书，所以不允许我多校一二次。因此我要向读者致歉，并希望再版时可以校净一切的错误。

在出版业这样困难的年代，这本书得于我回国后即可付印，我不得不感谢万梅子先生与刘同缜先生。但出版后可以使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则唯有期望读者给我不断的指教批评与领导了。

一九四六.九.一三。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