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严肃又严谨的书，一本厚重且沉重的书。读着书中这并不遥远的人民公社的“故事”，令人不禁顿生沧海桑田的感喟。

纪实性的叙述笔法，使这本书能引人入胜地读下去，但它却没有某些“纪实文学”那样的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作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分析是理性的，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亢奋的情绪化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饰，也不曲意躲闪更不违心涂抹，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叙述、解析历史，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人民公社历史的纪实著作。

本书所叙述的人民公社的历史，是20世纪中国乃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凝重的一幕。

作者是职业记者，为完成此书耗时七年。书中以人民公社二十七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中心，真实地记录了人民公社产生、发展、终结的过程，描绘了人民公社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通过农村的历史透视当代中国的历史，通过农村的改革透视社会主义运动的改革，并作出颇有见地的分析。

序幕 千年一梦／001

第一章 风起青萍末／009

小岗寒夜——二十位农民的契约文书是否赝品——中南海关于人民公社制度的争论一农村两亿人食不果腹——无力回天的陈庭元终于大彻大悟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030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第三章 大梦谁先觉／074

五万个人民公社为城里人提供了多少食物——几百万农民乞讨为生——“三年决战”与安徽“六条”——“真理标准”讨论对人民公社的影响——“责任制”：一个持续时间最长含义变化最多的概念——凤阳的“四级所有”

第四章 一步一回头／095

1978年12月13日：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新六十条”在同一天通过——省委书记的迂回战术——中国的改革从改变人民公社制度入手

第五章 从昔阳到凤阳／113

“张浩事件”——陈永贵的辉煌与黯淡——“要吃米，找万里”——“包产到组”：向人民公社制度的挑战——尊重农民的选择

第六章 相持不下的日子里／148

从“包产到组”到“包产到户”——三个不怕死的县委书记——张世贤和迟世光为何未能成为英雄——人民公社最后的意识形态屏障——人民公社在九个贫困省区开始瓦解

第七章 公社精神的破产／177

昔阳的欺世盗名昭揭于众——经济问题缘何演变成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与人民公社制度——“学大寨”：号令六亿农民的政治旗帜黯然失色——公社精神永远不会再放光彩

第八章余 韵缭绕／209

“切三刀”：关于“包产到户”的折中方案——秋后算账：人民公社不如包产到组，包产到组不如包产到户——1982年第一天，中共中央再次颁布关于农村的新文件——人民公社失败原因的种种分析——人民公社最后的解体

后记／242

主要参考书目／244

再版后记／247

第二章 照过去方针办

合作化中的“大同梦”——邓子恢被批判，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中国农业史上对合作化最具威胁力量的事件——“包产到户”的首次出现——人民公社在“大跃进”中诞生——“六十条”：人民公社第一个成熟的制度——三年“自然灾害”的悲剧——“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包产到户”使四百万人受牵连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辞，生前留给他的接班人一纸手谕：照过去方针办。对于这几个字的可靠性，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并且成为“四人帮”最终覆灭的重大缘由。但是，此后争执非但没有在这里结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着问题的实质延伸进去。冲突处处可见，且日益强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经尖锐得无法调和。

治理我们庞大的国家，在毛泽东以往的方针，一向以农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为主要的环节。这一环节在50年代初期肇始，60年代最后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经济的事实来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经济，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识、人的劳动以及人的劳动所得。这一原则，当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的时候，就已初露峥嵘，多少年来的一意经营，更成为一种强大的力量。没有证据表明毛泽东是一个迷信的人，但是他对于人民公社制度的笃信不疑，却能达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时，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讲述农民举办合作社的报告当中，十一天闭门不出，夜不成寐，其兴高采烈竟然超过了1949年他本人开进北平城以及全国解放的时候。若干年后，大跃进导致了经济崩溃，饥荒在城市和乡村到处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败象，举国一片混乱，狂澜待挽。毛泽东此时派他手下众官员分管各行各业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业的恢复，李先念制定财经的方针，陆定一处理文艺问题，彭真掌管教育，并命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则南下广州，一住月余，对京城发生的一切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只一心拟出六十条新的方针，来挽救人民公社。

那时候的毛泽东，在满腔的豪情壮志中还充满着兢兢业业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们的国家化作一张天下最白最大的纸，在上面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另外一方面也能对属下提出的种种务实建议抱以充分的诚意，还能表现出虚怀纳谏的明君风范。当他开始策划在乡下推进合作化的时候，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就认为这样的进程应当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难以维持的那部分应予解散。毛居然能够表示支持，而且还坚决地认为邓的收缩方针应当更加彻底，也就是将合作化的进程“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个历史中，这种上下一心的励精图治极为罕有，仅仅出现在1955年的那个早春，即当日储安平所说“一个健全的国家”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一段短暂时间里。

邓子恢在受到鼓励之后，迅速地开始了他称之为“收缩”的行动。这时候乡下已经建立起大约六十七万个合作社，每七户农民当中就有一户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强迫、威胁和惩罚的办法逼使农民人社的事情广泛存在。新的集体勉强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撑，人心飘摇，已陆续出现退社散伙的风潮。邓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转，则集体化之大政将有流产之虞，甚至共产党在农民中间的信誉也将瓦解。正因为如此，行动也就势如破竹，先由危机最甚的山东、河北、浙江三省展开，又以浙江首当其冲。这是因为，根据中央书记处一位副处长的调查认定，浙江迄今为止的五万零九百五十个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强迫命令”的结果。当地党的最高领导人江华也承认那里迫使农民合作的严重程度为“全国第一”。是年3月25日，邓子恢电令浙江将合作社收缩。其电文说，农村紧张状况仍在延续，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合作社发展过于猛烈，步子过大过急，乃是促成此种紧张的重要因素。所以应主动地有领导地将合作社分散为互助组，或任由农民单干经营，不要勉强维持。

人人皆知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乃是共产党执政后最重要的步骤，其中寄托了无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邓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责其偏失，已经埋藏了自己悲剧性的结局，然而他还不适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说成是“连滚带爬往前进，擦屁股越擦屎越多”，还表现出一副急于要擦屁股的样子。他在电文的最后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万个就已经是极大的收获。这等于明显地暗示，应当解散的合作社至少为两万零九百五十个。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邓派出他的秘书长杜润生前往浙江加以解释和监督。根据杜后来的回忆，他是尽心竭力地执行了邓子恢的指示，批评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味追求农民的合作，而于“战术上缺乏准备”，因之“必须赶快下马”。两个月后，邓子恢对所有的合作社重新加以计算，结果证明他的收缩方针已经促使两万六千个合作社解散，其中杜润生参与的浙江减少了一万五千六百零七个，其余一万一千个大致为山东、河北两省所属。

毫无疑问，在邓子恢的眼里，危机终于缓和，乡下这个大屁股上也终于干净了一点。可是，在这种稍稍安定下来的气氛中，毛泽东忽然改变了主意。他不再信任邓子恢的判断，决定亲赴乡村以求得自己的见闻。这时候乡下刚刚迎来春天，麦子郁郁葱葱，农民兴高采烈，干部都说农业社“好得很”，粮食也不像邓子恢说的那样人不敷出，哪里又有什么“合作社办不下去”的事情？这一切均为毛泽东目睹耳闻，看来邓子恢即便不是有意说谎，也是在传播谣言，说他“发谣风”是不会冤枉他的。多年以后，研究农业历史的人们大都把毛邓的这一段纠葛视为一个重大事件，指责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处置不当，最终导致了农村合作化进程不合时宜地加快速度。但是他们都忽视了一件事情，令毛泽东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彻底改变初衷，竟是因为他本人身体力行了自己“没有调查就投有发言权”的训诫。他依据常理，以为既是目睹耳闻就一定掌握了事实的真相，殊不知他的属下以及地方的官员，也会用种种虚情伪事欺君媚俗。在当代中国历史中，这是用虚假事实欺下瞒上，致使党的方针误人歧途的首次记录。欺下瞒上真伪不辨的先例一开，日后还要层出不穷，而我们的制度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此加以遏制。

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即召邓子恢于中南海颐年堂相见。他对自己所谓深入实际的调查结果深信不疑，对邓大批解散合作社的行动发出严厉警告。换了另外一个人，这时候定会颔首接受，至少也要将自己的意见收拾起来韬光养晦。可是邓子恢为人刚烈，不肯妥协。他坚持在1955年剩下的时间里面，只能再增加三十五万个合作社，而不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六十五万个。这一年的整个夏季，为了“少三十万”还是“多三十万”这件事情，他与毛泽东争吵不休。他坚持党的最初设想，说用十五年的时间来实现合作化已经不错。而毛泽东此时认定，“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高潮就要到来”，所以对于邓的想法“要用大炮轰”。言语冲突之中，邓再次使用尖刻的口吻说道，“连滚带爬地前进，就会要擦屁股，而且越擦屎越多”。毛泽东这时发现不能再用讨论的办法说服他的这位农业助手，于是决定行使他的权威。

7月31日，他把全部省市区党的书记们集合在一起，将他与邓子恢的争端公之于众。他反唇相讥，说邓子恢“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邓子恢试图作最后挣扎。他争辩说合作社的发展必须符合客观条件能够允许的程度，比如规模大小，干部强弱。可是毛泽东已经失去了与他讨论的耐心，他狠狠地教训这位一味追究客观条件的下属，给合作化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迫于此种情势，邓唯有屈服一途。大约两个月后，毛泽东在全体中央委员的会议上，宣布他与邓之间发生的是“一场很大的辩论”。邓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二百四十八位中央委员，包括邓子恢本人，现在全部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义正辞严地历数邓的错误。

在这一场悲剧性的冲突中，没有人是胜利者。邓子恢固然落败，从此成了众矢之的，其“小脚女人”的名声也遍于全国，在经历了无数折辱之后默默死去。所有在当初抱有和邓同样倾向的高级官员，诸如副总理兼计委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建委主任薄一波、农业部长廖鲁言，均纷纷检讨自己的保守。这件事情还牵涉到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因为邓的“收缩方针”曾经取得他的批准。仅仅这一点也就足够使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承认“没有认真地研究这时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达到了目的，但是他却开创了用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批判来打击不同意见者的先例。二十七年以后，薄一波还能想起这次批判，说这是导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若将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部考虑在内，也可以认为，毛泽东正是从这时候起，开始了他失误的历程。

P30-33

收在这里的文字，叙述了1978年至今我们国家的变化和冲突，牵涉到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巨细交织，贵贱混杂，都是真人真事，没有虚构。我虽掺杂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但也是眼见耳闻，有感而发。原是九个单行本，陆续印行，现在依原版集中重排，共九卷，没有增删，只是顺序稍有更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交锋》和《呼喊》这两本，是和我的同事马立诚合著。他设计了《交锋》全书的构架，并且撰写了其中第一、第二部分，因此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他也是《呼喊》卷三和卷四的撰写者。这两本书当时影响很大，争议也很大，这都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如果没有马立诚，就不会有这两本书。

很多人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本书，这问题不好回答。每一次写作都是牵肠挂肚。作品好比儿女，手心手背都是肉。当然这是夹杂了个人情感，倘若平心而论，哪能没有高下呢！单说技巧，我想最为洒脱开放、也能代表我的写作追求的，应当是《变化》。在这之前，《沉浮》属于典型的时政文字，《交锋》和《呼喊》也是。我对塞满主流报刊上的、人云亦云、套话连篇、完全没有独立精神的文章，不能接受，想要另辟新途，所以这些文字的品格与流行的时政文章截然不同。在这之后的《追随智慧》、《联想风云》、《成长》、《中国的新革命》，是在试图开拓当代中国商业史的写作空间，从政治和文化的立场来叙述经济技术，又以大历史的眼光来衡量瞬间。可是要说在写作方面更进一步，自《变化》之后，便觉得非常困难。

《历史不再徘徊》有些特别。有人认为它是我的“巅峰之作”，其实说它是我的“处女作”更接近事实。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我现在仍很怀念二十年前写这本书的情形，尽管精神上备觉沉重，可是心境特别纯粹，因之能够淋漓挥洒，话也说得痛快。我为这本书耗时七年，终于完成的那个下午，我离开都市的喧嚣，来到城郊一处荒野的山坡，盘腿坐在一棵老松树下，品味着摆脱压抑的喜悦，心里有某种激情沸腾起来。那一天天空特别清澈，阳光渐渐柔和，从背后照过来，经过我面前的草地伸向远方。我能够看到天地之间的那条线，一条金色的地平线，发出迷人的光彩。我感觉到未来之路清晰可见，伸出手去可以触摸。我对自己说：“你知道该怎样度过自己的后半生了。”那时候我已年过四十，觉悟得太晚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庆幸当时的选择。对我来说，《历史不再徘徊》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把我引向一片新大陆。

这些年公开的舆论总说我是作家，但我更愿意别人当我是记者。不是因为记者比作家好，而是因为记者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进了这圈子的人，不论贤愚优劣，都叫记者。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这是事实，无关好恶。

我从1978年开始做记者，迄今三十年。这一过程刚好和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重合在一起。当初立志于斯，满腔热血，信奉秉笔直书，言无不尽。好像新闻学的教科书也是这样教我的。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左冲右突，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既奋勇，又盲目。后来经历种种希望和失望、欢乐与悲伤，这才知道，这个圈子里充满了名利的诱惑，也有绵绵不绝的压力、磨难和寂寞。想要守住自己崇奉的信念和品格，不可稍有更动，实在不易。我对那些冠冕堂皇的褒贬并不介意，但是来自民间的喜怒哀乐却能激起我的写作冲动。我想告诉读者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我相信历史上一切民族的重大进步都有一个共同处，就是这些国家的人民能够认真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我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写下来。我一页一页地写，一本一本地出版。我想用自己的写作证明，记者是可以不拘一格的，记者是可以拥有独立精神的，记者是可以不用追随权贵的，记者是可以说真话的，记者是对公众负有责任负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个行当是可以受人尊重的。记者不仅是瞬间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现在我可以说，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做的事。我在写作中感受着无穷的激情、智慧和快乐，也因为尽了力而稍觉心安。  然则回想多年的写作体验，并不能让我满足。它给我留下太多的遗憾。我有太多的故事留在腹中，不能吐出；有太多的话已经吐出来，又不得不咽回去。由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今生是否还能拿起笔来。有时候我设想，如果有来世，我是不是还会做记者？回答是：会！我祈祷，到那时候，能够弥补今生的遗憾！

我要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字汇集起来再行出版。我要感谢在过去岁月里为印行我的书而殚精竭虑、甚至遭遇巨大压力的所有编者、出版社和经销商。我要感谢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同事们，我和他们在一起度过了我职业生涯中最富有激情和灵感的一段时光。我要感谢那些对我持有强烈批判立场的人，他们让我学会了倾听、理解和宽容。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赵晓东，她始终都是我的作品的第一读者和不留姓名的编校者。在我深陷压力之日，是她让我坚强；在我面对赞美之时，是她让我从容。我要感谢所有那些支持我、喜欢我、接受我和批评我的读者们。在过去这些年里，因为有了他们，我的生命才变得更精彩、向上、充满阳光。他们是我能够坚持到今天的力量源泉。现在我怀着感恩的心情向读者送上我的真诚和我的书，诚惶诚恐地等待读者的评判。对我来说，我的上帝不是任何一个有权有钱有势力的人。我的上帝是读者。永远都是！

凌志军

2008年4月20日

本书初版一万册于1996年1月付印，并于6月发行。最近，责任编辑李春林来电话，说要将此书再版。

较之第一版，现在的这本书作了一些修订。大部分是文字方面的错误，包括错别字以及用词的不严谨。也有些是事实细节及时问顺序方面的错误。现在有机会修正这些错误，在我是一种幸运。至于书中基本脉络、事实和观点，均一仍原议。

感谢读者的厚爱。我知道今天的读书人大都居住在城里，与乡下较少直接联系，所以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倾心于这段出自农村和农民的历史。

也感谢所有对本书第一版提出意见的人，包括周瑞金、姚力文、吴长生、张广友、章世鸿和马立诚。尤其感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惠、韩钢。作为党史研究方面的专家，他们给予本书以充分的肯定，打消了我对自己工作最后的疑虑，他们提出了十九条修正意见，使我有可能将一些史实表述得更加准确。

作者

1997年5月20日于上海

在中国做记者和财经写作者，要找研究型的榜样，首选是凌志军。对上世纪90年代的细微观察和评论，我没有看到比他更好的人了。

——吴晓波(著名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凌志军作为中国政论写作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已经成为不是谦辞可以推却的事实。

——《人物》杂志

凌志军先生以诚实的态度让政论诚实地走进公众，影响着那些必将影响中国未来的年轻人。我们相信，他业已“尽可能地向读者说了心里想要说的话”，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诚实的大勇之气。

——《南风窗》杂志1993年“年度人物奖”颁奖

凌志军的选材多带有前沿性，他是属于使命感和责任感很强的新闻工作者。

——《凤凰周刊》

凌志军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界有独特价值的一个作家。凌志军的最大的价值在他的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凌志军的著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历史价值。

—一杨浪(财讯传媒集团<seec>副总裁)

读一些外国记者写的专著，常让我感叹：当下的中国记者有几个肯吃这样的苦、下这样大的力、有这样深的底子、能写出类似的书来呢？然而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的《历史不再徘徊》证明了中国并非无人。这本记述人民公社盛衰史的书，用无数珍贵的史料，勾画出那段悲壮的、悲哀的、悲痛的历史，那段我们不该忘记的历史。读过它你就知道，这位记者的使命感、勇气和踏实严谨、埋头做事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

——《中国青年报》

这是一本严肃又严谨的书，一本厚重且沉重的书。读着书中这并不遥远的人民公社的“故事”，令人不禁顿生沧海桑田的感喟。

纪实性的叙述笔法，使这本书能引人入胜地读下去，但它却没有某些“纪实文学”那样的虚张声势、华而不实。作者的叙述是客观的，分析是理性的，没有那种令人生厌的亢奋的情绪化色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直笔，不为尊者讳，不为贤者饰，也不曲意躲闪更不违心涂抹，努力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叙述、解析历史，这确实是很可贵的。

——《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