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最聪明的人，是不让其他人参观他的藏书的，因为太容易从中泄露自己的天机。那么，细看细观一个人的周边呢？他的亲人，朋友、上司、下属……或远或近，无疑都是关于这个人的一本书。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言下，都藏着对于这个人的认知与褒贬。

因此，要了解一个更加多样、更加丰富，从而才能更为深刻、更为真实的袁世凯，我们不妨从了解他的“周边”、他的“左右”开始。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将来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成为清末头号权臣。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当选首任大总统，甚至于1916年称皇帝，但终归失败。

本书主要论述袁世凯的时代和他的周边人和事，旨在通过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的周边风景，来展现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命运何去何从的另外一些可能性与选择性。

前言：历史的公道与偏见

第一辑 亦为翩翩一代雄

 “学问”还是“办事”：袁世凯与读书人的爱与哀愁

 性情·功利·权变：当谭嗣同蠢遇裒世凯

 虽非当行、亦要风流：袁世凯的诗艺情缘

 君子如水的家庭教师：南开鼻祖严修与袁世凯

 布衣之交能否人淡如菊：“翰林总统”徐世昌及其他“旧雨”

第二辑 未尝寂寞人之情

 夜夜羊车幸八宫：袁世凯的卧室与餐桌

 阿爹端台比桓温：袁世凯教子的传统与现代

 袁家的李世民与陈思王：“皇太子”袁克定与“皇二子”袁克文

 “躺着风流”：寒云公子的艳情小说

 “站着看花”：“项城戚谊”张伯驹

第三辑 冷热炎凉志纵横

 国学大师与政治枭雄过招：章太炎“时危挺剑人长安”

 清末民初的纵横家：王闿运、扬度

 能否“稳·冷·狠”：黄秋岳乱弹袁世凯

 一代词嫒的怅惘：吕碧城与袁氏父子

 众说纷纭下的同仇敌忾：洪宪末日帝国

主要参考书目

“学问”还是“办事”：袁世凯与读书人的爱与哀愁——以“清流党”为核心

聪明绝顶而又刻薄尖酸的辜鸿铭，在近代算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人物，在辜著《张文襄幕府纪闻》中，曾经记载了袁世凯对他人所述一语，谓：张之洞是讲学问的，我袁某是办事情的。

接下来，辜鸿铭对袁世凯“不讲学问”的嘲讽，可谓辛辣之极：

如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辜甚至直言不讳，讥笑袁为“贱种”：

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构甲第，置原囿，穷奢极欲，擅生人之乐事。

贯穿整个清末民初，袁世凯与读书人的关系张弛，对于彼时政坛的影响不小。这似乎也是传统中国政治模式的一个近代缩影：在重复“文人乱政”与“武夫当国”的风水交替。

然而，毕竟这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晚清，老问题出现在这个时期，也会花样翻新。

辜鸿铭书名中提到的张文襄，即张之洞，文襄是其谥号。在晚清政坛，张与袁，可谓相映成趣的一对宝货，一个被戏称为“有学无术”，一个被戏称为“不学有术”。

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清贵官儿，虽号称“当代文学之宗”，实事求是地讲，并非理繁治乱之才。《清史稿》中对他的几句评价，都不甚客气，谓其“书生之习”甚重：“以文儒致清要”，这话本身就是暗含嘲讽，也就是走了“科举”的终南捷径；至于“遇事敢为大言”、做事“务宏大”的描述，就是直指张之洞好大喜功了。所谓“有学无术”的戏言，大要就是此意，盖讥其缺乏实际能力也。若论工于“宦术”之“术”，张之洞倒是并不匮乏。于此，学界已经多所论证，兹不赘述。

比较而言，更属于实干型的官场人才李鸿章，庚辛之际(1900—1901)主持和八国联军的谈判，因为张之洞对于议和大纲指手画脚提出不少意见，在上奏朝廷的电报中，李鸿章毫不客气地指出：“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本年张之洞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这话真够寒碜的。

李鸿章甚至郑重其事地告诫张之洞，珍惜四钱银子一个字儿的昂贵电报资费吧，不要动辄“屠财”，乱发空洞无物的电报长文。

作为李鸿章的实际继承人，同样讲究实干、善于机诈权变的袁世凯，对于这位慈禧一朝的“文胆”人物、探花文宗、双料宰相张之洞，实在也很虚与委蛇，甚至是瞧他不上。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曾在《洹上私乘》中，留下了袁世凯与张之洞二人在趣味与修养上的巨大差异与相处别扭：

先公素无嗜癖，勤政之暇，辄使人译世界大事而浏览之。亭午退朝，张之洞每邀先公同游海王村，先公以之洞为世交长者，闲游虽非所喜，然不敢却辞。之洞时或强要先公购易一二古物以为乐，先公则深苦之矣。

就文化趣味而言，袁世凯当然不无粗疏粗俗之处，此番被迫“陪读”的苦差模样，很是让人莞尔。如果我们承认“政有别才，非关书也”，似乎于此又不必过于苛责。本非诗文中人的袁世凯，有理由对金石名物就是提不起精神来。

但同在政坛与官场厮混，文人与武人之间，彼此是否买账抑或钩心斗角，对于时局的影响，就不是一个趣味是否相投的简单问题了。

张之洞去世两年之后，1911年，袁世凯在致异趣知己、家庭教师、日后的南开鼻祖严修的私人信札中，还不肯放下对张之洞其人其学空疏无物的耿耿于怀：

南皮学章，稍嫌空泛，似少实备，崇尚实学。

根据章太炎的回忆，甚至袁世凯在民国元年登上大总统宝座以后，依然对“南皮竖儒”不依不饶，多所贬抑，“数张过咎”，喋喋不休。袁世凯内心累积的嫉恨愤懑亦算深矣。

至于张之洞呢？虽然他未尝不曾心服于袁世凯的“办事”能力，但多少也曾希望过：“袁去而清流进用。”读书人因为惺惺相惜，于是一起看着不读书的袁世凯不舒心。这就是影响晚清政坛的大分歧了。

P13-15

历史的公道与偏见

一、“站着”分享“偏见”，自由的美好

2007年7月，我博士毕业一周年以后，曾回母校北京大学，进行过一次讲座，主题是：袁世凯的生平志业与天赋性情。

那次讲座是我平生第一次学术讲座，准备得认真，也连带思考了不少问题。记得开讲之初，我先讲了两段体会，大意如下：

第一段话是，平凡人间所能有的“见识”都是“偏见”，学者也一样。无论如何试图恭谨平和，我们都无法做到“纯粹的公道”。绝对审判即终极审判，那是神的权力。人性总是相对的、有限的、难以一锤定音的。但人拥有自由表达自己的偏见；同时人没有自由将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他人。承认“偏见”不仅意味着人性应有的谦卑与敬畏，同时也为永不完美的人类，保留了一个永恒的“进步空间”。我的讲座，就是来和诸君分享我的“偏见”来了。

当然，此处我所谓作为“偏见”的学问见识，按照章太炎《诸子学论略》里的说法，该是区别于“客观之学”的“主观之学”。

第二段话是，北京大学是我青年时代的全部记忆。在这个印刷出版泛滥成灾，太多人在随意地、任性地、放纵地进行精神呕吐的时代，区分“好知识”与“坏知识”，甚至先于学习知识、掌握知识。母校给予我的最重要的教育，是学会用我的全部余生来审视、验证、推翻乃至背叛前三十年的教育。这三十年近乎一个穿越文明的垃圾堆的过程。在大堆的文明的历史物中，有丰富的营养，也有冒充文明的恶劣的有毒的东西。我以为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与“文明人”，都要首先掌握区分善知识与恶知识、好道德与坏道德、真文明与伪文明的能力。

某种程度上，这个咀嚼吞咽各种食物乃至垃圾的过程非常必要。因为唯其在知识占有足够丰富的前提之下，如此真枪实弹、“一掴一掌血，一鞭一条痕”般“打出山门”，我们所掌握的那种区分能力、所有的“审视、验证、推翻乃至背叛”，才是亲切的、可靠的、自足的、笃定的。

当然，在学会“区分”之后，我们还要学会选择、坚持、承担。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所有的后果：好的和坏的。古人云：“三十而立。”我对我这一代人的理解就是：“穿越文明的垃圾堆”之后，我们还没有被打垮、被压垮，还能“站着读书”，这就是我们的“三十而立”。

我讲到这里，听众中发出了笑声——那天听课的人，大多比笔者更年长，长于三十岁者居多。他们很能理解，我如上两段话中所包涵的苦楚与喜悦。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无一不曾经历过“穿越垃圾”的阅读过程。因此，我不必告诉他们：为了准备这次讲座，我投入了一个长期的准备时间，走上讲台的头天深夜我还觉得苦涩不堪——我的疲劳，更多是为这段时期的沉湎当中，各种史料与政见的互相冲突、无法相容。

亲密接触“话题人物”袁世凯，第一个感觉就是芜杂。材料浩如烟海，歧义层出不穷，仅仅一个戊戌政变，袁是否真的告密，这个问题至今仍被学界争论不已喋喋不休。关于袁世凯生平的传记小说与史料著述，仅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就在两百种以上。博览群书如苏同炳先生，也难免要陷入资料的包裹，使用野史传说常难于考辨；治学投入如左舜生先生，也未尝不受制于史料的分散，个别断制常难以稳健。

“亲密接触”袁世凯的第二个感觉，则是“背叛”，甚至对“背叛”的“背叛”。根据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接受的公众教育，关于袁世凯的“历史定论”中，少不了如下说法：

培植军阀、出卖新党、暗杀异己、摧残革命；

违背约法、背叛民国、伪造民意、帝制自为。

其中穷凶极恶的核心事件，至少包括戊戌政变告密、窃取辛亥果实、刺杀宋教仁、洪宪复辟帝制等几项“大案”。  总之，袁世凯是一个惯于诡诈欺骗的不忠不义之人，四字谥号就是“窃国大盗”——的确这也是真的。袁世凯去世以后，归葬河南故里，洹上村车站曾树“袁林”神道碑，后被镌去，另书刻：“窃国大盗”。

如上两种感觉综合以后的感觉，无疑就是关于袁世凯的记忆或描述，在今人视野中，仍然呈现为一种貌似丰富的单调。

或者说，今人视野中关于袁世凯的“定论”，未免还是太过粗放斩截，还少了一些“偏见”、“异见”(即使是管窥)的参与分担，如此轻易“盖棺论定”的“历史公道”，其实十分可疑。

因此，我在这本小书里，宗旨一如既往之讲座：“和诸君分享我的‘偏见’来了。”

分享我对于袁世凯、对于他的时代和他的周边人和事的“偏见”。

这是属于一个长久以来坚持“站着读书”、并将继续“站着读书”的青年学人的较真儿的“偏见”。

但我无意凭借此书，为袁全盘翻案。

因为凡人生于天地间，固然小处不可随便，大节出处，却也决不可不讲。

我只是通过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的周边风景，来展现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命运何去何从的另外一些可能性与选择性而已。

这些“可能的选择”，也许是高头讲章与官方讲义中，所有意忽略的抑或无意遗忘的。

毕竟历史不是只有一种讲法。

某种程度上，学者有学者的眼光，政客有政客的需要。既然所有的“人”的见解难免都是“偏见”，没有百分百的真理(只有百分百的暴力与霸权)，那么，属于“人”的高贵的权利与义务，就是尽量保证这“偏见”中还能有些“见识”，这些“见识”中还能有些深度、有些力量、有些真正的“美”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