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第三空间？它既不同于物理空间，也不同于精神空间，或者说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又包含两者的一种社会背景。本书既是对这一空间转向的追根溯源及影响探讨，又是把理论研究扩展到实践方面的一个努力。我们如何思考空间、如何思考诸如地点、方位、景观、建筑、环境、家园、阐释、区域、领土和地理等相互关联的有关概念？相信掩卷之余读者自会有所心得。

亨利·列斐伏尔作为“都市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一再强调空间问题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列斐伏尔将空间的重组看成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列斐伏尔认为，20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在于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问不断进行重构，而都市化则是资本建立其稳固基础的必然要求。同时由于城市同样是日常生活、使用价值消费以及社会再生产的场所，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城市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因此“都市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主要不在于全球范围内都市人口的急速膨胀，或者都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了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变化范式，已经成为替代“现代化”的一种话语和社会想象。显然，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学问题，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认同问题，这一文化认同问题与全球化所造成的时间一空间观念上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直接、更迅速地对我们发生着影响。反过来，我们作为个人所作出的种种决定，其后果又往往是全球性的。由于互联网等科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推动，人类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场的东西的直接作用越来越为在时间一空间意义上缺席的东西所取代。于是社会关系被从相互作用的地域性的关联中“提取出来”，在对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跨越的过程中进行被重建。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将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杂排列称为“时空分延”，他认为这是全球化的基本特征。吉登斯不仅看到了全球化是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合力推动的进程，而且认为全球化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的力量对比的同时，正在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市研究”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大卫·哈维则将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时空浓缩”。

如果说，全球化对于都市问题的深刻影响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经济上的影响，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一空观念的巨变；那么，与全球化互为表里的消费主义，就必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加以讨论。消费主义已经不是简单的消费产品、消费市场所能涵盖的。鲍德里亚早在1968年就出版的名著《物体系》中，就指出过“消费的对象，并非物质性的物品和产品：它们只是需要和满足的对象。我们过去只是在购买、拥有、享受、花费——然而那时我们并不是在‘消费’。原始的节庆、封建领主的浪费、19世纪布尔乔亚的奢华，都不是消费……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它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消费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实践，也不是‘丰产’的现象学。它的定义，不在于我们所消化的食物、不在于我们身上穿的衣服、不在于我们使用的汽车、也不在于影像和讯息的口腔或视觉实质，而是在于，把所有以上这些元素组织为有表达意义功能的实质；它是一个虚拟的全体，其中所有的物品和讯息，由这时开始，构成了一个多少逻辑一致的论述。如果消费这个字眼要有意义，那么它便是一种记号的系统化操控活动”。(鲍德里亚：《物体系》，林志明译，台湾时报出版社，1997年，第22l、222页)

鲍德里亚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了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它既被指涉又是缺席的，既被包括又被排除——在物品构成的系列中，自我消费的是关系的理念。因而，消费行为应该被看成是一种非物质性的实践。这种消费行为已经不是一种单纯的和满足需求的“被动”程序，而是一种“主动”的关系模式。这不仅仅是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与集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系统性的活动和全面性的回应。正是在这一消费之上，文化体系的整体才得以建立。在此，我们重又回到了文化研究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对当代日常生活的侵袭，并不是在抽象的理论层面上实现的，而是通过兼具市场和观念两大特征的大众文化潜移默化地渗透的。大众文化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最具扩张性的产业，另一方面也是消费主义观念最积极、最有效的推广机制。可以说，消费主义原则起主导作用的社会，必然同时是大众媒体与大众文化起主导的社会。在当代社会中，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不再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获取信息，而是坐在家里让电视把社会生活的画面直接送到眼前，消费社会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媒体社会。的确，没有任何其他一种媒体像电视这样充斥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情景戏剧、体育运动、谋杀案审理、快餐商业广告、遥远地方发生的战争等都通过电视源源不断地进入我们的家庭。电视渗透的面是如此之广，影响又是如此之深，它对于我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当代大众文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和社会生活空间，并且极大地改变了当今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当代社会中的读者、听众、观众或者社会学意义上的受众和大众实际上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所造就的，因为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经验加以一体化，从而强化了大众化一体化的进程。更为重要的是，当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型塑大众的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直接把大众塑造为一种鲍德里亚意义上的“黑洞”，塑造为一种漠不关心的“沉默的多数”，大众接收各种各样的传媒内容时，只是为了获得其中的娱乐性场面，从而进一步消除了传媒资讯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迎合着大众的心理，通过娱乐性的“狂欢文化”场面“复制”着大众的口味、兴趣、幻想和生活方式，从而传媒的操纵实际上是从外部强加了大众的意识。

全球化与消费主义在促成大众文化急剧扩展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如同鲍德里亚所说，如果在传统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表现为知识分子是主动的观念传播者和灌输者，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的话；那么，在大众文化与传媒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中，大众与知识分子的对立则表现为大众不再同知识分子相关，大众以“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知识分子的统治企图。显然，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在整合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针对自身的批判机制。

当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内在联系也就更为明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沙朗·佐京认为人类生活不是简单地运作于城市之中和城市之上，而是很大程度上也从城市发源，从城市生活复杂的特殊性和激发点上发源。如果说主流的社会科学视野和正统的科学社会主义在阐释人类历史和社会时，已经日趋忽视这些空间特殊性的解码性潜力，那么现在则到了把这“隐没的维度”带回到画面上的时候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沙朗·佐京提出了“谁的文化?谁的城市?”的问题。她认为文化同样是控制城市空间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文化同时也是由社会差别与城市恐惧引起的冲突的一个更为明显的场所。“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则认为，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这一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制造地理”的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因此，在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型塑我们思想的文化观念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作为相当对立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虽然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与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但“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独特的视角与研究方法，无疑已经成为了当代人文社会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的组成部分。正是基于都市问题与文化问题的内在联系，我们才将本翻译丛书命名为《都市与文化译丛》。这是一套以介绍“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成果为目的的翻译丛书，它同时也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出版计划的组成部分。这个完整的出版计划将分为三个部分：一是本套“都市与文化译丛”，一是“都市与文化丛刊”，目前已经出版了三期，它以发表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论文和译文为主，其中部分译文是本译丛的一些先期成果。另外在时间与条件成熟的时候，我们还将推出“都市与文化论丛”，将主要发表关注以本土问题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成果。希望这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计划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都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工作。

包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