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瑞著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详尽地描述了笃庄这一代兄弟姐妹，在“文革”暴风雨过后的复苏与渐入佳境。但他们毕竟已经耗尽了自己可能大有作为的鼎盛春秋，平反复出虽然焕发出工作激情与才智挥洒，毕竟如同已逾季节的花朵，尽管光彩照人但却迅速凋谢。本书的未来瞩望于他们的子女以及正在茁壮成长的第三代。

周锡瑞著的《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主要讲述了中国百年历史中一个家庭的变迁，从晚清到“文革”结束，把整个国家史诗般的记述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叶家人的生活显示了决定现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的人性化的一面：19世纪大规模的破坏性叛乱，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

推荐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第一部分 封建帝国时期

 （一）逃避长毛

 （二）寻根

 （三）家人父子

 （四）内乱

 （五）晚清的官场生活

 （六）转变的时代

第二部分 中华民国

 （七）投身津门商界

 （八）长于津门

 （九）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生活

 （十）连天烽火

第三部分 1949年以后

 （十一）新中国的家庭生活

 （十二）鲜花与毒草

 （十三）文化大革命

结语

 暴风雨过后

（一）逃避长毛

1852 年，叶坤厚返乡葬母。这位孝子年届五十，正处于官场得意的黄金时期，他当时在河南任职。通过抗洪和打击强盗、平息寇乱，成为一名杰出的地方官员，曾经前往京师觐见皇帝—这是多么令人敬畏的场合—受到赞誉，皇帝称赞他工作勤勉。但依据封建帝国的礼教习俗和儒家思想的训诫，父母过世，为官的子嗣应当辞官回家，丁忧三年。于是他回到家乡安庆，与兄弟们一起为母亲守孝。

安庆在长江北岸，距上海约六百公里。在19 世纪中叶，这里是安徽省的省会。安徽是一个较新的省份，1662 年才从江南省分离出来，其名“安徽”来自于省内最大的两个府—安庆和徽州。徽州位于长江南岸，是有名的商贾之乡。像其他的中国省会城市一样，安庆有坚固的砖面城墙围着，但是城内的面积只有约一平方英里（相当于2.5 平方公里）。其人口大约有七万，是中国最小的省会城市之一。在这一带，沿江的商业活动集中在下游的芜湖港口，而安庆主要是政治中心，这也是像叶坤厚这样的士绅和他的兄弟们离开先辈们居住的村庄而搬迁到安庆的原因之一。在这里，更接近官府，他们能享受到城市生活带来的便利：书店、茶馆、古董店，风景秀丽的寺庙和凉亭，而且也有同样身份的人可以往来。根据一位20 世纪早期的传教士的描述，城内大约四分之一的面积都是各种公共设施：府衙、书院、监狱，还有寺庙。据他的描述，安庆是一个“非常慵懒、保守，生活非常舒适的地方”。

在正常情况下，安庆可能是慵懒的，生活舒适的，但在19 世纪中叶，安庆则非常态。事实上，叶坤厚一回到安庆，整个城市就受到沿江而下的大规模武装内乱的兵舰的围困。这就是太平军，以一种类似基督教的狂热的宗教热情（洪秀全将自己想象成了耶稣的弟弟）和对当时满族统治阶层的极度仇恨激励士气。内乱历时十年有余，对中国中部破坏严重，几千万人惨遭杀戮，毁坏程度空前。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分水岭，也是长久以来的积怨所致。

满族建立的王朝名为清朝，自1644 年起统治中国。在清朝的前两个世纪，整个国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国家长期太平，从新大陆传入了粮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和甘薯）和经济作物（棉花、花生、油菜籽、芝麻），丝绸和手工棉纺织品大量生产；谷类作物交易活跃，政府的粮仓为老百姓提供了安全保障，所有这些都为繁荣昌盛提供了基础。收成不好时政府积极赈灾，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不用挨饿，衣服相对便宜而且到处可以买到，年轻男子有能力成婚、养家。这种繁荣的结果使中国人口在这一时期增至原来的三倍，接近四亿五千万人。人口增长在一开始是繁荣的表现，但最终将会成为一种负担。清政府没能跟得上这种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1712 年颁布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将至关重要的土地税收固定化，即使增加人口也不再增加税收，所以政府收入受到相应限制。腐败蔓延，官员不能解决问题时便将其掩盖，隐匿不报。堤坝和水利设施未能及时维护，致使水患频发，势态严重。到了19 世纪，各地粮仓问题频出：仓库漏雨，粮食腐烂，官员谎报情状，这样，政府应对饥荒的赈济不再可能高效。就在叶坤厚当时任职的河南，洪灾频发，十室九贫，景象悲惨，他在返乡前不久写了一首凄伤的诗来描写当时的情景：“连岁遇水荒，十家九破败。栖止无室庐，性命如草芥。死者多于生，生者皆乞丐。充饥寻树皮，不得有荑稗。谷贵人自贱，儿女成买卖。父母痛生离，血泪盈衣带。道旁往来人，习见不为怪。伤哉天地心，惨毒毋乃太。”

清政府当时还面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朝廷公牍奏章中很少提及。满族政权是一个外来民族通过征战而建立的王朝。在17 世纪，满族人从他们的家乡，今天中国的东北，攻占了中原地区。在有些地方，攻占是极端残忍的，尤其是当中原男子抗拒强加给他们的“剃发令”时，往往遭到杀戮。这种发式要求他们剃光前额，而在脑后拖一长辫。

外来的征战部队以“旗”为组织单位，包括了蒙古人和东北地区的汉人（汉军旗人）。他们在全国各地通衢要塞驻防，住在隔离开来的由围墙高高圈起来的军营（即满城）中。中央政府中，六部都有两个尚书，一个满族尚书，一个汉族尚书。而对于省一级的官位而言，最初八旗的后代，即满族人和汉军旗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满族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消失。尽管皇室努力想要界定和保持独特的满族身份，旗人还是逐渐适应了中原文化环境，日渐同化。到19 世纪的时候，满族人用汉语读写，用儒家经典教育子女、填词作曲，也吸纳了中原文人的文化范式。与此同时，他们的骑马射猎技术明显衰退，而这些正是清朝历代皇帝想要进一步显扬，借以保持满族身份的技艺。不过，满族权贵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权阶层，因而社会底层对他们政治统治地位的仇恨是很自然的。

P3-5

本书最初面向的受众是英语世界的读者。在美国大学从事中国史教学四十佘年的我，特别希望美国学生能够了解人性化的中国现代史，了解从晚清、民国，及至共和国，现代中国革命性的变革如何影响了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命运。柯文(Paul Cohen)在《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对本书的方法论作了非常贴切的评价，他说：“史学著作的惯常做法是沿不同的时间点追踪历史事态的发展，关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也会以个人在历史事件之下的际遇为例，为他们的历史叙述增添些生动的小插曲。周锡瑞的这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史学写作方法。他向读者提供了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必要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由一个中国精英大家庭的成员们坎坷的生活经历组成的。”

现在，经过我的朋友和校译者孟繁之先生的不懈努力，本书的中文版终于得以出版。我要特别感谢孟繁之对中文原文引文的核校、订正，从而使行文精确而流畅易读。初译之后，应叶家年轻一代成员的要求，出版社向他们提供了中译稿，请他们审读。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修改建议和订正。我非常感谢并感激他们对本书的仔细阅读，以及对一些史实的订正。这使本书的中译稿更加完整和准确。同时，对于史实，叶家年轻一代和我本人基于历史材料以及对他们父辈采访的理解有不同之处。作为历史学家，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面对这些矛盾，我无法丢弃自己作为史家对历史客观认识和描述的责任。我希望叶家成员能够原谅我对某些细节坚持己见，没有遵改。归根结底，这本书是一个外国人或局外人对叶家和中国现代史的理解，自然不同于叶家成员对自己家史的认识。我希望同时也相信，如果叶家成员对本书持有批评之处，他们可向我及读者指出，使这些对历史解读的不同展现出来。

最后，因各种原因，英文原版的一些段落在翻译成中文版时做了部分删改，以省略号标示出。作为作者，我力求保持原作的风貌，将删改的内容控制到最少，幅度最小。不过，中文读者应该知道，在某些方面，中文版不及英文版完备。

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

2014年6月21日

《叶》主要讲述了中国百年历史中一个家庭的变迁，从晚清到“文革”结束，把整个国家史诗般的记述活灵活现地展示了出来。叶家人的生活显示了决定现代中国的重大事件的人性化的一面：19世纪大规模的破坏性叛乱，共和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二战时期日本的侵略，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

周锡瑞参考了非常丰富的资料，让我们了解了叶家是如何一步步走过百年历程的。这是一本内容丰富、颇有独创性的作品。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史学著作的惯常做法是在沿不同的时间点追踪历史事态的发展，关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时也会以个人在历史事件之下的际遇为例，为他们的历史叙述增添些生动的小插曲。周锡瑞的这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史学写作方法。他向读者提供了解读重大历史事件必要的时间和空间的背景，不过与众不同的是，本书的核心部分是由一个中国精英大家庭的成员们坎坷的生活经历组成的。

——柯 文（Paul A.Cohen）

这部著作中，周锡瑞所描写的都是熟悉的历史事件，但他用全新的手法去阐述，用个人深度丰富了那段历史。《叶》确实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

——罗威廉（William T. Rowe）

本书像一面棱镜，发人深思，且人性化，犹如一部引人入胜的现代中国历史剧，精彩绝伦，信息量极大。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