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七三一部队用人体做实验，把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还割下她腿上的肉包饺子吃。日寇投降后，青岛文化宫地下室发现的被日寇挖眼、剖腹的中国婴儿。他们的肝都被日寇军官吃掉。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二
过去中国人去日本留学都要保人，现在这个荒唐的措施已经取消了。我 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一到大学放假时，就从北海道飞往东京再转道富士山住在他家里，然后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 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二十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 ——发了。
我出于尊重管她们叫“老大娘”，她们却非常气愤，一定要我管她们叫大姐。我告诉她们如果在中国叫一位 70岁老太太为大姐，非挨骂不可，老太太们一定会说：“你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也不看清楚再拜！”对于 50岁 以上的人，中国今天的报纸上还常用一句新闻熟语为“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意思是说，年过 50岁就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因为他们已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
“50岁就算老人？”这伙老太太笑得前仰后合，活像一群见了河的鸭子。她们一边笑，一边扶扶快要掉出来的假牙，正正头上的假发套。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山下。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我下意识地带上了照相机。我 1984年 6月 5日去《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第一天看了一本小册子，说是干新闻的人应该随时带上照相机，以便抢拍。我看见小册子上面登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列车出轨，还有一张是沉船的瞬间，这都是记者抓拍到的。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他行动迟缓但思维清晰。他家独门独院，是个大宅子，很漂亮，房前屋后都是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富士山下面。那黑油油的土地上长满绿色植物，飘散着一种大城市里所没有的清香。气派的日式住宅门口少不了栽有松竹梅，曲径上铺有鹅卵石；院门是推拉式，而且有草扎成的牌楼、雨挡之类的遮檐。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 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P1-3
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职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专事写作，曾出版《我认识的鬼子兵》《很后一次集结》《亲历“九一八”》《很后的尊严》《重温胜利时光》等书。
我们从上海到南京途中，一直遇到抵抗，天天都在拼杀。如果不遇到抵抗，我们怎么会杀人呢?
——原侵华日军士兵野崎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
——原侵华日军士兵铃木
战后50年，我们日本人仍然被讨厌，这让我心情不能平静。
——原侵华日军士兵竹市弘
日中不再战!日中要和平。
——原侵华日军士兵小林勇
岁月悠悠。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今，已经过去60年了。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描述侵华曰军士兵回忆当年在华暴行及今日心态的纪实作品。方军写的这本书《我认识的鬼子兵》，填补了这一空白。
作者的父亲是老八路，他的叔父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扎死，他的故乡被侵略者焚为废墟。多年来，他一直想采访当年的侵华日军官兵。1991年他赴日留学，得偿夙愿。在日本留学期间为交学费做外卖工作，使他有机会进入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接触到许多侵华的鬼子兵。他千方百计地接近他们，从聊天中挖掘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的暴行、他们难于启齿的隐私和今日的心情。
作者根据鬼子兵的亲历、亲见、亲闻和他们提供的日记、照片、物证所写成的这部纪实作品，世所罕见，弥足珍贵。
读者在本书中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在华的屠戮和残暴，旷古未有，令人发指；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和破坏，罄竹难书，非笔墨所能尽述；大多数日本老兵对自己在华的秽行和罪恶的忏悔，情真意切，令人感动；某些阁僚和“学者”对侵华罪恶的否认和抵赖，使人愤慨，促人警醒。
本书每一章，都融入了作者自己的身世、他在日本的经历以及他的人格、气质，读来真实亲切．令人深思。
本书写成之际，不少被采访的老兵纷纷离世。作者从他们那儿抢救出来的资料和素材，连许多抗日博物馆、纪念馆里都找不到，连许多专门研究抗日史的专家都不知道，因此，它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
日本崇尚耻辱文化，是个特别爱面子的民族，因此不少人顽固地为侵略战争辩护。要面子就是耻感强。他们把面子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高于生命、道德、法律。这种耻感走向极端，便掩盖历史真相，歪曲事实，死不认罪。
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右翼势力趁机抬头，沉渣泛起。每年8月15日，相当数量的阁僚和军国主义分子，公开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死于侵华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众多亡灵，公然向中国和亚洲人民挑战。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我参与此事，纯系责任感所驱使。有一天，尊敬的宗颖女士打电话给我，说一位留日学生方军写了一本独特的纪实作品，很有分量，很有价值。作者不是作家，他是在艰辛打工之余，趴在医院仓库纸盒子上写成的，所以写得匆忙，希望请我参加编辑工作。我说先看看稿子再作决定。看了方军的书稿，我觉得这是迥异于众多域外文学的一部力作。作者去日本，念念不忘祖国的屈辱史，在历史观问题上，经常义正词严地批驳侵华老兵的种种谬论。作者很有骨气，很正直，他在日本处处保持了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我们见面交谈，他说这本书是用中国同胞的鲜血、生命写成的，这是我们民族的大事，署不署我个人的名字没有关系，但一定要把书出好。对此我很感动。
我生性平和，向往善良，心肠绵软。方军在书中写到的日本鬼子异常残暴的行径，我看了之后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常常不忍卒读，只好闭目静思。或起身踱步，以缓解情绪。考虑到本书对于进一步认识抗战史实的重要价值，才强迫自己接受这一任务。
本书重提中日战争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只是希望当代、后代的青年人永远牢记它，让历史的声音永远响在他们的耳边。
1997年9月28日于北京北三环中路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人。这是敌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年10月15日
方军著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以对十几位侵华老日本兵的采访记录为基础，通过对他们自己过往作为侵华日军士兵或军官所作所为的反思、忏悔，借助他们自己的言谈、日记，以及他们所提供的战争期间的照片、从中国劫掠去的文物，向世人揭示他们今天的内心世界——对战争的忏悔，对和平的向往。
一个中国青年在倾听日本老兵回忆他曾经犯下的罪恶。而这罪恶发生在中国，青年的愤怒和老兵的忏悔让这对话场面时时处于惊险之中。
《我认识的鬼子兵》是一部口述实录作品。作者方军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