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枝

立蕙在午餐时分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年近四十的母亲是院里微生物实验室的副主任，中等个子，眉眼不很突出，看上去却带着让人心定的机灵气，说话做事眼到手到。母亲业余爱好裁剪车缝，在院里是出了名的，常有同事朋友送来的布料堆在家里那台蜜蜂牌缝纫机上，排着队等她帮着缝制成衣。母亲身上总是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衣裳，腰总是收得很妥帖，让她丰腴的身形看上去玲珑有致。立蕙特别喜欢被母亲轻轻搂住时那种松软温热的感觉。母亲那时也赶时髦烫了个短发，每天夜里都小心用发卷卷好，早晨再在额前脑后吹出几个大波浪。

刚从微生物实验室里回来的母亲本来在喝粥，听立蕙一说，碗搁在嘴边，好一会儿都没有动作。他们是什么意思？立蕙追上一句。母亲将碗放下，说：“那些调皮捣蛋的小鬼，你管他们说什么！”母亲说着，侧过身子来帮她整理凌乱的头发，一边说：“你都十一岁了，好好一个眉清目秀的妹仔，不要头发乱糟糟就到处乱跑。”立蕙咕哝着说：“是他们扯乱的。”随即低了头由着母亲帮她整理。母亲的手停下来，声音有些尖起来，问：“他们动手了？都是哪家的鬼崽？”立蕙还在自己的圈子里绕不出来，没答母亲的话，又问：“为什么他们说我爸爸是何骏，又说锦芯是我姐姐？”母亲问：“锦芯好大了吧？”立蕙说：“是啊，她好好看噢，更好看了。”立蕙一个短暂的停顿，问：“她爸爸是叫何骏吗？”母亲的脸色立刻就暗了，轻声说：“是啊！”随即站起身，收拾起盘碗。立蕙看着母亲，又说：“我觉得锦芯都给气哭了。”母亲盯了她一眼，眼神有些游离，没有说话，转身出了门。

立蕙家住在一里一外两间直套的宿舍楼里，用厨房和卫生间要走出门，走到走廊的对面去。那是20世纪70年代这里最流行的户型。长长的走廊是公用的，邻里们出出入入烧饭做菜洗衣刷碗都会在走廊上碰着，非常热闹。立蕙住在外间，家里的小饭桌就搁在靠走廊的窗子下，父母住在稍大的里间，那里出去有个小小的阳台。他们住在五楼，从阳台看出去，近处是农科院大片的果园，再远处是实验田，种满稻子和甘蔗之类，还能看到鱼塘。院里的办公楼、实验楼夹在深浅不一的绿色中，还能看到南宁西郊连片的丘陵山脉。

立蕙出门上卫生间回来时，探头看到母亲在里间床上起伏急切的背影。母亲脑后的大波浪完全塌落了，像卷在淡蓝色枕巾上的一团墨。立蕙赶紧缩回脑袋。母亲哭了。她在自己小床的竹席上翻来侧去，难过地想，有点后悔跟母亲提起那些孩子间的小事。却又有些不明白，这小小的事情怎么会让锦芯好像也哭了？

午睡起来时，母亲将她唤进里屋，看着她的眼睛说：“答应妈妈，你中午讲的那些事情，不要在爸爸面前提起。”见立蕙不响，母亲蹲下来，立蕙看清楚了母亲微微肿起的眼睛，身子就有些僵住。母亲抓牢她的双臂，再一次说：“你听见了吗？今天在小卖部发生的事情，不要跟你爸讲。”立蕙嗫嚅着：“我不讲，我不会讲。”见母亲的手松脱了，她忍不住小声问：“为什么不能讲？”母亲站起身来，想了想，说：“你觉得你爸他听了会高兴吗？”立蕙赶紧摇头。母亲伸过手来，轻轻抚过她的下巴，说：“他会很难过的。”立蕙看到了母亲眼角新鲜红艳的血丝，明白了事态的严重。虽然她被男孩子欺负了，心里也难过，但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会让母亲和锦芯都那么难过。母亲还这么肯定它也会让爸爸很难过。“你不愿意让你爸难过的，对吧？”立蕙点头。母亲搂住她的肩，柔声说：“真是妈妈的乖女。”P10－11

王安忆：作者一贯坚守写实主义的忠实严肃，却又有浪漫充盈其间，特此推荐。

施战军：如果说小说要承载多意理解的可能，同时必须实现叙述整体的协调和细部的熨帖，从而实现人物对心灵之路的坚定选择和对生命自由的深在宽解的完美统一，那么。陈谦的小说无疑是近年罕见的上乘佳作。

张晓琴：陈谦的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用刻刀一笔笔刻出来的，厚实，力透纸背。读陈谦，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她是一个冷静有耐心的画家，将“文革”历史的深度、民族最深处的伤痛、女性存在与自我实现和追问调画出来，初看波澜不现，细品则令人心惊：癫狂历史的风云、个体心灵的悸动以及屈原式的天问都胶着其中。

小说存活下去的理由

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一路奔波，从北美出发，到华东，再去往马来西亚槟城。又折回，终于回到故乡南宁，能够喘口气，坐下来整理被这东奔西跑的日程落下的种种事务——为自己将在年内出版的小说集《我是欧文太太》写个后记，便是其中之一。

从新世纪初出版了长篇小说《爱在无爱的硅谷》之后，这十多年里，我主要在写那种被称为“大中篇”的小说，动辄七八万字，五六万字更不在话下。在这个浮躁的时代，一边在说文学已经边缘化，信息碎片化，没人有心思读小说，可出版市场上却是长篇为王，中短篇小说少人问津。所以大家看了我在那儿吭哧吭哧写一些体量不算小，却又无法当长篇出卖的玩意儿，时觉可惜。说蛮好拉一拉抻一把，整成部长篇什么的，好卖。在这个时代，“好卖”确实是个有着魔力的词，让人闻之难免脑袋一热。可热度一散，还是能记起自己之所以选择写小说，是由着喜爱而不是冲着“好卖”。在这样的写作中，重点就是表达。我只能一意孤行，由着性子“哗哗哗”地不长不短地写下来，图的是尽兴。这本集子里收入的，便是我以这样的写作方式，在近年写下的一些中短篇作品。

《繁枝》刊发于2012年第10期的《人民文学》。获得了广泛而正面的反响，带来许多的奖项。在《繁枝》的写作过程中，当我携同锦芯和立蕙姐妹穿越于家族历史的丛林，经历着她们的心头之痛时，伴随我的是惨烈的牙疼。这个奇妙的生理现象，今日思之，仍令人惊悸。我相信，如果你将它读下来，一定能体会到我当时经历过的身心煎熬。在不少关于《繁枝》的评论里，都有“家族血脉”、“爱恨情仇”这样的字眼，其实从我打下第一个字起，我觉得自己只是牵着锦芯和立蕙那对姐妹的手而已，我想要做的，不过是由着好奇心，从她们人生的波折起伏里看出“故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便是我的小说观。由于篇幅所限，《繁枝》在杂志刊出时作了删节。而此次书中收入的是更全的版本。

书中的另一部中篇《莲露》，则是以心理医生的视角切入。我对心理学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与我的小说观密不可分。当要真的以一位心理医生作为叙事主体，我才发现，只有兴趣是远远不够的。非常感谢我的好友、临床心理医生童慧琦博士帮助和引领，让我将这场挑战对付下来。

在写作《莲露》的过程中，面对着众多的素材，我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达到心目中的艺术真实，必须做减法。这是一种全新的经验，颠覆了我对写作的认识——艺术在有些时候应当低于生活。换句话说，生活可以复杂、精彩到令艺术黯然。写作的乐趣之一，是在其中完成个人的成长，《莲露》的写作，正是让我体会到了这样的过程。

在写作中篇的同时，我写了数量非常有限的短篇小说。大家经常会论及长、中、短篇小说的写作难易。以我看来，如果以“写得好”为要求，它们各有其难。但以我的写作实践而论，短篇小说确实最不容易。其难度在于“精”——它是生活的一个横截面，要截得漂亮，要心明眼快力足，不能拖泥带水有毛边。

多年前，我写过一部悬疑类型的中篇小说《残雪》，在我的写作实践里，那是一个异数。《我是欧文太太》从《残雪》那个开放的结局里起步，试图将曾经散落一地的冰块拾起，装上一款看得出来龙和去脉的迷你雪橇。对我而言，这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短篇有限的构架里，我必须放下这些年来令我迷恋的、在阔大的中篇容量里对“故事为什么会发生（why）”反复追究并演绎的展示，学习如何用有节制又具深意的语言，讲述好“发生了什么”。而短篇的魅力，恰恰就在这样过程中凸显。

而另一部更短的小说《麒麟儿》，是我为国内前卫而勇敢的《新世纪周刊》杂志所写的。《新世纪周刊》曾尝试开辟短篇小说专栏，出高稿酬广招优秀短篇。《麒麟儿》正是应杂志的文化主编徐晓老师邀约写下的。它的核心枝干生长于一个我亲耳听过的真实故事，我甚至仍能记得讲述者那骇然痛苦的表情。在几千字的篇幅里，我尝试用梳理命运肌理，以让心中的沉痛得以消解。

我同意“小说是一种手艺活”的说法。我同时又更愿意说，在好的技法之上，对人类生存困境进行思考和追问，应该是小说存活下去的理由。好的小说，应该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人，理解生活，进而在面临生活的选择时，行为有所依据。如果从小说中我们不能找到榜样，却能够体察到警醒，也是收获。作为写作者，我做不到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提供答案，但我一向都对生活本质提出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如果大家读完这部小说，对其中的每一个角色能够有所理解，对他们如何能够获得更好的结局有所思考，我的作业应该就及格了。

感谢太白文艺出版社和责编的扶持。更要感谢在茫茫书海里选读此书的读者们，你们是我的知音，也是我写作的理由。

2016年8月27日于广西南宁

繁枝

我是欧文太太

莲露

麒麟儿

后记 小说存活下去的理由

“她们”的风景

海外华文女作家，一直是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中的一支劲旅。她们的文学实绩有目共睹，并已然完成了代际的承递，对于这一点，文学史自会忠实记载，无须我在此一一列举。而收入这套丛书的作者，只是无数有成就的“她们”中的五位。五位作家虽分布于北美或欧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领略与生身的中国有差异的文化背景，并在文化的差异中以智慧感悟着文化的融合与进步，且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之，表达之。她们一方面在国外营造和寻找事业与生活的新的基点，一方面一直在语言的深层创造上保留着对于华语文学传统的深度认同。当然这认同已然不是封闭僵硬的，而是融汇了不同文化之后创造出的新质地的华文文学。

有一种说法，海外华文女作家的成熟作品大都写于中年之后，原因在于生存的问题一一解决之后，对于精神的思索开始提上日程，并随着经历的丰富而渐入佳境。而回望个体生命的过程，同时更是用写作这种方式建立与祖国家园的精神联系的过程。所以这套“文丛”所收的海外女作家虽在文学上的起步有的并不算早，而大多在年龄上也不再年轻，其中有的是早年在国内发表作品很多，时隔多年才又重拾创作。看似应可纳入文学新力量的行列，其实这是符合写作金律的。这里的“新”，不过是对一种力量的确认。实际上，海外女作家近年的文学表现岂止不俗，她们对于人、人生与人性的沉思不仅深入，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国内女作家观察与写作的独异的角度，这种不同经验与艺术的补充，对于文学的整体创造而言，弥足珍贵。

五位女作家虽居地各不同，但收入“文丛”的这些中短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点，也是她们的写作所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大多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海外的生活、工作、心理、情感（周洁茹除外）。她们的作品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温婉，而在女性视角之上的眼界之开阔，使得作品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与碰撞中，在对于不同文化的观察与体悟上，显出一定的优势。

比如，陈谦近年的作品之所以引人瞩目，不仅在她的叙事呈现出的细致温婉的风貌，更在其作品中深蕴的生命体验与人性思考。而《繁枝》《莲露》等对于女性内心的开掘与探索，极其深入，而且创造了我称之为“繁枝体”的叙事方式，艺术上的层层脱剥，使得被岁月层层包裹的内心一点点地袒露明亮起来。她的两部作品均进入我的年度中篇作品综述，打动我的不仅是其对故国家园往事细致耐心的打捞和梳理，对人性中最幽微最真实的反映与讲述，更是她对于女性命运洞若观火且又悲悯有加的关注与体恤。

方丽娜对于女性的关切，多集中在对于跨国婚恋中的女性的情感成长与人格历练的探索上，其《处女的冬季》探讨置身于两种不同文化中女性的疑惑与迷茫。讲述生机勃勃又嗓门亮丽，其语风泼辣，每每切中要害。在旖旎迷人的风景、引人入胜的故事里传达出富有意味的人生主旨，在看似悲伤的结局中见出人间的温暖和坚定的希望。作品传达出的令人欣喜的强劲力量不仅使之在短时间完成了从非虚构文学到虚构文学的华丽转身，而且也一直是这位一手散文一手小说的作家追求的艺术之境。

王芜的作品看似中规中矩，略显坚硬与冷静。比如《路线图》，于平稳的叙述中呈现出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三代女性的成长，母亲的迁就与无奈，做女儿的坚忍与脆弱，自己女儿的单纯与刚强，都于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一一呈现。作品在描写女性或可于不同人生阶段所具有的核心性格与品格的同时，也流露出作家身为女性的温情和仁慈。其作品中对于“来路”的人生瞭望引人深思，在真诚中显现出的宽厚而稳定的底色，或来源于她在国内早就开始的文学历练。与王芫近年的一再“出走”不同，周洁茹走的是一条“回归”之路，她的这些小说没有将笔力放在书写海外生活上面，而是将触角探向小城人物的内心哀伤。《到香港去》，在她倾心于一个个“点”的“地理”叙述中，过往故乡的细碎与迷惘，都市格子楼的拥挤与窘迫，生活的无情挤压与撕裂，生存的伤痛、无奈与不甘，在她日常琐碎的书写与才情出众的文笔下，营造出特异的语境，散发出别样的魅力。两位女作家的写作“路线”虽有不同，但使这些似乎无法言说的平凡之事跳动着的疼痛感觉，都显现出她们不凡的文字之功。

最后我们说说曾晓文，这是一个作品中更多一些母性的温厚与女性的耐心，并无强化女性对于情感过多依赖的作家。她的眼光更为开阔的部分，使得她的叙述节奏获得了难得的速度，而在小说结构上的用心也见出某种艺术追求的成熟。比如《重瓣女人花》，写不孕女性的婚恋、心理与命运，开端则从案件入手，颇有个性。而这部小说娓娓道来式的“重瓣”结构也颇可圈可点，她甚至将海外男性的心理变化也放在这次第开放的“重瓣”结构中加以剖析解读，叙述人的冷峻让人注目。这是一位关注点从女性出发而更致力于社会文化与心理层面的作家，由此她探索的更广阔的界面，往往盛得下更悲悯的情怀，其延展到女性领域之外的诸多思考，也同时表达了海外当代女作家对于人与自我探索的同时对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而这一点或可视为女性作家越过自身性别关心之外创作的一种进步。

祝贺她们，同时也祝贺那些不断加入进来的新人。正是她们，跨越不同文化背景、解说不同文化内涵的写作，在这个文化不断融合而写作又需保持独特性的时代，成就了文学的新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新的风景。

我相信，这风景才刚刚展开，而由“她们”带来的更美的景色还深藏在她们未来持续的强有力的写作之中。

为此，我们充满期待。

2016年10月6日北京

陈谦著的《我是欧文太太》收入作者近年来有广泛影响的四个中短篇小说，《繁枝》《莲露》《我是欧文太太》《麒麟儿》。细腻温情，充满人性关怀。如果说小说要承载多意理解的可能，同时必须实现叙述整体的协调和细部的熨帖，从而实现人物对心灵之路的坚定选择和对生命自由的深在宽解的完美统一，那么，陈谦的小说无疑是近年罕见的上乘佳作。

《我是欧文太太》的作者陈谦是目前最有影响女的海外华文女作家，作品屡获国内各种文学奖项。她的作品厚实，绵密，力透纸背。读陈谦，你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她是一个冷静有耐心的画家，将历史与人性的深度、民族最深处的伤痛、女性存在与自我实现和追问调画出来，初看波澜不现，细品则令人心惊：癫狂历史的风云、个体心灵的悸动，以及屈原式的天问都胶着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