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格罗斯曼编写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精）》是苏联赫鲁晓夫时期的一部禁书。小说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中轴，以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活动为主线，描绘出从前线到后方、从战前到战后、从城市到乡村、从高层到基层、从莫斯科到柏林、从希特勒的集中营到斯大林的劳改营……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正因为作家有敏锐的目光、无所畏惧的胆量和深厚的功力，他所描绘的画卷是真实的。评论者称本书是当代的《战争与和平》，就是说，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样，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真实的当代社会生活画卷。

瓦西里·格罗斯曼编写的长篇小说《生存与命运（精）》围绕斯大林格勒战役展开的历史小说，以托尔斯泰式的格局和契诃夫式的笔触，讲述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遭际，全景展现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社会生活，并且深入到了入类社会“腹地中的腹地”——希特勒的灭绝营和斯大林的古拉格……

通过众多人物在战争和极权双重碾压之下的悲惨命运，格罗斯曼揭示出那块土地满载的失落与悲怆，以及人民的恐惧与希望。这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最大的遗珠之憾，更是应该被人类长久记忆的伟大著作。

译者序 / 严永兴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1

雾霭笼罩着大地。公路旁边的高压电线上，不时闪烁着汽车灯的反光。

明明是无雨的天色，但黎明时分的大地却变得潮湿起来，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亮起时，湿漉漉的柏油路面便隐约呈现一个微微发红的斑点。人们在几公里以外就感觉得到集中营的气息，因为通向这里的电线、公路和铁路愈来愈密集。这是由一排排火柴盒似的棚屋整齐排列的区域，棚屋之间形成一条条笔直的通道，上面是秋季的天空，地面上大雾蒙蒙。

远方传来漫长而低沉的汽笛声。

这条公路紧靠着铁路，一队汽车满载纸袋包装的水泥在公路上疾驰，有时几乎与长长的载货军用列车同速行驶。身穿军大衣的汽车司机们从不回头望一眼并排行驶的列车车厢，也不曾留意车厢里人们灰白的面孔。

浓雾中显现出一道道架在钢筋混凝土柱子上的铁丝网，这便是集中营的围栏。一座座棚屋排列成行，形成宽阔平直的街道。这些样式单调的棚屋，透着这座庞大集中营的惨无人道。

在上百万座俄罗斯木屋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座完全相同的木屋。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不可重复的，难以想象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两株完全相同的野蔷薇……在那些企图以暴力抹杀生命独特性的地方，生命便逐渐衰亡。

头发花白的火车司机用一只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从身旁闪过的一根根混凝土柱子，安装着旋转探照灯的高高的塔架和一座座混凝土岗楼，岗楼上亮着一盏镶着玻璃罩的电灯，隐隐能看见一名卫兵站在旋转式机枪旁边。火车司机向助理递了个眼色，机车立刻发出警告信号。一座亮着电灯的岗亭闪过，只见一队汽车停在放下的条纹栏木前，禁止通行的交通信号灯照射着，如瞪着火红的牛眼。

远处传来汽笛声，列车迎面驶来。火车司机对助理说：“这是楚克尔，我听这大嗓门就知道是他来了。他刚刚卸了货，现在空车驶往慕尼黑。”

空空的列车轰轰隆隆地迎面驶来，从开往集中营的军用列车旁边驶过。撕碎的空气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车厢之间的灰暗空隙闪烁着，忽然间，支离破碎的空间和秋日早晨的亮光又融成一片，形成一幅徐徐奔跑的画面。

助理司机从衣袋里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脏兮兮的面颊。火车司机向助理打了个手势，示意要用一下他的小镜子。

助理司机用激动的声音说：“喂，阿普菲尔同志，请相信我，要不是给车厢消毒，我们可以赶回来吃午饭，绝不会拖到凌晨四点钟才回来，弄得筋疲力尽。好像在我们车站就不能消毒一样。”

人们没完没了地谈论消毒，老头儿有些厌烦。

“拉一下长笛。”他说，“不准我们进备用站台，就直接驶进卸货总站吧。”

2

在这座德国集中营里，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莫斯托夫斯科伊的外语自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真正派上了用场。战前他住在列宁格勒，很少有机会同外国人交谈。现在，他回忆起在伦敦和瑞士侨居的年代，那时他同外国革命家过从甚密，经常用欧洲许多国家的语言聊天、争论、唱歌。

住邻床的意大利神父加丁告诉他，这座集中营里关押着五十六个不同民族的囚犯。

数万人居住在这座集中营的牢房里，他们有着同样的脸色，同样的衣着，同样的命运，走路时发出同样的沙沙的脚步声，喝着用俄国囚犯们称之为“鱼眼”的人造西米和冬油菜做的同样的稀汤。

集中营的头头们按照编号和缝在衣服上的布条的颜色来区分不同类的犯人：红布条的是政治犯，黑布条的是怠工者，绿布条的是小偷和撬门贼。

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相互交谈，但相同的命运将他们系在了一起。分子物理学家和古文献专家，同意大利农民和不会签自己名字的克罗地亚牧民睡在相邻的简易板床上。当年天天向厨师订早餐、常因胃口不好让女管家大为不安的人，同天天吃腌鳕鱼的人一起去上工。他们穿着嗒嗒作响的木底鞋，以忧郁的目光张望着，看挑桶送饭的来了没有。

虽说这些囚犯出身不同，但他们的遭遇却有一些相似之处。当他们头脑里出现往昔生活的幻觉时，不知是联想到了尘土飞扬的意大利公路旁的小花园、北海阴郁的喧嚣声，还是博布鲁伊斯克市郊的干部宿舍里橘黄色的纸制灯罩，所有囚犯都觉得自己往昔的生活是美好的。

囚犯进入集中营之前的生活越苦，就越热衷于吹牛。

他们吹牛并不是为了骗人，而是为了颂扬自由：集中营外面的人无疑是幸福的……

在战前，这是一座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

于是出现了一种由国家社会主义制造的新型政治犯——不曾犯罪的罪犯。

许多人被关进这座集中营，是因为同朋友谈话时批评了希特勒的制度，或者说了一个带政治内容的笑话。他们既没有发传单，也没有加入秘密政党。他们的罪名是——有可能进行这些活动。

P3－5

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严永兴

今天，当一个新世纪来临之际，回首二十世纪，人们不禁赞＿叹：那是人类文明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但是，不能忘记，二十世纪亦是灾魔肆虐、战火频仍的世纪。

半个多世纪前一场惨绝人寰的法西斯战争，以史无前例的规模，令全世界生灵涂炭，社稷丘墟。但经受巨大创伤和苦难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屈不挠，奋起抗击，经历上千个日日夜夜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史学家们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功彪青史、名垂千古的不朽业绩，文学家们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个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动人故事。

一如十九世纪拿破仑的一场侵俄战争，使托尔斯泰日后创作出不朽名著《战争与和平》，二十世纪的一场卫国战争，亦使托尔斯泰的后人们在反法西斯战争这片混合着爱与恨、血与泪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引起千万读者心灵上的强烈震颤和共鸣，亦造就了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

二战后苏联战争文学的辉煌，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这场长达1481天、牺牲2700万人的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心灵创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痛，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业绩，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胜利喜悦，苏联每个家庭都曾经历过，都给他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原野犹应厌膏血，风云长遣动心魂”，一部优秀之作足以打开他们的心扉，引起强烈的共鸣。

对作家们来说，四年的战争，残酷血腥而富悲壮正义，征战乱离更添酣歌芳菲，这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战争使人置身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去经受生与死、灵与肉的严酷考验。战争中有统帅、英雄、勇士，亦会有暴君、庸官、懦夫、逃兵和叛徒。战争中既有平凡枯燥的日常生活，也有最广阔的舞台，最雄壮的场面和最富智慧的军事谋略、外交斗争、谍海风云。因此，作家若能恰当把握战争中的各种细节、事件和人物，若能将战争与和平、人性与兽性、宽容与暴戾、爱与恨、生与死、善与恶等诸如此类的永恒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便可以落笔惊风雷，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催人泪下，发人深省。

不过，苏联作家中，除了庸才和天才，还有一种不安分者，他们除了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和风格，寻求新的艺术视角，探索与内容相适应的艺术表现手法外，还想去挖掘人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力量，去探索战争本身所包含的道德内涵和人道主义力量。说白了，就是去做本该由文艺学家、哲学家、军事家、战争史家来做的事情：探索人面对屠杀和死亡时的复杂心理，探讨战争初期苏军一溃千里的社会历史原因，追究谁该承担战争失利的责任，以及非英雄化、极权主义、社会主义的未来道路等严肃而敏感的政治问题。  但是，他们似乎忘了，在苏联，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文艺作品固然离不开政治，然而有时却是必须退避三舍的。否则，突然不知哪句话讲错了，或者什么地方有违政策，立刻就会被一群批评家甚或意识形态的主管按倒在地，打得皮开肉绽。显然，战争题材的作品在官方眼里，不单是文艺作品，更是弘扬军事爱国主义、以英雄人物教育下一代、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武器。因此，表面上看，战争文学像是一艘豪华巨轮，可掌舵的并非文人。战争文学不能自由自在游弋在辽阔的文学海洋，而是被迫驶入一条狭窄的航道。它亦像一棵碧绿葱茏的参天大树，不过常常会有园丁来给它修枝，东修西剪，修剪得那些不安分者没了脾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行荆棘。但亦有“修”成正果者，他们不追慕虚名浮利，对时髦不趋之若鹜，不看别人的脸色，甚至置身家性命于不顾，以自己的文化意识和独立人格写作，用思辨剖析战争，以理性面对政治，将文学看作人学，终于成就超凡脱俗的战争名篇，觅得生命、人道、人性的真谛。格罗斯曼的巨著《生存与命运》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在中国几乎是个陌生的名字，他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只小四岁，名气却比奥氏小多了。不过论才气和作品的艺术水平、思想深度，格罗斯曼则不知要高出几许。

格罗斯曼1905年生于受犹太文化影响极深的乌克兰的别尔季切夫，母亲为犹太人。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毕业后他在著名的顿巴斯矿区任工程师。1932年他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格柳卡乌夫》寄给高尔基，征求大师意见，很快便收到高尔基的回信。高尔基指出，他必须克服描写顿巴斯矿工日常生活和工作上的自然主义，删除多余的情节，更合理地组织素材。格罗斯曼似乎茅塞顿开，花费一年工夫进行修改，1934年这部中篇小说在《文学顿巴斯》上发表。同年，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在《文学报》上发表，高尔基读到后，邀他见面。格罗斯曼回忆道，这次会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今后的生活道路。

……

格罗斯曼通过他们的谈话，概括表达出他关于生命与暴力、自由与奴役的形而上思考：

自由是生命的基本原则。这里有一条界限——自由与奴役、无生命物质与生命……整个有生命世界的进化是从自由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运动。这便是有生命形式进化的本质。

人死了，从自由的世界来到奴隶的王国。生命便是自由，因此死亡便是自由的逐渐消亡。生命只有当人作为一个世界存在时才能产生幸福和自由。

评论家鲍恰罗夫认为，必须对这场谈话进行仔细而从容不迫的研读，“以便认识到格罗斯曼是何等深刻地理解了作为整个生命，尤其是人类生命必要属性的自由的实质”。

生命就是自由！

可以看出，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中所要表现的，并非单纯的善与恶、生与死的问题，而是自由与暴力的抗争。突然落在犹太人和战俘们身上的并非厄运，而是法西斯的暴力。千百万人在法西斯暴力下的死亡，更激起苏联人民抗击暴力、争取自由、打败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

在作品结尾，一对不知名的夫妇携手来到林中，格罗斯曼写道：在凉爽的半昏暗中，在雪地下，躺着逝去的生活，躺着强壮的和瘦弱的、勇敢的和胆怯的、幸福的和不幸的人们。但是，在林中的严寒中，比在被太阳照耀的平原上，更强烈地感受到春意。在无言的寂静中，听到了对死者的哀号和对生活的猛烈的喜悦……

这是一个对未来的生活和命运、对自由和幸福充满憧憬和向往的结尾。逝者如斯夫，人的生命真是短暂。多少人物，伟大的和平凡的，幸福的和不幸的，都已逝去，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和争取幸福的精神是不朽的。

战后，苏联人民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他们等得实在太久太苦，每个领导人上台都曾燃起他们一分新的希望和憧憬。但是，青山依旧，他们曾用血肉捍卫过的强大的苏联已然解体。

夜阑人静，仰望星空，我默默祝愿俄罗斯人民将盼来柳暗花明的明天，我亦为格罗斯曼祈祷，不知他的灵魂是否已在天国觅到归宿。

《生存与命运》遮蔽了当今西方世界几乎所有能被认真对待的小说。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人文主义文学评论大师）

正如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生存与命运》让人压抑沉重，它无所畏惧，真实地展示了人类所能造就的恶果，以及我们在厄难中所能成就的辉煌。一本伟大的书，一部文学的杰作，一部只有俄罗斯人才能写出的著作！

——约瑟夫·爱泼斯坦（Joseph Epstein，美国作家、文化评论家，《美国学者》资深编辑）

对于不仅已从我们所经历的恐惧里走出，并且也已从我们关于那恐惧的记忆中走出的今天与明天的广大读者来说，《生存与命运》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格罗斯曼留下了一部将为人类长久记忆的书。

——列夫·安宁斯基（Lev Anninsky，俄罗斯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