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世变》为海豚启蒙丛书之一，收入了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学者沈刚伯的部分文章，包括《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历史教育的推广和简易的参考资料》《如何学历史》《孔子学说的门径与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停顿》《方孝儒的政治学说》等。

沈刚伯说：“‘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指出：史学目标在‘通古今之变’，古今之变就是世变。史学要通世变，但也常常被世变所通，结果‘一家之言’不成，自己却窘态毕现。”《史学与世变》是作者生前唯一结集的文集，虽然篇幅不多，仅收二十篇文章，但对于青年读书、学历史颇为助益。其中回忆董作宾、蒋梦麟、朱家骅三篇，使我们对五四那一代学者的治学与为人，有更深刻了解。

史学与世变

古代中西史学的异同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复兴

历史教育的推广和简易的参考资料

如何学历史

说“史”

孔子的教学

孔子学说的门径与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停顿

泰、汉的儒

方孝儒的政治学说

缓

怎样为自己准备将来

起义前后的见、闻、经历

对日本民族的三点愿望

大英帝国的没落

董彦堂先生之治学与为人

我所认识的蒋梦麟先生

追记骝先先生的言行二三事

史学与世变

今天欣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的大庆，我是专诚来道喜的，承李所长之命，在这儿提出一个问题来跟大家谈谈，尚望各先生加以指教。

今天我要提出来谈的问题是“史学与世变”。世界上有了人，就有历史，但是，有了历史，不见得就会产生史学。古代曾有许多文化相当高的民族，如埃及、巴比伦、希伯来、印度等，都产生过很优美的艺术，很玄奥的神学同很实用的科学，但是，他们统统没有能够产生史学，尽管他们留下来不少珍贵的史料。这些文化都以神道为主，人世间一切的创造都附丽于宗教之下。像那样以超自然的势力为依据的文化是不会产生史学的。能产生史学的文化一定是以人道为本。那就是说，它承认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用自由的意志，经过理智的考虑，而后创造出来的。因此一切结果都应自负责任，其动机与影响才有供人研究之价值。这种研究便是史学。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古代文化，实只有东方的中国同西方的希腊才有史学。可是这史学并不是在这两种古文化一开始就有的，其产生是在那些文化已经相当发展之后，而忽然发生重大变动的时候。那就是说，当它们的政治结构濒临崩溃，社会组织大大动摇，经济生活和礼教活动都有很大的转变，那时候才产生史学。

史学产生以后，物质环境仍然是日新月异，史学也就跟着不断地变。世变愈急，则史学变得愈快；世变愈大，则史学变得愈新。这原因是不难推测的。因为人们大都抱着鉴往知来的目的去读历史，一逢世变，便想从历史中探寻世变之由；求之不得，自然不满意于现有的史书，而要求重新写过。于是乎每一个新时代必有好些根据其时代精神所改修的新史书。这些新观念就形成了新史书中的各种重点，如，维护正统或鼓吹革命，阐扬神权或提倡民治，羽翼道德或崇尚自由，重视经济发展或注意社会动态，倡言国家至上或宣传世界大同，遵循进化理论或主张治乱循环，等等。凡此种种不同的中心思想大多数是受了旁种科学的影响，才逐渐形成，其纯粹从旧思想中推演出来的偶亦有之，却是比较的少。

有了新的历史重心，当然对于旧史料会有新的解释，新的组合同新的价值。原来所认为史事上的因果关系，现在也许要找出新的线索和新的影响。有时还感觉到旧的史料不够用，因而必须重新从地下或古书中去发掘新史料，或者从旧有的传说，从国外的图籍，从别种有关的学科里面找出可做比较研究的材料。用新的史料，来配合新的重心和观念，就得用新的方法；用新的方法编着的书，一定有新的体裁。像这些新的观念，新的资料，新的方法，同新的体例所构成的新史学往往因时代的进步而又成为不合时宜的旧学，须得再变。如此日新又新地与时俱变，才能够使史学成为“人类的教育”。  中国产生史学，是在春秋时代，孔子修《春秋》，才正式产生史学。当时正是大变动的时代，东周的中央政权已经衰微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诸侯各自割据，成了无数的小朝廷，这是政治方面的情形。就社会变迁而言，则当时封建制度已开始动摇，中产阶级，尤其是士的阶级，渐渐兴起。他们已经打人政治界，并且开始掌握了一切学术。经济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候铁器的使用，已经增加了农业生产，同时商人阶级也起来了，他们的力量，往往可以影响到国内外的政治，甚至左右军事行动。这时候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既然都起了大变动，旧有的礼教便自然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加以内则诸侯兼并，外则四夷交侵，成了干戈扰攘、沧海横流的状况。孔子在政治上倡的改革运动失败了，乃退而重修鲁国的《春秋》，想借这部历史，一方面保存过去人类一些有价值的活动，另一方面，则用很简单精确的字句来表示那些行为的正当与不正当。这就是所谓用笔削褒贬之法，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史学。根据这种史学的义法，一般人便可养成历史思想，以为处世、论人、治事、立身的准则。中国文化也就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定型。

秦汉统一中国，实现了“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的理论，自然要进一步做到“行同伦”。于是汉武帝乃有罢黜百家以配合其政治上需要之举，这种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的变迁导致了司马迁的史学。他综合以前编年、记事、记言、记谱系各种体裁，而创为五种新体例，用“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他这种编辑方法竞成为我国正史的典型。至于所搜集的材料之广博，更超越前代。他承认历史有继续性，因而追溯到他所知道的最古时候起，一直写到他的当代。以“史”名书，使成为专门之学，在中国实自他起。根据上述的种种原因，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我国第一位专门史学家。尽管中国史官之设很早，而且一般思想家如儒家、墨家、法家等对于历史都有他们独有的看法，但他们毕竟是哲学家而不是专门史学家。中国史学之高度发展实在是应该归功于司马子长的。后来西汉亡了，东汉继起。彼时政治、经济各种严重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不过大乱之后，人心思汉，像班彪一类的读书人，为迎合多数人的心理，以谋社会之安定，认为应当从思想上维护刘姓的政权。于是他们父子兄妹乃根据“王命论”的立场，颂扬汉室之应天顺人，而修成《汉书》。这又是一个新的体裁，不同于司马迁的《史记》，为我们史学界创下了断代的写法。从此以后，中国的史书老是断代的，每一代便成一书。看起来这似乎把历史的继续性抹煞了，但时间愈长，史料愈多，我们也实在不能不分成一段一段的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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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第一章开始，便昭示国人学习的起源，在一个“学”字。何谓“学”呢？班固《白虎通义》解释为“觉”，按现代人的说法，即为“启蒙”，小自国学中的蒙学，扩大至终生学习。有趣的是，班固之后，许慎的《说文解字》则将其解释为“效”，亦即今人所谓的“仿效”。班固从哲学上定义，许慎则从经学着眼。启蒙和仿效成为古人学习精神所在，直言之，启蒙为体，仿效为用，但启蒙无疑是学习的第一要义。

西方到19世纪为止，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时代。20世纪则是摒弃神的人的时代，以人的价值为中心的美国文化之花盛开。进入21世纪以后，各种新的媒介、新的知识不断产生，但是，学习的方法基本不变。变的只是如何将衍生的知识和媒介，甚至将意想不到的信息组合在最合适的地方。就像用关联性方式陈列书的书店，思考那本书旁边为何摆这本书等，想象一下摆书人的“观点”为何。这也是一种启蒙，它有着发散式的思维，使人成长，使人经历意想不到的经历。仿效也一样，有时会变成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人物的仿效。

萨特说：“不管怎么说，我现在写书，将来继续写书，反正书还是有用的。文化救不了世，文化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但文化是人类的产物，作者把自己摆进去，从中认识自己，只有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编辑也一样，他编书，他为作者服务，他为读者摆渡，编书就是他的天职。网络阻碍不了读者，也阻碍不了作者，它无法主导一切，但启蒙却是学习的基本精神。透过仿效将知识传承下去，通过启蒙不断地和过去的知识磨合，从中发现新的结合点，取得更多、更好、更新的知识。

将近二十年前，沈昌文先生为我引见俞晓群社长，没想到俞社长快人快语，从撰稿到出书不到五个月时间，便出版了我在国内的第一本书——《藏书票世界》。虽然该书以图为主，但这无疑为当时尚处在启蒙阶段的藏书票阅读打开了一扇窗。这期间，每当我到北京出差，正逢他自沈阳而来，我们总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维持同行兼同道的关系。特别自2009年他担任现职起，每当有新的出版成果，他都会与我分享。2014年10月，我们一起到台北参加两岸书展，共赴王云五纪念馆参观。置身其中，仿佛叮咛我一定要做点事。

“启蒙文库”缘起如上，特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