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地处皖南山区，那里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不便，自秦朝以来它就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区域。从军事角度来说，这里易守难攻，所以当年太平军起义，就以歙县地区为屯扎地。而如今革命活动正是蓬蓬勃勃之际，亟需发展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整个徽州地区可供耕种的土地极其稀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劳动力都外出经商或从事其他生计，故富余劳动力也相当可观。徽州再次成为了革命者们理想的练兵和发展势力的地方。在民族多灾多难之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黄宾虹站在了历史的浪尖上，担当起了这个历史重担。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京师发动“公车上书”，社会上一些有识之士，纷纷要求革新图强。黄宾虹也深受这种思潮的影响，十分赞同康有为的主张，认为“政事不图革新，国家将有灭亡之祸”，并写信给康有为、梁启超，申述个人对时局的看法。这段时间，黄宾虹还和谭嗣同有着颇深的交往。谭嗣同曾经湖南水路东下至上海，黄宾虹还特地从歙县赶往贵池与他相见，倾谈至深夜。谭嗣同还曾就阴阳五行谶纬之说，致函过黄宾虹，两人在相处中结下了颇为深厚的友谊。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被慈禧太后杀害，黄宾虹悲痛不已，曾写挽诗“千年蒿里颂，不愧道中人”以作悼念。戊戌变法的失败，也使得黄宾虹一度处于危险之中。当时，黄宾虹在家乡兴办新学，开场练武，借以宣传革命。黄宾虹在家乡办的第一所新学的校址就在他自己家里。社会上一些保守分子及腐儒对此攻击不已，但黄宾虹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他还借纪念思想家黄宗羲之名，组织了“黄社”，表面上是议论诗文，实际上是为推翻清朝组织力量。同时，为了使自己将来能担当大任，黄宾虹还刻苦进行身体和意志的磨炼，天不亮就起床习剑，还常到岳营滩习马练武。相传岳营滩是岳飞扎营的地方。黄宾虹还在农闲时，邀请密友武举人洪沛泉、武秀才汪佐臣开场收徒，教练拳术。经过培训后，他们将其中的优秀分子分散四乡，扩充实力，以图大举。
1899年春，黄宾虹被人以“叛国”名义控告，幸好事发前得到消息，便仓促离家，奔赴上海。这年冬天，黄宾虹又潜回歙县，原计划北上进行反清革命活动。不料在第二年北上途中，得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只得郁郁而归。1900年到1905年，黄宾虹曾得到友人方文隽（歙县收藏家）的介绍，在歙县城内许蒲亭家担任家庭教师，教授许蒲亭的儿子许石秋功课。1906年，黄宾虹的同门好友许承尧先生担任新安中学都督时，黄宾虹才被聘请为新安中学的国文和图画教师，许石秋也随之转入新安中学求学。在新安中学教学的日子里，黄宾虹再一次和革命走到了一起。当时新安中学内，有位国文教师陈去病，又名培忍，浙江人，是兴中会会员，暗中在校内宣传革命推翻清王朝，于是两人开始互通声息。当时，陈去病与曾任安徽通志馆馆长的江彤侯等是革命战友。为了方便革命宣传，他们决定每逢星期日，便在斗山街许蒲亭家集会，表面上是研究国学，暗地里则是宣传革命工作。因为许蒲亭是歙县大士绅，平日里经常吸食鸦片，他们在屋内集会，许蒲亭本人根本不曾察觉。后来，事情败露，累及许承尧，许承尧不得不请长假逗留上海，陈去病此时也离职去了上海，黄宾虹无奈之一F‘g‘离开了新安中学，但仍然在歙县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他在《八十自叙》中写道：“时庚子之祸方酝酿，郁郁归。退耕江南水乡山村问，垦荒近十年。”那时庆丰塌失修，歙县东乡的民众推举黄宾虹为塌董。他不辞劳苦，“循溪流，诣塌坝，度水势之高下，量田亩之肥瘠”，率众筑堰导流，开垦荒田。一直到1907年，黄宾虹又被人以“革命党人”的罪名密告，因而出走达8年之久。
庚子赔款以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反动的清王朝濒临末日。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了同盟会，进行会党联络和款项筹备，为推翻清王朝的起义作好准备。这时徽州的同盟会组织也发展很快，黄宾虹还是徽州同盟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为了筹集革命党的活动经费，扰乱清政府币制统治，革命党人决定秘密自行铸钱。鉴于徽州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清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等条件，革命党人经过多方面的商酌，决定由黄宾虹负责，并秘密从外地运来机器，还派来师傅和一些工人，就在黄宾虹家的后进屋里开起炉，铸造铜币。正当首批已经出坯，还没有印字的时候，不料被人密告。幸而那时的革命党潜在势力不小，连衙门内都有了同盟会的内线，所以预先得到了消息。于是，黄宾虹命人拆埋机器，并很快遣散工人，自己也和家人匆匆道别，独身一人连夜逃往上海。此后，黄宾虹还数次来过家乡，据《黄宾虹年谱》载，1910年，黄宾虹回乡将庆丰塌董的诸多事务，交给族会他人接办。1918年，黄宾虹返回歙县，还游览了黄山，并在啸琴山馆里观赏了旧藏的古书画，并鉴定了这些古书画的真伪和年代等等。
逃亡上海的这段日子里，黄宾虹还参加了“南社”。“南社”是当时东南文坛以文字鼓吹革命的诗社，实际上是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反对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组织，是爱国主义者志同道合的组织。他在《自叙生平》中说：“乃至沪，晤粤友邓君秋枚、黄君晦闻，于《国学丛书》及《国粹学报》、《神州国光集》任搜辑之役。”1909年的冬季，黄宾虹参加了苏州虎丘的“南社”，并与柳亚子、陈巢南、黄晦闻、傅熊湘等交往甚密，诗画投赠也较多。此外，黄宾虹还曾为陈巢南、高天梅、高吹万、傅熊湘、蔡哲夫等作画。黄宾虹积极投身于鼓吹革命的“南社”，但是作为一名画家，他并没有停止对国画艺术的研究，曾在当时的《国粹学报》、《真相画报》、《南社丛刻》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许多有关国画艺术的文章。在“南社”时期正是他国画艺术实践，由师法古人进入师法造化的阶段。这个时期创作了《焦山北望》和《海西庵》等三帧完全师法造化的作品。“南社”成员都鼓吹民主革命，热爱祖国，但是“南社”社友在思想上却不是完全一致，中间也有矛盾，也有纠纷。后来由于柳亚子反对“江西派”的末流月光派，可是“南社”内部也有人是“江西派”的信徒，这样便为“南社”分裂埋下了隐患。黄宾虹也曾写信劝解，但终未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他和“南社”的渊源也是他人生旅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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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在安徽省南部，古称新安，处浙、皖、赣三省交界处，自秦朝置郡县以来，已有2200余年的历史。徽州涵括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之境，唐开元至永泰（713—765）之际确定划分，至清未改。其后婺源有两次隶赣，一次在1934年，在持续13年的“婺源回皖运动”之后复归徽州；两年后再次划出徽州。新中国成立后行政区域划分有诸多变动，旌德、太平、石台等县曾先后划归徽州，绩溪则于1987年12月划归宣城。民间多次呼吁让绩溪复归徽州，曾有两会提案直达民政部。本书的取名，在空间上取“大徽州”概念，时间上则以传主生活的主要阶段＂20世纪”为限。
“徽州”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古徽州文风昌盛，教育发达，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因此历史上以才人仕、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北宋著名科技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毕异，明代数学家程大位，清代财政学家王茂荫，近代著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都是徽州人。徽州又是著名的“程朱阙里”，著名思想家朱熹、戴震均为徽州人，理学思想对徽州区域文化内质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当代学术界因相关研究而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徽学”。
正因徽州地区是一个有诸多文化特质的区域，对20世纪徽州文化名家的评传便有了较为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首先，由于徽州处于浙、皖、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地理空间相对独立，行政区域划分相对稳定，使用较为独特的区域方言，有共同的区域文化传统，在徽州地区出生、成长或生活的文人群体因此而拥有较为一致的生活习惯、语言表达形式、思维方式、社会文化心理和精神情感特征。研究本课题，可以观照20世纪徽州区域文化特质给予诸文人学者的精神文化滋养，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具体的质感材料。
其次，本课题的研究，可以发掘20世纪徽州文人学者与徽州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探讨徽州重学的文化传统、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综合氛围、徽商崇儒重教的区域文化风尚等对20世纪徽州文人精神世界的建构所起的重要作用，为文化名家思想体系的深入研究提供微观的史料参考。
复次，徽州文化是一个颇有个性特征的文化体系，是安徽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商文化的传承与流播、新安画派的形成与兴盛，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领域中独树一帜，而徽州诸多名家学者正处于这一文化体系的中轴位置，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化成就。研究本课题，可以为安徽地方文化研究和文化建设服务，也有助于在新世纪中创造安徽文化新的辉煌与灿烂。
20世纪徽州的文化名人灿若群星。在中国哲学文化思想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无疑有胡适、洪谦、吴承仕，教育家则有陶行知，诗人有许承尧、汪静之、吕碧城，小说家有苏雪林，文艺理论家有叶以群，语言学家有胡裕树，画家则有吴淑娟、黄宾虹、程啸天、汪采白，音乐家有张曙、汪昱庭，出版家有汪孟邹、汪原放，演艺界则有洪雪飞、姚锡娟、程松顺等。他们有的祖籍徽州，有的生于徽地、长于徽地，自幼与徽州山水朝夕相伴，甚至长眠于徽州的青山秀水之中，许承尧、汪采白的墓地即在歙县。他们终生从事文化事业，成就涉及哲学、经学、教育、文学、语言学、出版、绘画、音乐、演艺等多项领域，如叶以群在文艺理论研究上造诣颇深，1961年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一书长期作为全国高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使用；吴淑娟得新安画风浸染，有名作传世；洪雪飞以成功出演样板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而享誉天下；姚锡娟则以其独具魅力的声喉为《排球女将》、《血疑》等电视剧女主角配音而著名……20世纪中国的历史星空，闪烁着众多徽州文化名家璀璨的光辉。
有关20世纪徽州文化名人的研究，目前所见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单篇文章。以1994年迄今为范围搜检期刊网，有关专题研究文章中，胡适2000余篇，陶行知500余篇，黄宾虹400余篇，苏雪林1（）（）余篇，其余均不足百篇，有关洪谦、吴承仕、汪原放、许承尧、程啸天、汪孟邹等人的专论文章少之又少，研究明显不足；在研究相对较多的传主中，研究者基本上侧重于他们的思想、学术、成就等方面的专门论述和评价，结合其生平经历探讨其成就的文化成因的尚不多见。
第二类是学者思想文化研究专著。如《胡适论中国古典小说》、《胡适红楼研究论述全编》、《胡适——开风气的尝试者》、《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思想与中国文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吴承仕研究资料集》、《吴承仕研究集》等。其中关于胡适生平、思想、学术成就的研究为最多。这些专论著述，同样各有侧重，对其生平经历未作揭示；其余文化名人的研究专著基本阙如。
第三类是名人传记或评传。20世纪徽州文化名家中，有传记或自述的为胡适、陶行知、苏雪林、黄宾虹等人，兹胪列如下：《胡适传》、《胡适的海外生涯》、《胡适评传》、《胡适自述》、《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胡适与北大文友》，《黄宾虹自述》，《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陶行知传》、《陶行知评传》，《苏雪林自传》，《张曙传》，《民国人物小传·吕碧城传》。这些传记除《吕碧城传》为单篇文章外，多为专著，篇幅比较长，一般多注重传主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文学艺术创作成就与其生平事迹来作评述，或纯粹传记，没有评述元素。如小田、季进《胡适传》以传为主，无评述，文学性较强；李敖《胡适评传》写作目标是“正文轻快，脚注详细”，故从正文看是文学的，从脚注看是历史的；《胡适自述》以时间为序，以叙述为主，并非叙议结合的评传思维；《重寻胡适历程》收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等6篇文章，非胡适全传；《胡适与北大文友》叙胡适与蔡元培、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关系等。一些自述类著作如《黄宾虹自述》、《苏雪林自传》等均叙述自己记忆中的重要事件和画面，属流线型的叙述结构，大多没有对著述学术价值作出自我评价。就大多数传记而言，均对传主生长、生活的徽州文化环境与其思想、创作的密切关系讲述不足，其余均无传记。这说明本课题有值得开拓与整合的足够空间。
本书择要选取14位徽州文化名家为传主，按其出生先后排序，以其生平为经，以其文学著述或学术思想为纬，探究徽州区域文化传统对诸家思想成长的影响和作用。
从整体上观照本书传主，可以发现在他们身上存在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其一，传主一般均有较为深厚的家世背景，其祖辈、父辈或为徽商，有走出徽州山坳、在外闯荡世界的丰富阅历。如黄宾虹父亲黄定华在金华经商，并取得辉煌业绩，黄家是典型的徽商家族；洪谦父亲洪惟敬是茶商，在北京菜市口有专营茶叶的商店，曾任北京茶叶商会主席；张曙的父亲张永吉在衢州一带经营金银首饰生意，声誉很好，还当上九和银楼的股东老板；许承尧父亲许学诗曾在江西经商，汪静之父母在绩溪上庄经营杂货店，陶行知父亲开过酱店，胡裕树所属的胡氏宗族是当地富商一族。他们自身为商，观念却非常开明，“重商”与“崇教”并重，从不偏废对子女的文化教育。还有一些传主出身书香门第，或父祖辈曾人仕宦，甚至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程啸天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程仁山青年时曾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祖母出身于徽州名医郑村西园郑氏，父亲程一峰是私塾先生，母亲方桃之兄是徽州名医方乾九，姑父方槐三是当地有名的画家；吴承仕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出身国学生，曾祖父吴道隆曾被封为朝议大夫，祖父吴景桓曾出任布政司理问，被封为奉政大夫，父亲吴恩绶长期担任京师歙县会馆的馆长；洪谦曾外祖父王茂荫曾任清咸丰朝吏部右侍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一位中国人；胡适父亲胡传是清朝的贡生，曾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徽州“崇文重教”的区域文化传统、“儒商并重”的家族观念和视野开阔的家庭氛围，使传主们耳濡目染，沦肌人髓，并在其成长过程中起了生命导航的作用。
其二，传主们多半因父祖辈的观念和教养，从小就得以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甚或有机会接触新学，感染西学新风，或很早就走出山洼，乃父乃兄曾走过的路线引导他们通往外面广阔的世界，从此展开了生命的湛蓝天空和思想的无边海域。汪孟邹幼时私塾老师是徽州教育家胡晋接，吕碧城家族向有重教之风，陶行知18岁离乡去杭州、苏州辗转求学，吴承仕17岁就踏上了科举之路，苏雪林以一16岁弱女子而争取到去安庆读师范的权利，胡适15岁即赴沪、后又赴美求学，张曙13岁就被父亲带到浙江衢州读书。洪谦年少时即得到康有为赏识、又被推荐做梁启超的学生，黄宾虹与康有为、梁启超均有书信来往，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好友、交谊甚深，而胡裕树很小就在家乡见到来当地做方言调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可想而知，在接受了醇厚的区域文化滋养的基础上，又有浸染新学、接触文化名人的各种机缘，传主们的青春之树自然枝繁叶茂，生机勃勃，为日后生命的璀璨铺垫下酽厚的基础。
其三，多数传主都相当珍重同乡之谊，在拥有一定的学术成就或社会声望之后，乐于奖掖后学，创造诸多机会提携那些从徽州山洼中走出未久的年轻同乡，令他们浮上水面，或是将他们推荐给名师，为他们学业、事业的成就搭建厚实的平台。从1905年起的数年问，身为中国最后一批进士之一的许承尧，在家乡先后创办敬宗小学、端则女校、新安中学堂、紫阳师范学堂，大兴皖南学务，为徽州子弟提供了良好的进学堂受教育的机会。1920年，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工作未久的汪原放想标点古代白话小说，此时已很有学术声望的胡适不仅指导汪原放如何标点，还专门撰写了《（水浒传）考证》一文，放在《水浒传》书前作序，并在南京高等师范的课堂上散发小册页，力荐该书，促成了亚东版《水浒传》在社会上的热销。汪静之17岁尝试写新诗时，曾写信请教已是北大教授的胡适。胡适不仅认真回信，给他鼓励，还仔细指出汪静之诗作的不足。苏雪林1921年因为批判谢国桢导致陷入被围攻、谩骂的窘境时，胡适在《晨报》发表启事，支持苏雪林，很快平息了一场文化风暴。1946年，已在画界享有一定声誉的程啸天要向黄宾虹拜师学艺，已近耄耋之年的黄宾虹坚持不受，许承尧写信力荐，殷切陈情，使程啸天如愿以偿。源白天然的地缘关系，加上浓郁的乡情观念，传主们走出徽州后往往互有联络，共同承担了诸多历史文化故事的生旦人物，所以本书不同传主的评传，可以互相参看，彼此补充。
其四，传主们往往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和民族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从不同侧面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构成元素。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后，黄宾虹与康梁交换过对当时政局的看法，与谭嗣同也有深厚的交谊，后因“戊戌变法”失败而受困；后又成为徽州同盟会的负责人和鼓吹革命的“南社”骨干成员。许承尧曾在徽州成立“黄社”，以研究黄宗羲为名进行革命活动；他还是敦煌写经的著名收藏家之一，为守护极为宝贵的敦煌文化作出了不朽贡献。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汪孟邹力荐由群益书社出版，并由自己经营的亚东图书馆代理销售，还建议将原名《青年》改为《新青年》，使得《新青年》的刊行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陈独秀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后，汪孟邹不畏风险，挺身而出，帮助陈独秀料理丧事。吕碧城借助在报界任职及其他机会，呼吁妇女提高社会生存能力，争取经济独立与精神自由，且提倡教育兴民；她与秋瑾在女权运动和社会改革的看法上彼此高度认同，遂成莫逆之交，成为现代妇女运动史上的佳话。吴承仕曾参加过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活动和抗日救亡运动；陶行知终身从事平民教育事业；汪原放标点出版古代小说，铸造了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辉煌；张曙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在“七七事变”时写出名曲《卢沟问答》……无论经营出版、教育、报业等实务，还是致力美术、音乐、诗歌、小说等创作，抑或从事哲学、语言学、文学等学术研究，传主们的精神生命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一同前行。他们以徽州人固有的“徽骆驼”精神，在不同层面上为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史大厦的构建不懈地奉献砖瓦，铸就了自我生命的辉煌，演绎了徽州文化的精彩。
本书行文思路是夹叙夹议、述评结合。首先采取历史学的进路，搜集、爬梳、整理与20世纪徽州文化名家相关的诸多文献，对其家庭背景、身世生平、文化结构作全面的考订，尤其注重对他们在徽州生活生长经历的考察分析；其次采取文化学的进路，着重探讨徽州区域文化特质的传承与发扬对20世纪徽州社会文化心理的构成、徽州文化名家文化心理的作用与影响，藉此观照区域文化氛围对徽州文化名人教育中的价值；又次结合哲学、艺术学、教育学、语言学、美学、文学阐释学的进路，对20世纪徽州文化名家的作品、著述、思想作深入的文本研究，探讨其成就之高下，藉此全方位获得徽州文化名家于中国现当代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定位。整体视野上，采取宏观和微观、整体观照和具体考察、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相结合的方法，整合传主个人成长与徽州文化结构的文献资料，在史料背景上作文学的、美学的、语言学的或艺术学的考察，文史互证，考论并重，叙议结合，力求做到区域文化、历史文献、作品文本三者之间的交会与融通。总体而言，这一思路和写法并非本书独创，然就20世纪徽州文化名人群体的研究而言，本书在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教育等学科的融合度上，却又别具一格，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追求。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对于促进徽州区域文化和文化名家思想体系的深人研究，服务安徽地方文化建设，加速安徽崛起、建设文化强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的读者定位，是文学、历史、教育、哲学、美术、音乐、出版等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高校教师，徽州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以及众多对历史文化名人感兴趣的读者和学者。本书的写作，既注意到文化名家本身的文学艺术成就或学术地位的评价，又兼顾不同层次的读者对象的不同需要，在努力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有意识地增强文字的可读性，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
本书是集体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最初由俞晓红、吴筱峰、许长河、汪日升共同讨论，确定书名，拟出撰写宗旨、方法和纲要，各位撰写者分别执笔，吴筱峰审看了全部书稿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经过两轮修改之后由主编统稿。具体撰稿人如下：汪红艳（胡裕树），查桂义（胡适），吴卉（陶行知、汪原放、张曙），朱思敏（洪谦、汪孟邹、程啸天），王燕（许承尧、吕碧城、黄宾虹），沙婷婷（吴承仕、汪静之、苏雪林）。本课题曾于2009年申请“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课题”并获立项。本书撰写过程中，参考借鉴了诸多前贤时俊的见解与观点，在此谨表谢忱；同时也融人各位撰写者独到的感悟和阐发。本书的出版，得到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胡志恒老师付出了诸多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还存在很多不足，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我们修订完善。
编者
2013年2月8日
《20世纪徽州文化名家评传》择要选取20世纪14位徽州文化名家为传主，按其出生先后排序，以其生平为经，以其文学著述或学术思想为纬，整合传主个人成长与徽州文化结构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作文学的、美学的、语言学的或艺术学的考察，探究徽州区域文化传统对诸家思想成长的影响和作用，藉此全方位获得徽州文化名家于中国现当代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定位。由俞晓红主编的《20世纪徽州文化名家评传》的撰写和出版，对于促进徽州区域文化和文化名家思想体系的深入研究，服务安徽地方文化建设，加速安徽崛起、建设文化强省，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由俞晓红主编的《20世纪徽州文化名家评传》读者定位，是文学、历史、教育、哲学、美术、音乐、出版等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高校教师，徽州文化研究者、爱好者，以及众多对历史文化名人感兴趣的读者和学者。本书的写作，既注意到文化名家本身的文学艺术成就或学术地位的评价，又兼顾不同层次的读者对象的不同需要，在努力提升文化品位的同时，有意识地增强文字的可读性，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