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最明媚的时节，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格奥尔格·本德曼，一位年轻的商人，坐在他自己二层的房间里，这所房子是沿河一长串构造简易的低矮房屋之一，这些房屋只是在高度与颜色上有所区别。他刚写完了一封信，寄给一位在国外的少年时代的朋友，他悠然自得地封上信，然后将双肘支在书桌上，凝视着窗外的河水、桥和对岸绿色初绽的小山坡。
他寻思着，这位朋友对自己在家乡的发展十分不满，几年前就真的逃往了俄国。他现在在彼得堡经营着一家店铺，店铺生意刚开始时挺红火，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毫无进展，他返乡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每次见面时都要诉一番苦。他就这样在异国他乡徒劳地苦撑硬拼，外国式的络腮胡子也难以遮掩他那张本德曼自小就很熟稔的脸，他的脸色发黄，像是得了什么病，而且病情还在发展。据他说，他与当地的本国侨民没有真正的联系，与俄国家庭也没什么社交往来，已安下心来一辈子过单身生活了。
给这样一个人写信，该说什么呢，他显然已误入歧途，本德曼只能为他惋惜，却爱莫能助。或许应当劝他重返家乡，在这儿谋营生，重新拾起所有的老交情——这不会有任何障碍——并信赖朋友们的帮助?可这无非是对他说，他迄今为止的尝试都失败了，他终于应当放弃这些努力，他不得不回到家乡，让大家瞪大眼睛瞧他这个迷途知返的人，只有他的朋友们理解他一些；无非是对他说，他是个老天真，现在该追随这些在家乡干得很成功的朋友们了。这话说得越委婉，就越会伤害他，说出来必定会使他痛苦，但能保证这样做有任何意义吗?可能连说服他回来都做不到——他自己都说，他已经不理解家乡的情形了——，这样，他无论如何都会留在异国他乡，这些规劝会伤他的心，他与朋友们就又疏远了一层。而他若是真的听从了劝告，在这儿却——当然不是大家有意为之，而是现实造成的——会感到沮丧，与朋友相处不得其所，没有朋友也不行，总觉得丢脸，这才真的再也没有了家乡，没有了朋友；与其如此，他就这样继续待在异国他乡，不是还好得多吗?鉴于这种情形，难道还能认为他在这儿真会东山再起?
由于这些原因，如果还想保持通信，就不能真正告诉他什么消息，即便这些消息讲给交情最浅的人也无妨。这位朋友已经三年多没回国了，说是因为俄国的政局不稳，这个解释很牵强，政局再不稳定，也不会不容许一个小商人的短期出境吧，而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俄国人还在世界各地游逛呢。就在这三年中，格奥尔格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格奥尔格的母亲大约两年前去世，从那时起，格奥尔格就同他的老父亲一起过，这位朋友后来获悉伯母的过世，在一封信中干巴巴地表示了哀悼，他的语气那么干巴，原因只可能是，为这种事而悲痛在异国他乡是不可思议的。从那时起，格奥尔格更果决地处理各方面的事，在生意上也是如此。或许母亲在世时，父亲在生意上独断专行，一直阻碍儿子真正有所作为。或许母亲去世后，父亲虽然仍在店铺里工作，却有所收敛，或许——甚至很可能就是这样——最重要的原因是碰上了好运气，不管怎样，他的生意这两年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员扩充了一倍，营业额翻了五番，今后无疑还会更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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