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收录了契诃夫二十三篇短篇小说作品。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最富反抗精神的作品之一。“第六病室”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一方面指具体的病室，另一方面也是沙皇俄国黑暗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里的“病人”就代表着正在受苦受难的俄罗斯下层贫困人民，不止是物质上的受苦受难，同时也包括精神上的煎熬。小说以这个病室为主要场景，主人公是两个知识分子，以他们的争论作为情节的发展，并最终以这两个人的悲剧作为收场，从而揭露了沙皇俄国监狱一般的生活状态，描绘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表达了作者的愤概。

《第六病室：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收录了契诃夫二十三篇短篇小说作品。

契诃夫和莫泊桑齐名，同被誉为“短篇小说大王”。关于他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说：“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优秀一类的。”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其小说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像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用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而在1921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付之一炬，只有这篇（《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

小官员之死

嫁妆

胖子和瘦子

变色龙

凶犯

厨娘娶亲

普里希别耶夫中士

哀伤

苦恼

风波

爱情

巫婆

歌女

丈夫

磨坊外

万卡

第六病室

带阁楼的房子

套中人

渴睡

农民

醋栗

约内奇

我平生见过的房子太多了，有大有小，有砖砌的，也有木头盖的，还有新旧不一的，但有一座房子在我脑海中留下的印象却特别深刻。它并不是什么豪宅，其实就是一座小房子而已。它很小，只有一个小小的楼梯和三个窗子，极像一个戴包发帽的矮小、驼背的老太婆。墙是白色的，屋顶上盖着瓦，还有一个泥灰斑驳的烟囱。整座房子掩映在房主的祖父和曾祖父们栽种的桑树、槐树、杨树的绿荫中，如站在树荫之外，便无法看见这座房子。不过，这些郁郁葱葱的树木并没有妨碍它成为城里的建筑之一。它宽阔的院子与其他绿树成荫的院落一道连成了一排，成为了莫斯科街道的一部分。不过从来没有人驾车经过这条街，行人也很稀少。

小房子的护窗板总是紧闭着：住在里面的人不需要光线，光线对他们没什么用处。窗户也从来没有被打开过，因为房子里的人不喜欢新鲜空气。那些长年生活在桑树、槐树和牛蒡中的人，对自然界是麻木的。上帝只给予了那些在别墅里住的人以理解大自然之美的能力，其余的人对它则茫然不知。不过，人们向来就不珍惜那些数量太多的东西。俗话说得好，“一旦拥有，不足珍惜”，甚至有时一旦拥有了，就开始讨厌所拥有的东西了。房子的四周可以说是人间的天堂，绿树成荫，鸟雀成群。可房子里面呢？唉！夏天又热又闷。到了冬天，就像澡堂一样，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还散发着煤球的气味。这房子整个让人觉得无聊、寂寞……

很久以前，我第一次造访了这间小房子：受房子的主人契卡玛索夫上校的委托，去探望他的妻子和女儿。我对这次探访记忆犹新，甚全想忘都忘不了。

请您设想一下：当您从前堂走进客厅时，一个矮小、虚胖、四十岁上下的女人用恐惧和好奇的目光盯着您。就凭您是个“陌生人”，是个“年轻力壮”的客人，就足以让她感到异常惊讶和害怕了。您的手里既没拿锤子，也没拿斧头或枪，还友好地向她微笑，可她还是以惊恐的神色来迎接您。

“很荣幸也很高兴见到您，请问您是？”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用颤抖的声音问您，不过您肯定知道，她就是女主人契卡玛索娃。

于是，您便进行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恐惧和惊奇是没有了，马上被尖细而高兴的“啊”声和兴奋的眼神所取代。这“啊”声仿佛有回声似的，从前堂传到大厅，从大厅传到客厅，又从客厅传到厨房……就这样一直传到了地下室。很快，整座房子都弥漫着声调不同的、兴奋的“啊”声。

您在客厅那张柔软、暖和的大沙发上落座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听见莫斯科所有的大街上都有人发出这种“啊”声。

房间里散发着驱虫粉和新羊皮靴的气味。羊皮靴用小布巾包着，被放在我身边的椅子上。窗台上放着天竺葵花，还挂着薄纱裙。一群，肥硕的苍蝇在抹布上爬来爬去。墙上有一幅主教的油画像，镜框一角的玻璃已经裂开了。主教旁边依次挂着先辈们的肖像，他们的脸都呈柠檬色。桌上摆着织针、一团毛线和一只尚未织完的袜子。地板上放着一些裁剪用的纸样和一件织工精细的黑色女上衣。隔壁房间里有两个惶恐不安、不知所措的老太婆正从地板上拾起裁衣用的纸样和画笔……

“对不起，我们家实在是太乱了！”契卡玛索娃说道。

契卡玛索娃一边跟我说话，一边难为情地斜视着房门，门后的老太婆们一直在收拣着纸样。似乎连房门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时而开一条缝，时而又关上。

“喂，你有什么事？”契卡玛索娃朝门外问道。

“父亲从库尔斯克寄给我的那个领结在哪儿？”门后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哎呀，玛丽娅，你怎么能……哎呀，你怎么可以……我们家现在有外人呢。……你去问问露凯丽娅吧……”

“瞧我们的法语说得多地道啊！”我似乎从契卡玛索娃那双由于得意而光彩熠熠的眼里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房门很快被打开了，我看见一个瘦高的少女，十八九岁，穿着一件黄色腰带的薄纱连衣裙。我现在还记得，裙子的腰带上挂着一把珍珠母色的扇子。她进来后，向我问了声好。她那高高的、镶着几颗青春痘的鼻子泛起了红晕，然后从鼻子红到了眼帘，最后红到两颊。

“我女儿！”契卡玛索娃像唱歌似的说道，“玛涅琪卡。这个年轻人是……”

我作了自我介绍，并对如此之多的裁剪纸样表示了惊讶。

P7-9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904年）出生于俄罗斯罗斯托夫省塔干罗格市。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1841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他曾经这样说：“在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农民的血。”早在1844年，他的父亲便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了一个小杂货铺，后因经营不善于1876年破产。为了躲债，他悄悄地前往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市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当家庭教师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1879年，契诃夫进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1884年毕业后，他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帮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契诃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常常以安多沙·契洪特等笔名向一些无聊的幽默杂志（如《蜻蜓》、《断片》）投稿。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他写下了大量诙谐的小品和幽默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笑料和趣事，只有少数作品是比较优秀的，如《小官员之死》、《胜利者的胜利》、《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当时他迫于生计和缺乏经验，只求速成和多产。1886年3月，名作家格里戈罗维奇写信要他尊重自己的才华，他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对待创作。此后，他创作出《万卡》、《苦恼》、《渴睡》等优秀作品，表现了作家对穷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从1886年起，他开始正式用安东·契诃夫的笔名发表作品。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契诃夫创作的早期。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中期是契诃夫创作的中期，即他世界观和创作的转型期。1888年，他创作了著名中篇小说《草原》。作品描绘和歌颂了祖国的大自然，反映了农民的命运，表达了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创作的《命名日》（1888年）和《公爵夫人》（1889年）等则对小市民伪善、爱慕虚荣的庸俗习气进行了批评和嘲弄。1888年10月，契诃夫获“普希金奖”，在文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声望。这时，他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说集：《梅尔波梅尼的故事》（1884年）、《五颜六色的故事》（1886年）、《在昏暗中》（1887年）、《天真的话》（1887年）、《短篇小说集》（1888年）。他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认真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创作的意义。他说：“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这种思想被形象地表现在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1889年）里。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创作戏剧。独幕剧《结婚》（1890年）和《论烟草的危害》（1886年）、《蠢货》（1888年）、《求婚》（1888—年 1889年）、《一个不由自主的悲剧角色》（1889年—1890年）、《纪念日》（1891年—1892年）等轻松的喜剧在思想内容和风格上接近于他的早期幽默作品。剧本《伊凡诺夫》（1887年—1889年）则批判了缺乏坚定信念、经不起生活考验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多余人”。

1890年4月至12月，体弱多病的契诃夫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去沙皇政府安置苦役犯和流刑犯的库页岛，对那里的所有居民和“将近一万个囚徒和移民”逐一地进行调查。库页岛之行提高了他的思想觉悟和创作境界。他认识到：“……如果我是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问……我至少需要一点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的一点点也好。”后来他便与他以前一直为其撰稿的保守的《新时报》等报刊断绝了关系，创作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如《库页岛》（1893年一1894年）、《在流放中》（1892年）和《第六病室》（1892年）等作品。特别是《第六病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品控诉了像监狱一般的沙皇俄国的阴森可怕，也批判了他自己一度醉心的“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列宁读了之后，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说自己“觉得可怕极了”，以致“在房间里待不住”，觉得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1890至1900年间。契诃夫曾去米兰、威尼斯、维也纳和巴黎等地疗养和游览。从1892年起，他定居在新购置的莫斯科省谢尔普霍夫县的梅里霍沃庄园。1898年，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契诃夫迁居雅尔塔。1901年，他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员奥尔嘉·克尼碧尔结婚。在雅尔塔，他常与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布宁、库普林和列维坦等人会面。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期是契诃夫创作的全盛时期，即他创作的晚期。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优秀作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当时，俄国的解放运动进入了新阶段。契诃夫渐渐地改变了不问政治的倾向，积极投入社会活动：189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饥荒：1892至1893年间，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1897年，参与人口普查工作；1898年，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1902年，为了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的科学院名誉院士资格的决定，和柯罗连科一起放弃在1900年获得的科学院名誉院士称号：1903年，资助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受迫害的青年学生。他的民主主义立场日益坚定。对社会生活的认识更为深刻。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他强调艺术作品应该有明确的思想（剧本《海鸥》，1896年）。他在一系列作品里接触到重大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农民》（1897年）里，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反映了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贫乏——赤贫、愚昧、落后和野蛮：在《在峡谷里》（1900年），描绘了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疯狂地掠夺财富和残忍的本性；揭露资本主义的主题也见于《女人的王国》（1894年）和《三年》（1895年）等作品；而在《出诊》（1898年）中，则对资本主义这个“魔鬼”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在剧本《万尼亚舅舅》（1897年）中，描写了没有真正理想和严肃目标的知识分子的可悲命运；《带狗的女人》（1899年）以爱情为题材，揭露了庸俗和虚伪。唤起了读者对“浑浑噩噩的、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带阁楼的房子》（1896年）和《我的一生》（1896年）否定了十九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流行的、用日常工作代替社会斗争的“小事”论，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渐进论思想：在《套中人》（1898年）里揭示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反动力量对社会的压制及他们的保守和虚弱，鞭挞了当时存在的“套中人”习气；在《醋栗》（1898年）和《约内奇》（1898年）里，他刻画了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的土地，也不是一座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

契诃夫在创作的后期转向了戏剧，除了上述的《海鸥》和《万尼亚舅舅》外，还有《三姊妹》（1901年）和《樱桃园》（1903年）。这些作品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这些优秀的戏剧作品得到了广大戏剧爱好者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1904年6月，契诃夫因病情恶化，前往德国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他在那里逝世，遗体被运回莫斯科安葬。

中、短篇小说是契诃夫创作的主要成就。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主要涉及以下四种题材：一、小市民生活题材。代表作品主要有《醋栗》、《约内奇》、《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和《带阁楼的房子》等。二、下层平民生活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苦恼》、《哀伤》和《万卡》等。三、“公众社会”政治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小官员之死》、《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和《套中人》等。四、“资本化”社会题材。主要代表作品有《磨坊外》、《农民》和《出诊》等。此外，还有一些作品可以说是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题材之间，如名篇《第六病室》等。

关于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这里仅从以下几个方面略加概括：

一、“描写最平凡事情的现实主义”是契诃夫小说的重要特征。契诃夫的着眼点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他不做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诗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小学徒万卡给老祖父写信，老车夫约纳丧子，新娘娜佳出门求学，年轻的检察官鲁仁去农村验尸，医生柯罗辽夫出诊，这一切都是平平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既不离奇，又无曲折，然而契诃夫却通过对这一切的描绘成功地从各种角度展示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本质。

二、在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中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性格发展，勾勒出他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过程，给人以完美的艺术享受，这种独树一帜的心理刻画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艺术特色。契诃夫继承和发展了普希金、屠格涅夫有关心理描写的原则，创造了一种独到的心理描写手法。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不允许他细致地、多面地直接描写和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他“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契诃夫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个心理描写原则，使篇幅有限的短篇小说得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给读者以具体和深刻的印象。在契诃夫的小说中，艺术细节在心理刻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如酸涩的醋栗以及地主尼古拉·伊凡内奇对它们的啧啧称道，这种艺术细节非常形象地展示了这个地主的空虚和卑微的精神世界。又如约内奇每晚清点钞票这一细节，深刻地揭露了守财奴的空虚内心和低级趣味。

三、真挚、深沉的抒情性是契诃夫小说的又一特色。作家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描写了人物的觉醒或堕落，而且巧妙地流露出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和赞扬，对堕落者的厌恶和否定，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丑恶现象的抨击。列夫·托尔斯泰对契诃夫小说中的抒情意味有极深刻的印象。他称契诃夫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说契诃夫是“第一个低声向读者倾诉的作家”。《醋栗》和《带狗的女人》中都有十分适时和恰当的抒情，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在《新娘》中，作家的抒情既暴露了可耻和肮脏的剥削生活，又反映了他对美好未来的虔诚向往。借景抒情也是小说家契诃夫经常使用的手法，如《套中人》结尾部分的月夜景色，《在峡谷里》中出现的宁静、美丽的夜晚，都寄托着作家的主观情感。  四、谈论契诃夫的小说艺术，我们不该忽视他的幽默和讽刺。契诃夫天生就有很强的幽默感。契诃夫在创作的早期写下了大量令人捧腹的笑话和趣事，如《外科手术》等，显示了当时尚年轻的作家的诙谐才华。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家对人生的认识深化起来，他的笑声中隐含着一层苦意。《预谋犯》中的丹尼斯令人既好笑又难受：《胖子和瘦子》中的笑，包含着轻微的蔑视；《变色龙》、《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作品则表明，作家在以笑为武器，辛辣地嘲讽那压迫普通百姓的势力：而在《牡蛎》、《哀伤》、《苦恼》和《万卡》等描写劳动者遭遇的作品中，笑会引起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和爱怜。《第六病室》、《醋栗》和《套中人》等作品里辛辣的讽刺常常和淡淡的幽默交织在一起。列夫·托尔斯泰很喜欢短篇小说《跳来跳去的女人》。据说，他在读这个作品时，“笑得很厉害“，并且赞美说：“多么细腻的幽默！”《跳来跳去的女人》、《宝贝儿》和《挂在脖子上的安娜》中的幽默都是很细腻的。它的表现手法是极为普通的：抓住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以正常的语言加以叙述和描绘。但在塑造“套中人”这个形象时，契诃夫却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作家通过一系列的细节，从雨伞、雨鞋、虎皮手套、黑眼镜、帐子直到棺材，夸张地强调着别利科夫的“套子性”。值得注意的是，契诃夫的笑再次证明了他创作的民主主义性：他对劳苦大众的笑总是善意的、同情的。而他一向讥讽的则是形形色色的丑恶势力。

五、契诃夫的小说还有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他认为“天才的姊妹是简练”，“写作的本领就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本领”。他信任读者的想象和理解能力。主张让读者自己从形象体系中琢磨作品的涵义。他认为“在短小的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要好”。契诃夫在写作实践中认真贯彻了这些主张，因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总是紧凑和简练的，而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又总是鲜明的。读他的作品，总会有独立思考的余地，总会感到回味无穷。

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罕见的艺术家。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都独辟蹊径，其艺术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和莫泊桑齐名，同被誉为“短篇小说大王”。关于契诃夫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说过：“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是属于最优秀的一类的。”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同样高度评价了小说家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优秀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之后看她的作品，就像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被誉为“英国的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敬佩得五体投地。她在写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用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而在1921年写的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付之一炬，只有这篇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