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家人和少年时代
陈墨（以下简称“问”）：老师，咱们这就开始吧？
陈骏涛（以下简称“答”）：好。病了一场之后，记忆力又差了。做事情都有点晕晕乎乎的，我很担心，这个口述史能不能做好。后来想，既然要做，那就早点做吧，越往后可能就越不行了。我今年（按指2013年）77岁了。从今年5月起就一直在生病，还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的记忆力就比去年差多了。
问：请先说说您家里的情况。
答：这个，我的家族观念很薄弱。所以你要问，我还真不能说得很清楚。特别是我祖辈、父辈这组人物。在我记忆中，好像就没有见过我祖父，可能在我懂事的时候，祖父就过世了。我父亲，好像他也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什么家族的事。我知道的家族的一点事，大多是从哥哥、姐姐那儿听来的，也没有什么留下的家族文献可供参考。所以你要我讲家族的事，可讲的确实不多，尤其是我父亲这个上线。
问：母亲这条线还好些？
答：母亲这边还稍好些。我小时候见到的祖辈人物只有外祖父和外祖母，他们曾跟我们住过一段时间，在我们家的后院，中间隔了一个天井。
问：他们的职业是什么？
答：不清楚。我们家族，不是什么富有家族，但也不是草根家族。至少到我父亲这一辈，就家道中落了。不是富有家族，从对子女的教育来说，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很不重视的。你看我有四个姐姐，连同哥哥和我，一共六个，真正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就是我和我四姐——她现在福州，比我大五岁，我们都是解放后才有机会上的大学。
问：以前上学都很少哈。
答：是的。就天资来说，我哥哥是最聪明的，从他的谈吐，从他过去写给我的信，包括他临终前写的那首对母亲怀恋的诗，都可以看出他的旧学基础。我爷爷呢，他过去是干什么的，我还真不知道。从他留下来的这摊子来看，这个家是并不富有的，当然也不是穷人。①我父亲呢，我知道他有一个哥哥，我小时候见过的，我们叫他大伯；他还有个妹妹，就是我姑妈，我也见过，在福州乡下。那时候，应该是福州解放前后吧，我去过他们的家，已经很破落了。
说起我父亲，他还算是有点历史的，他参加过北伐，在蔡廷锴的那个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那个时候驻扎在福建。他在蔡廷锴的部队里面，当到少校军需官，这是在北伐的时候。②这事情是我哥哥亲口对我说的。从我需要填履历的时候，我对这段历史就从来没有隐瞒过。
问：现在看来，实际上是一段革命经历，北伐其实就是参加革命嘛。
答：对，北伐就是革命嘛。有人曾经问过我：本来是少校，为什么后来降到了中尉？这里面有一段历史，我哥哥跟我讲过。我父亲之所以从少校降到中尉，是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蔡廷锴这一边的人排挤、打压，我父亲就是在那个时候，北伐失败的时候，被排挤出来的。他原来是做后勤军需官，后来就到了盐警队——福建不是靠海嘛，沿海附近有大量的盐田——当个盐警，也就是管盐的警察，不是什么正规军。我父亲常年在外，一年也就回家几次，每次住那么几天，对家事根本就不管，更谈不上对孩子的教育了。小时候，我问过我母亲：“我怎么都没有看到我爹呀？”她说：“你爹赚钱去了。”全家这么多口人，就靠他的那点薪水，你说这个家庭能好吗？好不了。对儿女的教育也就那么回事，随他去。我甚至连像样的私塾都没有上过。他不管谁管呀？没人管呀！
问：您母亲不识字，是吧？
答：不识字。文盲啊，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还真说不清楚。
问：个性呢？个性是什么样的？
答：个性是不开朗的。解放以后他怎么回家的？福州临近解放的时候，风声不是很紧吗？那个时候苏公檀的父亲，也就是我四姐夫的父亲，我们都叫他苏伯伯的，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就宣布起义了。我父亲当时是他的下属，又是朋友，苏是盐警队大队长，我父亲是中队长，我父亲也就跟着起义了。当时解放军给了就地起义这条出路，不起义就只有继续跟着蒋介石到台湾去，于是他们就选择起义了。起义以后呢，大概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留在部队，接受改编；另一条就是发一笔钱遣散回家。后来我父亲就回家了，到底是共产党方面要他回家，还是他自愿选择回家呢，不清楚。那个时候我父亲年龄也不小了。至于苏伯伯，也就是苏公檀的父亲，他就转业到了地方上，还安排了一个什么职位，不大不小的，没多久也就退休了。我父亲的性格，是属于很不开朗，很内向，胸无大志的那种类型。他从来不跟我谈自己的事，也不跟孩子们交流。在家里，有时管管我们，太调皮时，就拿起竹篾子打那么几下。比如放学以后，你要是在外面玩的时间长一点，他就会拿着一个竹篾子，扑嗒扑嗒跑到外面来，叫“宝弟！宝弟！”①回来以后打你几下屁股，就这样的。我记得他最会做的动作就是这个。
问：您母亲个性是什么样的？对你们的教育……
答：我母亲？谈不上对我们的教育了，她自己大字不识一个。家里这么多孩子，一共七个——我后面还有一个妹妹，够她辛苦的了。那个年代重男轻女，本来希望再添一个男孩的，结果出来的又是一个女孩，所以不久妹妹就送人了。
问：如果孩子犯了错，父亲要用竹篾子打，母亲呢？母亲是怎么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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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略萨名著《酒吧－长谈》的人，没准也喜欢这本“书斋长谈”吧？抱歉的是，这部书恐怕没有《酒吧长谈》那么好看，因为那是小说，这是口述历史。
苏东坡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做口述历史，正是想收集个体生命的雪泥鸿爪，勾画翩翩飞鸿的轨迹，探测社会历史气象，求取人文精神消息。
一
没想到，采编《陈骏涛口述历史》，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陈老师不愿意，他说：“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必要？”
想要做《陈骏涛口述历史》，有为公和为私两方面的原因。
为公的原因是，其一，陈老师是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著有批评文集《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文坛感应录》《世纪末的回声》《这一片人文风景》以及《从一而终——陈骏涛文学评论选》等，人称新时期文学的“辩护者”和“吹鼓手”。其二，他主编或与人联合主编过“跨世纪文丛”“红辣椒女性文丛”“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世纪文学60家”以及《中国文学通典》等图书，参加过《中华文学通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是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建设者，有功于当代文学。其三，他曾担任过《文学评论》编辑、当代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和副社长，编发过许多有关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稿件；他与钱锺书等几代文学界人士有过或深或浅的交往，更是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的良师益友，提携和帮助过一大批青年评论家和作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拥有丰富的口碑史料资源。其四，他本人的成长、工作、生活的故事和见闻，也能为新中国政治史、文学史、生活史提供独特的史实信息。
陈老师说，社科院文学所里，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比他“重要”的人也有不少。话是不错。可他们并非我老师——这就是为私的原因了：我做《陈骏涛口述历史》，是想制作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庆贺老师80岁寿辰。还有一个心愿，是想读懂我的老师，通过口述历史，细读和深究老师成长和成才的经历。
上述两个原因，也是我说服陈老师的理由。
二
这项小小的口述历史工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筹划和准备阶段。从2012年开始，主要是两件事，一是说服老师；二是我做功课，重读老师的著作，查阅有关资料，写出详细的采访提纲。
二是正式采访阶段。就陈老师生平做长篇对话。从2013年9月11日开始，至11月26日结束，共采访16次。采访都是下午进行，每次时间为3个小时左右，最长时间为3个半小时，中间有10分钟左右休息时间，全部采访的总时长超过50个小时。每次采访都有录音，最后一次不仅录音，还有录像。
三是录音整理阶段。这个阶段比较长，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5月。录音整理工作主要由我太太朱侠负责，她请了她的两个同事帮忙。这工作，是要根据录音整理出一份逐字抄录的原始抄本，作为档案及编纂依据。
四是初期编纂阶段。这是粗编阶段，是由我自己做。时间是2014年3月至同年6月，原始抄本整理出一部分，就开始同步编纂。主要工作包括：1．保持对话形式，保留口述历史访谈痕迹，补足不完整语句，删除了过于琐碎的追问或质证。2．删除过于零碎的片言只语，让陈老师的讲述保持段落完整和意义清晰。对一个语句或一个段落的选择和编辑，有时候需要斟酌再三。3．在文本中加上了若干必要的注释，有些是为了说明背景，有些是解释疑问，有些则是小小的阅读提示。4．对访谈内容进行编目，列出分节标题，作为阅读索引。
五是审稿、订正阶段。这个工作由陈老师做。主要工作包括：1．作为口述人，有权利决定哪些话暂不能公开发表。2．有些话意犹未尽，可以做适当的补充。3．对文稿中一些未能确切表达他的真意的语句进行审查和订正。4．对其中一些问题，做出必要的注释——凡陈老师的注释，都有“口述人”标注。我和陈老师约定，尽可能保留口语形态，而口语和书面语大不相同，必然要增加工作量。陈老师的审稿和订正工作，从2014年6月至12月。
六是复审、精编、写“杂记”阶段。这个由我来做。此次复审，调整了部分文稿的结构，增加了几个篇目，并订正了部分小节的标题。说起“杂记”，要做点解释，在粗编阶段，按照口述．历史工作习惯，我曾写过若干条“采编人杂记”，说采访细节，说问题背景，也说对受访人的观察和思考，后来又都删除了。原因是担心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对老师品头论足，未免自以为是，甚而大逆不道。没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刘国辉先生、责任编辑宋强先生都说杂记应该写，陈老师也要我写。于是我重新写。从2014年10月底，写到12月份。
七是定稿。由陈老师和我共同完成。陈老师再度审查书稿及“杂记”，写全书《序言》；我也要听取老师的意见，才能对这本书做最后定稿。
三
做口述历史，难免会遭遇这样或那样的难题，典型难题有下面几种。
首先是面对伦理的冲突。是在采访和编纂过程中，需要攻克采访人、受访人的传统积习和心理障碍。口述历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树碑立传”，而是要通过采访对话，追寻生命史和社会史的真实信息。晚辈做长辈的口述历史，采访人要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敢不敢打破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伦理传统，追求人生的真相和真知？在实际采访过程中，如何对付受访人习以为常的自我保护、自我粉饰、选择性遗忘等心理惯性？好在，老师开明，决意在采访中不做任何避讳粉饰。因而，我问了许多平常不敢问甚或也不该问的问题，有些问题尖锐乃至残酷——“有些时候，为了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沉到痛苦的最深处”（哈维尔语）——老师懂得这个，所以尽量知无不言。这需要有袒露自己、解剖自己的非凡勇气、智慧和诚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再也没有伦理矛盾冲突的情况，在尊重并保护个人隐私的社会伦理与遵守探求真相与真知的科学伦理之间，矛盾与冲突始终存在，此事并无标准答案，只能通过协商，找到合情合理的深度边界。
其次，要面对的另一大难题，是受访人的遗忘。老年人记忆机能衰退，这是普遍的自然规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经常要面对受访人的遗忘现象。这个难题的复杂性在于，哪些记得、哪些不记得，并不全都由生理机能决定，其中也有社会压力、意识形态铸造或冲刷，有个人心理及其精神特质的形塑或掩藏。进而，记忆有选择性，遗忘也有；记忆有深浅，遗忘也有；记忆有长久和暂时之分，遗忘也有；记忆有真假（时有想象渗透）之别，遗忘也有类似情况。陈老师的记忆力本来就不怎么好，在采访之前，又生过一场大病，他说，生病之后，记忆力急剧衰退。因而在访谈过程中，“不记得了”，可能是出现最多的短语。面对这一难题，无非下面两种办法：一是事先做足功课，提出具体的问题，希望有助于勾出往事记忆。二是在采访现场，通过观察辨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问题，旁敲侧击，以求曲径通幽，尽量打捞起遗忘之海中的记忆碎片。
再次，就是口述历史编纂的难题了。最大的问题有两个，其一，是要面对口语和文字两种不同媒介的差异。一般人不大会注意口语和书面文字的差异，也很少直接面对口语对话的逐字原始抄本，因而在看到原始抄本中语句的破碎、零散、跳跃时，往往会大吃一惊，以为这不是他／她的原话。日常的口语对话，其实就是这样的，在人际传播的现场，零碎的话语加上相应的表情、动作、眼神，足以让对方心领神会。而口述历史文本的编纂，既要保留口语形态，而又不影响文字顺畅，这需要花费功夫。其二，编纂口述历史文本，还要面对学术性和可读性的内在矛盾，按照口述历史的学术理路，有时候会影响阅读的顺畅和趣味；而按照阅读的可读性或趣味性要求，有时候又会损害口述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和确切性。想要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通常只能走中庸路线，这要编纂者灵活掌握——同一个抄本由不同的人编纂，文本差异会大得惊人——有很多对话，学术价值毋庸置疑，有谈话、质证的具体细节，和获取信息的具体路径，这都是语言分析和心理分析的具体资料。但若是过于详细琐碎，我怕一般读者可能会不耐其烦，因而在编辑书稿时，省略了质证过程，将一些对话进行了缩略性改编。就口述历史工作而言，这样的改编肯定是不对的；而要面对读者，似乎又只能这么做。奈何？
四
口述历史工作能够完成，首先要感谢老师和师母！若是老师不答应，此事就无从谈起；若没有师母的支持，此事肯定不会如此顺利和完满。
这部书能够顺利出版，要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兼天天出版社社长刘国辉先生！当他得知我想为陈老师做一部口述历史时，就认为此事值得做，并表示他愿意出版这部书，如此慷慨承诺，大大鼓舞了我。
我要感谢《中国新闻出版报》总编室编辑洪玉华小姐和冉一村先生！二君为《陈骏涛口述历史》整理了几十个小时的录音，是逐字逐句抄录，不能译写或改编，这工作枯燥而辛劳，洪小姐和冉先生坚持做了，活还干得漂亮，我当铭记。
要感谢我的师弟孙明强先生！他积极响应了这个口述历史计划，在总结性采访的前一天，他和他儿子就带着全套灯光录像设备住进了老师家附近的宾馆，2013年11月26日，他们辛苦拍摄了差不多一天。
当然要感谢我妻子朱侠。采访过程中，但凡可能，她都会开车接送；采访结束后，她又整理录音，还找同事帮忙整理，并负责录音抄本的粗编；而后，她对我编纂和杂记工作细加挑剔，指而又点，一如既往。
最后，献上此书，恭祝我师陈骏涛先生80大寿！
陈墨
2014年岁末
陈骏涛
要为我做一部口述史——2012—2013年之交，陈墨向我提出了这样一项动议。这是我先前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事，这就跟陈墨1990年拿出他出版的《金庸小说赏析》，新千年又从研究电影转而做口述史并研究口述史一样，都使我感到意外，感到突然。因此，尽管这是出自他的一片诚意，但我还是回绝了他。理由很简单：我是一个凡人，像我这样的人，不要说在知识分子圈中，就是在文学研究所，也是可以轻易抓出一把的，轮得上我吗？再说，即令搞出来了，又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呢？
但陈墨却很耐心地开导我，说口述史不见得只有大名人可以做，小人物、平常人也可以做。他举电影圈为例，说不少人也都不是什么大名人．但因为有代表性，或者有某种特殊性，出于某种需要，也做了。人类的口述史料库就是由各色各样人物的口述史集纳而成的。
陈墨不仅从道理上开导我，还让我参加了电影资料馆一次关于口述史的研讨会，而且替我先期找到一个下嫁的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可是国内一流的出版社。虽然我这一生也出过一些书，并非没有见过世面，但这一切，还是不能不让我心动。我想，做做也无妨，借此机会可以把我这一生认认真真地梳理一遍，把那些不该遗忘的人和事留住，并传诸后人。年纪大了，做不成别的事，做做这件事也无妨，做好了，倒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陈骏涛口述历史”就从拟议中而付诸实践了。2013年，我得了一场大病，5月和7月两次住了医院，还做了手术。这就迫使计划提前，因为不仅是陈墨，连我自己都担心：越往后，体力、精力，尤其是记忆力，会越来越不行，记忆力一旦不行，还谈得上做什么口述史？于是，2013年9月，我出院才一个多月，这项计划就启动了。不算陈墨先期草拟的、长达32页的“采访提纲”，和我自己为此而做的功课，单单是口述，就做了16次，合计50多个小时，前后延续了两个多月。这是我这一生面对的最长的一次“马拉松”访谈，把我的五脏六腑都倒出来了。倒出来之后，就把包含着无数陈谷子、烂芝麻的口述录音交给了朱侠、洪玉华、冉一村这几位幕后角色，是他们忠实地按原貌把它变成了一部口述史初稿。可以想见，他们做出了多大的付出！
面对着这部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口述史稿，我始则惊讶，继则发憷——这都是我说的？怎么说得这么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而且居然还如此唠叨？陈墨在“采编人杂记”中说我是个“不会讲故事的人”，算他说准了，我确实就是这么个不会讲故事的人。不会讲故事，还讲得颠三倒四、语无伦次，这样的口述史，人家看到了，还不倒胃口？怎么办呢？我想，既然走到这一步了，打退堂鼓是不行的，只能往前走，谁让你自讨苦吃呢！ 我以前没有读过什么口述史，更没有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按我有限的认知，我觉得，最基本的口述史，大致应该有两种形态：一种是采访人根据口述人的讲述整理出的稿子，这里不排除有整理人的若干加工或改造；另一种是口述人根据采访人整理出的稿子，自己动手再做一些修改和订正，也不排除有若干加工或改造。不经过修改订正、加工改造过的口述史当然也有，那就是原始状态的录音或笔录，但那是采访人或口述人才有的，而不是一般的读者或研究者能够或者需要拥有的东西。
于是我苦思冥想，决定对这部口述史稿动动手术。在动手术之前或当中，我也曾与陈墨有过磋商，大致是秉持如下原则：第一，口述形式不变，框架不变，问题的顺序和问答的顺序也不变；第二，对明显错误或不准确的记忆作必要的修正，对虽然明知有误，但一时还拿不出准确修正答案的记忆，仍维持原样，只做了若干必要的注释；第三，本着“责人宽、责己严”的原则，删除了在口述时因过于随意而可能伤害到某些当事者，特别是那些还健在的当事者的言辞；第四，删除了某些重复的、颠三倒四的、过于唠叨的叙述，包括若干隐私；第五，增补了口述时因为种种原因而遗漏的若干必要的情节、人物、细节，等等。
总之，手术虽然动得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但都以不伤筋骨为前提。从初夏到隆冬，历经半年之久，在这期间，我从未懈怠，一心扑在书稿上，主要工作是查找资料，边查找，边修改。因此，我这部口述史，应该是属于我上面所说的第二类口述史，即经过口述人修改、订正和加工、整理过的口述史。可不可以呢？这是我要向那些口述史行家讨教的问题。我想，但凡口述人还是理智的，他或她是绝对不会对一部包含着无数陈谷子、烂芝麻的口述史稿无动于衷的，除非他或她业已丧失了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
2010年岁末，在史铁生逝世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过程即目的”——史铁生的人生姿态》。我很欣赏史铁生的这种人生姿态，他把人生当成一个“过程”，他说“在永恒的道路上，唯有寄望于爱愿”，“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我在口述稿中说过：虽然我这一生过得不算太精彩，但也并不窝囊，我也重视人生的过程，把过程看得比结果更为重要，因此我始终不曾懈怠过。有心的朋友如果看到这部口述稿，将不难从中看出我的种种努力，尽管还有许许多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我努力过了，因此我不后悔！
末了，我还要真诚地感谢陈墨、朱侠、洪玉华、冉一村他们做的许多事无巨细的工作，还有孙明强、孙伟雄父子的录音、录像，他们为此付出得太多，我的轻描淡写的感谢不足以补偿他们的万一。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国辉和宋强等参与其事的朋友，他们慷慨地为一个小人物的口述史开道，这是我先前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也要深深地感谢他们！ 愿好人一世平安，我真诚地祝福他们！
2015年1月5日夜写毕于从心斋
陈骏涛多年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经历了新中国文学的成长、曲折和发展；他与中国当代许多作家建立了紧密联系，与文学界渊源颇深。而且他经历十分丰富，家庭成员也各有不同命运，历经社会变迁，命运坎坷。在他身上，可以说凝聚着一部中国当代社会、当代文学的个人史。陈墨采编的《陈骏涛口述历史》即是陈骏涛的口述历史，从他出生一直讲到当下，从中可以把握时代变迁的轨迹。采访者陈墨，也是陈骏涛的硕士研究生，本书也是师生之间的精神对话。
陈骏涛经历非常丰富，他的家庭成员历经时代的变迁，命运曲折。他建国后考上大学，后到《文学评论》担任编辑，经历了新中国文学的成长、曲折和发展；他与中国当代许多作家建立了紧密联系，对他们印象深刻。在他身上，可以说凝聚着一部当代文学的个人史。《陈骏涛口述历史》即是陈骏涛的口述历史，从他出生一直讲到当下。采访者陈墨，现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也是陈骏涛的硕士研究生。这本书也是师生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关于时代发展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