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们的祖父——杨度
少年得志，“有狂士风”
我们杨氏，老家在湖南湘潭姜畲，祖父杨度的祖父杨礼堂是湘军名将曾国荃的部下，因军功升到哨长(正四品)，是他，奠定了杨家习武世家的基础。1858年，杨礼堂在与太平天国作战中阵亡。他共有四个儿子，其中第二、第三个儿子早逝，长子杨瑞生十五岁就随父参军，荫袭了杨礼堂的官职，后来随曾国荃作战有功，超过其父；攻占太平天国天京时，他已官至参将衔的哨官；平定捻军起义后，升至副将，不久奉旨调任河南南阳总兵，成为镇守一方正二品的高级武官(相当于地方军区司令员)。他在湖南老家买地置房，成为湘潭姜畲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
我曾于1994年回湘潭“寻根”，由时任湘潭市政协主席的王耀章陪同，当时请来了县委副书记，找到两位姜畲的老人，帮助去识认过去的杨家故址。一路上他们讲起过去姜畲当地两大旗鼓相当的“大户人家”，一家是与官府密切有权有势的杨家，另一家则是经商发财的李家。这两家彼此不服气，相互“斗法”。只可惜等我们去看时，当年风生水起的“老杨家”就只剩下依稀可辨的宅基地和院内的大池塘了。
杨度的父亲是杨礼堂的四子杨懿生，他并非武夫，从小身体不大好，但天分高，好舞文弄墨，饮酒赋诗，不是一个事业进取之人。这样一来，四房这一家的生计就只能靠大哥杨瑞生来提携了。杨瑞生先帮四弟捐了个只拿薪俸并不需要干活的候补县官，后来又介绍他到曾国荃的幕府中做个文书。但是，杨懿生只干了不长时间就因病去世，留下三个孩子——长子杨度(十岁)、女儿杨庄(五岁)和小儿子杨钧(四岁)。这样的孤儿寡母就更靠着伯父杨瑞生来抚养。正好那时杨瑞生因连年征战在外，还没有子嗣，看着杨度天资聪慧，就收杨度为自己的继子，一直给杨度亲生父亲一样的关爱和培养。
这就是为什么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自报身世称：“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家人仗剑东西去，或死或生无一居。”
杨瑞生作为高级将领，并非简单的一介武夫。他十分重视对后代的培养，聘请多名有识之士到姜畲杨家私塾来当老师，并亲自过问这十几个杨家后代的学习情况。他被告知：杨度是其中的佼佼者，才思敏捷，过目不忘。杨瑞生为此十分高兴，对杨度抱以很高的期望。他身在河南任总兵，但要求子弟要按期将自己的诗词文章习作寄给他审阅。他自知武夫出身，需要靠知名的儒生指点才能做出确切判断，所以他每逢有识之士就会将杨度送来的诗词文章取出，请他们指点评审。其间，杨度的诗词受到当时很有名望的老学者的高度评价。这些信息又反馈到湘潭姜畲，使杨度“少年才子”之名在家乡传播开来。
杨度的妹妹杨庄也是一个才气过人的女孩儿，能诗能文，堪称当地小有名气的女才子。
身为总兵的杨瑞生，多年在官场，深知功名之道。他一方面在杨度十岁那年，将他们兄妹接到府中，延请当地名师，严格教育；一方面找寻科举制度之下得到官方社会认可的进阶途径。
当时所有少年均要经历的“正途”就是科举考试。这种制度一方面本是相对公平地选拔人才；另一方面还有整合社会统治纽带作用。通过考试，不仅得到一种功名头衔，而且得到某种社会阶层的“入门券”。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均分为三级：第一级是考秀才，名为“小考”，以县为单位举办；第二级是考举人，名为“乡试”，以省为单位举办(若以为乡试乃按乡来考试，那就大错特错)；第三级是考进士，名日“会试”，是全国统一考试，由中央政府举办，在北京举行。这三级考试都是三年一次，但年份错开，按“子午卯酉，辰戌丑未”来排，前四个字为乡试之年，后四个字为会试之年；在一轮十二年中剩下的四年就是小试之年了。年轻人一旦通过小试中了秀才，大家就不再直呼其名，而称为“先生”，也就是说他进入了绅士阶层。如果中了进士，那就等于进入了绅士阶层的上层，大家就只称其“进士老爷”，连姓也免称了；即使没有行政官衔，照样受到同样的尊敬和礼遇。
这种“正途”的科举考试到了晚清就走了样，变得相当复杂。除了秀才一举人一进士这三级考试选拔人才之外，还增加了“异途”科名的渠道，例如，监生、贡生等。这里，将监生详述一下。监生的原意是：国子监肄业生。国子监就是国家最高学府，在其中学习的学生称为监生，都是各省府推荐来的优秀生员，所以也是一种荣誉。但是到后来，这种科名演变成为：不一定真正到国子监念书，只要为国家捐出一笔钱，就可以取得这一种科名头衔。取得这种头衔有什么好处呢？一是可以有“顶戴”，也就是一种乡绅地位，遇见县官(比如打官司)可以不跪；三是取得与秀才“同等学力”，可以不经过“小考”，直接参加“乡试”。这就为有钱人家子弟步入仕途提供了一条“捷径”。
其中三级考试中以乡试为最重要的一个阶级。因为举人以下的科名是比较复杂的，参加乡试的“同等学力”者有各种各样的人，如秀才、监生、贡生都可以参加，但通过乡试就“取齐”了，只有中了举人才有资格赴京参加会试。所以，要取得进京赶考的“入场券”是相当严格的，从乡试以上就只有“正途”，没有“异途”了。P1-4
杨友麒，杨度之孙，1935年生。很早从事计算机化工应用的专家，20世纪70年代公派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过程系统工程学，著有《实用化工系统工程》《现代过程系统工程》（与成思危合著）等书。曾任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化工部经济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致力于杨度研究多年并撰有论文多篇。
吴荔明，梁启超外孙女、梁思庄之女、杨友麒夫人，1934年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著有《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从事梁启超资料整理研究多年。
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人——杨度、梁启超，他们的后代如何成了一家，这或许是读者颇感兴味的话题。我也就从这里说起吧。
20世纪50年代，刚解放不久，是革命激情燃烧的年代。年轻的我们正在念高中。当时还是男女分校制，我们所读的两所高中均在北京的灯市口，一所是男中育英中学(后来改称二十五中学)；一所是女中贝满中学(后来改为女十二中)。这两所中学过去都是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解放后，两所学校经常联合搞活动，例如合唱团之类。每逢五一、十一等大型节日，年轻人都有晚上去天安门广场跳集体舞联欢的习俗，每次都跳到半夜才有说有笑地步行回家。所以，虽然男女分校，但男女同学交往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我们特定的交往缘起于担任少先队辅导员的工作。那时，初中的少先队辅导员由学校从高中优秀学生、青年团员中选派，我们两人正巧分别被育英中学和贝满中学指派为初中少先队的中队辅导员。记得是1951年国庆节，因为那一年要举行大型的阅兵活动，需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布置少年先锋队员的方阵，育英、贝满两校均有在广场列队的任务，孩子们需要提前操练。为此，两校的辅导员就在育英中学开会，会后还按参加游行的中队，双方辅导员对口介绍认识，以便后来的合作。正好吴荔明代表贝满中学，而我代表育英中学，一作为辅导员的我们就算正式认识了。我们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的相识是基于“工作关系”，完全是自己的缘分，和彼此身后两位祖辈的家庭背景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第一次在学校接触到关于自己家族的往事，是在历史课上。学校采用的是胡华编的《中国近代史》，课本中出现了杨度的大名，说他是筹安会的发起人，是袁世凯的帮凶，是一个反动文人。此时，在教室里的我感到惶恐不安，生怕别人知道这个反动帮凶的孙子就近在咫尺。那是革命激情高涨的年代，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改革家也是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吴荔明自然也不会去宣扬自己的外祖父。所以，我们认识后都对自己的祖先“讳莫如深”，从不提起。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谈婚论嫁的时候才有所变化。
高中时节的青春是美好的，大家都是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非常单纯，没有人会去打听对方的家庭背景。那时的年轻人充满理想，追求进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在20世纪50年代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共识。青年们都向往着早日入团、入党；同时，也向往着欢乐幸福。
高中毕业高考结束，大家没有任何压力了，就经常组织舞会和野游。在我中椅子胡同四合院的家里，就曾召集过近二十人组织舞会。育英、贝满两校还结队到潭柘寺露营，高中毕业班一共四个班，对应组成四个连，我是二连的“连长”，而吴荔明是副连长。大家在潭柘寺山下的溪水旁搭起自己携带的大帐篷，每连帐篷两个，男生一个，女生一个。每天一早，同学们要列队集合，由“连长”训话。我们其乐融融，玩儿得好不快活。
中学时代的友谊是纯洁高尚的。而今回味，依旧如昨。……活在中国的苦难时代，我们还能记得中国在屈辱和压迫下的挣扎和怒吼——有多少像他们那样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拯救中国殚精竭虑。杨度与梁启超，他们在中国“正疮痍满目”之时，满怀热情地寻求“医民救国”之道，他们时而精诚合作，时而又成为对垒阵营的“敌人”；他们经历过挫折、失败、流亡，也经历过高官厚禄的诱惑和考验。我们为他们绝代的才华所震撼，他们的人生是中国政治社会环境下救国图强的道路缩影。他们都过度地燃烧了自己，都在五十多岁过早离世；他们本质上都是“书生”，都不是中国政坛上的成功者——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点，也是我们两人对他们的共同体认。
杨度和梁启超实在太丰富、太精彩，他们远远不是我们两人所能再现的。我们愿尽微薄之力以贻读者，但精力不济，水平有限，成书过程，甘苦自知。此书是对祖辈的一份纪念，也是对我们两人情感的纪念。
写到2015年10月，荔明突发脑溢血病倒，我们的整个生活完全改变，成为以医院为中心运转的模式。从那时起，我每天带着焦虑和期望在医院和北京大学的家之间奔波，每天都要接听关爱她的各位亲戚、朋友、老同学、老同事问询、抚慰的电话。每当傍晚走近家门，我再也听不见她弹奏钢琴那熟悉的声音，原来温馨的“二人世界”成了孤形吊影，怎么能不令我伤怀。每次去校医院办理事宜时，都要途经燕园未名湖。“燕园此日伤心碧”，我带着几分忧虑和惆怅写成一首小诗——《未名湖畔感怀》。“老来愈解情牵重，独处更思恩爱长”，真实描述了我当前的心绪。
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渴望批评指正。将来倘有再版机会，定当再加修订。
《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系杨度之孙杨友麒、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夫妇合著，也是国内第一部杨度和梁启超的合传。全书史料丰厚，见解独到，总以时间为序，在整体纵向叙述的同时，采取比较研究的方式横向论述，横纵交替。不单介绍了杨度和梁启超的生平及二人的关系，也介绍了他们与同时代重要历史人物关系、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最后部分还专章介绍了杨度与梁启超的后代，以现其流风余韵，对当今读者尤为有益。
《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是杨度之孙杨友麒、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夫妇的连璧之作。该书讲述了杨度和梁启超在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中的合作、互动、分歧乃至斗争，以及他们二人与共同交往的历史人物的互动，同时分析了杨度和梁启超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