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28位英美作家解读和赏析普鲁斯特的经典作品《追忆似水流年》。

《追忆似水流年》是一部被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的长篇巨著，以其出色的对心灵追索的描写和卓越的意识流技巧而风靡世界，并奠定了它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本书是由28位作家写的解读《追寻逝去的时光》一书的评论文集，不是论述整部作品的论文，而是各挑选其中的一小段写的读后感式笔记。每篇评论前面都附有所评的原文选段。窥一斑而知全豹，每一个片段都可以领略原文的魅力。

前言

1.我从未将我的眼睛偏离我的母亲

2.尖塔如此遥远

3.奥黛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绸子睡袍迎接他的到来

4.她吃了一惊，身子往后缩

5.老男人们的元旦

6.我这美妙的、火红的、常变常新的清晨

7.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们？

8.绕个大弯

9.在一条蝾螈面前的谈话

10.谁都是孤独的

11.你的外祖母没救了

12.始终处于诅咒的重负之下

13.感情的日历

14.心脏搏动的间歇

15.我整个儿全乱了套

16.闭上双眼

17.从椅子修理工的小号，到牧羊人的长笛

18.这失却的故国

19.我再次对音乐心悦诚服

20.他眼眶里闪烁着豆大的泪珠

21.这个奇怪世界的未知品质

22.阿尔贝蒂娜小姐走了

23.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只是一句话而已

24.母亲和我走进圣洗堂

25.来到香榭丽舍大街

26.旧时光的回归

27.看到我的脚下，我感到天旋地转

28.这便是我的生活，这便是我自己

作者简介

后记：同性恋者普鲁斯特的风流韵事

奥黛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绸子睡袍迎接他的到来，颈项和手臂都露在外面。她让他在她身边坐下，这是客厅里许多神秘的小凹室——在室内人为地设计了一些向内凹陷的地方——中的一处，被中国瓷坛中种着的大棕榈叶子以及挂着照片、扇子和蝴蝶结的屏风的阴影所笼罩。此时她对他说：“您坐在那儿会不舒服的。等一会儿，我来给您重新安排一下。”她的脸上露出一种不怎么自在的笑容，就好像她在这场戏中有什么特殊的目的。她拿来了几个很大的日本绸面垫子，拍拍打打，垫在斯万脑袋后面和脚底下。她做出这样的举动，仿佛就是为了证明自己非常富有，毫不在乎它们的价值。当男仆走进卧室，把一盏盏灯一一点好，这里的灯不计其数(几乎全都装在中国瓷瓶里)，放在不同的家具上，有的单独一盏，有的成双成对，也有许多放在神龛上，在这冬日黄昏——几乎已经是夜晚了——中仿佛夕阳之光，却比夕阳更持久，更鲜艳，更通情达理——也许会让一位在下面大街上闲逛的孤独的恋人惊讶地停下脚步，观看着被烛光照亮的窗玻璃上若隐若现的秘密人影。奥黛特这时一直盯着她的仆人，看他摆的灯是不是全都摆在指定的位置上。她觉得，甚至只要有一盏灯摆得不是地方，她的客厅，以及她摆在倾斜的画架上的肖像画，整体效果就会遭到破坏。当他和那对她特别重视的花瓶靠得太近时，她就会愤怒地责骂他，因为每回她都是亲自来擦拭它们，唯恐他们给搞坏了，走过去检查一下花瓶有没有给碰出个口子。她觉得每一件中国装饰品的形状都“离奇、有趣”，兰花也是如此，特别是卡特来兰——兰花和菊花是她喜爱的花朵，它们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像花朵，看上去就像是用丝绸或者缎子织成似的。“这朵兰花仿佛是从我斗篷衬里上铰下来的，”她指着一朵兰花对斯万说，语调中对如此“雅致”的一朵花、对大自然赐给她的一个端庄的、意想不到的姐妹表达着敬意，至今，在现实生活中她却难以觅见这样的人，它是如此精巧、如此优雅，比许多允许进入她的画室的女子更值得尊敬。为了引起斯万的注意，她现在又让他看画在花瓶上或者绣在屏风上的喷火龙、繁花锦簇的兰花、跟玉蟾蜍一起摆在壁炉架上的嵌有宝石眼睛的银镶单峰驼。她忽而因那妖怪的凶相而假装恐惧，忽而又笑它们长相滑稽，忽而又因那花儿的下流而脸红，忽而又被不可遏制的欲望所俘获，跑过去亲吻蟾蜍和单峰驼，并称它们为“宝贝”。这些矫揉造作的举动和她的某些真挚的行为——特别是对拉盖圣母的虔敬——恰成对照。当时，她在尼斯居住时，拉盖圣母曾把她从致命的疾病中拯救过来，因此她身上总是带着这位圣母的金像章，将她的病愈归功于圣母无边的法力。奥黛特给斯万递上一杯茶，问他：“要加柠檬还是奶油？”他回答：“请加点奶油吧”，她笑着对他说：“一丁点儿？”当他品茗之后对其大为赞赏时，她就说：“您看，我就知道您喜欢什么。”确实，对斯万来说——正如对她来说——这茶似乎是很珍贵的，而爱情也非常需要通过一些乐趣来证实它的存在，来保证它能延续下去。要是没有爱情，这些乐趣就不成其为乐趣，也将随爱情而消失，以至当他在七点钟离开她，回家去换上晚宴的衣服时，他坐在四轮马车上，一直难以抑制这个下午的冒险中充满他心胸的欢乐情绪，他不断地对自己说：“能在像她这样的女孩子家里喝到从未想过能真正喝到的好茶，真是一件美妙的事！”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他接到奥黛特的一张字条，马上就认出那写得很大的字，明显受到英国人那种刚劲有力的字体的影响，字写得虽不够正规，却还显出是受过正规训练的；如果不是斯万、而是一个有偏见的人看到这些字，他一定会觉得那是头脑混乱、欠缺教育、不够真诚、意志薄弱的表现。斯万把烟盒丢在她家里了。“要是，”她写道，“您把您的心也丢在这里就好了！我是不会让您把它拿回去的。”

更重要的也许是他稍后的第二次访问。在去她家的路上——和每次一样，在他们即将见面之前——他总是在脑海中勾勒她的形象；如果他要在她的脸上找寻任何美丽之处，他有必要去想念她那红润鲜嫩的双颊，而不是她面部的其他部分，因为它们常常面容憔悴、脸色蜡黄，有时还夹杂着一些红色的小斑点，这让他沮丧，因为这证明，理想状态总是难以企及，而幸福常常是普普通通的。他要给她带去她问他要过的版画。她身体不太好，穿着一件紫红色的中国绸缎睡袍出来见他，胸前绣满了花朵，几乎就要把他完全淹没了。她站在他身旁，头发披散在她的脸上，一条腿像芭蕾舞演员那样弯曲着，这样不必花什么力气就能俯身看那幅版画；她的头偏向一边，那双大眼睛看上去很疲惫、闷闷不乐，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眼前一亮。她让斯万很吃惊，他觉得她很像耶斯罗的女儿塞福拉——那是他在西斯廷小教堂的壁画上看到的。斯万总是能从大师们的油画中找寻一种特殊的关联，不仅有他在他的生活中碰到的普通人的一般特征，还有他认识的人中男性和女性面貌特征的独特性，他们与众不同的特征。例如，在安东尼奥·里佐所塑的威尼斯总督洛雷丹诺的胸像中，那高耸的颧骨和歪斜的眉毛，简而言之，真的非常像他的马车夫雷米；在基兰达约的画中有M德·巴朗西先生的鼻子；在丁托列托的一幅肖像画中出现了迪·布尔邦大夫的大胡子、断了鼻梁骨的鼻子、明察秋毫的眼睛，以及肿胀的眼睑。也许他的内心中充满着悔恨，因为他的兴趣总是限制在社交活动中，空谈也总是多于行动。他猜想让他沉溺于此的理由在于从这些大艺术家的作品中他所看到的那部分；事实上，这些艺术家也关注快乐，也会把这样的面容引入自己的作品之中，给作品提供了最强的真实感和现实性，为它们的主题增添了现代的风味。与此同时，他又总是屈从于这个轻浮的上流社会，因而他才觉得有必要在古代的名画中找寻这些可以想象的活力，让它们来影射今天的名人。另一方面，也许正是因为他保留了许多艺术家的气质，所以他才能以一种武断的方式来观察古代画像和现代怪人之间的相似性，并在看到那些独特的特征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时，感到真正的满足，虽然后者并无意去模仿古画。然而，也许是——因为过去他接受了大量的印象，尽管这些印象更多的来自他对音乐的欣赏，却也增长了他对绘画的爱好——带着一种强烈的快乐，这种快乐在他身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斯万觉得奥黛特和阿莱桑德洛·迪·马里阿诺一现在人们习惯于叫他波堤切利，但这个称呼与其说显示了这位大师的真实水准，还不如说是代表后来在大众流传过程中所兴起的那种错误和陈腐的观念——笔下的塞拉福很相似。他不再以细嫩温柔来评价他设想会将他的嘴唇冒险一吻的地方，而是将它视作一束美丽精巧的细线，由他的眼睛拆开，沿着它们的曲线，回旋缠绕，把她脖项的韵律、流泻的秀发和低垂的眼睑连接起来，好像在一幅他能够很好联想的画中。

他凝视着她，描绘那幅在她的脸蛋和身体上显现出来的古代壁画，之后，不论他在奥黛特身旁或者不在她身边只是想念着她时，他都会经历这种体验；虽然他对这幅佛罗伦萨画派的杰作的赞赏毫无疑问是因为他在奥黛特的身上重现了它，但这种相似性也让奥黛特显得更迷人，更弥足珍贵。斯万责怪自己的过错，至今都没有认识伟大的桑德洛爱慕的造物的真正价值，并在看到奥黛特的美从他自己的美学修养中找到根据而感到满足。他对他自己说，将奥黛特跟他理想的幸福联系在一起，并非他之前所想的是什么权宜之计，因为她满足了他在艺术方面最精致的爱好。但他无法看到，奥黛特并不是他自然的欲念所需要的那种女人，他的欲念总是与他的美学趣味背道而驰。“佛罗伦萨画派作品”这些词对斯万来说是无价的。它们作为一幅幅画的标题，让他把奥黛特的形象带进了一个她以前无法进入的梦的世界，在这里，她具有了一个新的高贵的形式。‘然而，当他纯粹从体态方面打量她的时候，总是怀疑她的脸、她的身材、她整个的美是否真的出类拔萃，现在这些忧虑被一扫而光，他能够在他所确信的美学基础上重建他对她的价值观；而这一吻，身体的占有，固然是自然而然的，但那种有些污脏的肉欲和迟钝的性情现在叠加在了对一个画廊中的一幅名画的爱慕之上，这似乎也一定是一种极度美好的事。

P18-23

本书所采用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小说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的英文译文出自D.J.英赖特的英文版《追寻逝去的时光》，1993年由兰登书屋出版。这是C.K.斯科特·蒙克利夫经典版本《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最新修订本，这个版本最初于1922年至1930间陆续出版，然后于1980年由特伦斯·基尔马丁加以校订。而在莉迪亚·戴维斯和理查德·霍华德的文章中，我们采用了作者自己的译文。戴维斯女士的引文出自2003年维京出版社出版的《去斯万家那边》，除此之外，其他引文都采用了兰登书屋版。

诺姆·施恩德林撰写了《追寻逝去的时光》片断之间的情节提要。

向安妮·斯克琳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她为《普鲁斯特工程》一书作出的贡献，这已经成了我们之间友谊的见证。

同性恋者普鲁斯特的

风流韵事

关于普鲁斯特，小说家丁丽英有一种近乎鄙夷的看法，大意是说，这种纯粹考验耐力的小说并不具备可读性，当然也就没有多少人会去读它。2005年4月16日下午，周克希先生受上海广播电台《上海心情》节目组之邀，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追寻普鲁斯特”的讲座，试图颠覆丁丽英的预言。但颇感遗憾的是，作为一次普及性质的讲座，它不可能深入到问题的核心。普鲁斯特永远让人为之着迷，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讳莫如深，也是几乎每一位欧洲普鲁斯特传记作家和批评家都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同性恋。

密室奇观

1990年，伊夫·考夫斯基·塞德维奇出版了一部题为《密室人类学》的研究著作。在最后一章，她详细论述了普鲁斯特的同性恋倾向。即使是那些对普鲁斯特的巨作望而生畏的人，大概也对这部书的叙事方式略有所闻：这是一部密室小说；一个哮喘病人躺在床上，无所事事，不免胡思乱想，最后竟然用尽一生的力量，写下了这样一部长达7部15卷的大部头著作，很大程度上，这都得感谢单调的卧室没能给他提供任何别的解闷方式——在那本书中，塞德维奇将其称之为“密室的奇观”。卧室从来都是色情行为的策源地，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暖房，看来，作为犹太贵族的宠儿，大作家普鲁斯特先生也不能免俗。这位经常出入巴黎男性妓院的花花公子沾染上了一种“与男人相好”的不良习气之后不能自拔，这在他的半自传性小说中自然要来一番大肆渲染。让我们回到小说中来，小说中的那位同样有着同性恋癖好的德·夏吕斯男爵显然有着普鲁斯特的影子——按照塞德维奇的说法，这位男爵是小说中“最有魅惑力的视觉消费品”。

在《追寻逝去的时光》第四部《索多姆和戈摩尔》的开头部分那段著名的文字中，普鲁斯特描写了夏吕斯男爵和裁缝絮比安之间的相互赏识。由于普鲁斯特总是不厌其烦地将一切细节都展示在读者的面前，这让人不由得产生了一些不舒服的联想：似乎有一双窥淫癖的眼睛在暗处守候。吸引这双“隐藏着的眼睛”的是所谓的男人之间的秘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同性恋还是一种见不得人的羞耻之事，那位冒昧地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的王尔德“同志”不幸身败名裂，落得个晚景凄凉的下场；普鲁斯特还比较聪明，他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战术，从而使自己不怎么光彩的性取向在公众场合深藏不露。他将自己隐藏了起来，像福楼拜所说的“上帝观看他的造物”一样审视着他笔下的人物，以罕见的激情和严谨态度，所有一切可见的人和事物都展露在普鲁斯特的面前，他不动声色，事无巨细，带着福楼拜式的冷静，嘲讽着那些为欲望所吞噬的人们，而正是通过这种“密室的奇观”，普鲁斯特建立了他与人物形式上的联系：说与被说、看与被看。

同性恋与现代性

但在现实生活中，普鲁斯特的表现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20世纪的“同志”运动发展迅猛，随着“同性恋”这个专有名词的命名，同性恋者具有了一种身份，一个新的群体诞生了。他们可以据此相互热爱，“用一只嘴唇摘取另一只嘴唇”，也可以在密室甚至妓院中干出苟且之事。这在两次世纪之交都引起了民众的“同性恋大恐慌”，在19世纪末，出于道德上的恐惧，男人们为自己这种异于常人的嗜好而感到愤慨和内疚；20世纪末则是因为艾滋病的无药可救，从而更多地已转变为对一种疾病的望洋兴叹。在这个大背景中，普鲁斯特再一次未能免俗。

1894年，他恋爱了，对象是作曲家和钢琴家雷纳尔多·阿恩，这标志着令普鲁斯特备感困扰的同性恋的开端。雷纳尔多·阿恩演奏贝多芬奏鸣曲的技巧和殷勤的待客之风让他想入非非。9月，他们相伴同游布列塔尼，相聚甚欢，但这段感情并没有开花结果，不知道是谁甩了谁，反正他们是分手了。1907年，阿尔弗雷德·阿戈斯蒂耐里成了普鲁斯特的司机，普鲁斯特喜欢上了他，这是个已婚男人，为普鲁斯特开车兜风，就是乘着阿戈斯蒂耐里的这辆车，普鲁斯特去参观了位于诺曼底的诸教堂。1912年，阿戈斯蒂耐里成了他的秘书，一个如今看来多少有些暧昧、掩人耳目的职业。也许是这次升职使得他们之间的距离太过亲密，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就像《春光乍泄》中的张国荣和梁朝伟一样，他们没有学会互相容忍对方的缺点，最终难逃劳燕分飞的结局。很不幸，就在阿戈斯蒂耐里辞职后不久，他就遭遇了一次飞行事故。阿戈斯蒂耐里不再满足于给别人开车，他可能从普鲁斯特那里得到了一笔优厚的酬金，学起了开飞机。他显然缺乏驾驭飞机的天赋，5月30日那天，他驾驶着一架单翼机在阿尔卑斯省的昂蒂布海滩飞行时乐极生悲，从高空中坠落下来，摔得没一块骨头是整的了。Le Cuziat的男性妓院是普鲁斯特最爱去寻花问柳的地方，当然，这是在他身体还行的时候。为了寻找意中人，他在巴黎的深夜中奔跑，为那些男人黯然神伤。普鲁斯特也许是极少数在当时就真正理解王尔德的人，他对那位骨灰级同性恋者王尔德的遭遇感同身受。在《谎言的衰落》中，王尔德发出了这样的悲叹：“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悲剧就是吕西安的去世。”而普鲁斯特又对这位性取向上的同行满怀理解：“除了一些戏剧性的特殊日子之外，奥斯卡·王尔德一生中最灿烂的时光都被吕西安所吸引和感动着，……我们禁不住会去想，几年之后，他是怎么把自己也变成吕西安的呢？”

王尔德们的轮番登场，为同性恋擂鼓助威并不是“个体的变异”。威尼斯肯定是不能久留的是非之地，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讲述的是古斯塔夫·冯·阿森巴赫如何在威尼斯旅行的过程中，以颓废的方式爱上一个俊美少年的故事，这个故事使它荣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同性恋小说的宝座。但最后的结局却毫无爱情小说的浪漫，阿森巴赫死于这座十室九空的瘟疫之城，而普鲁斯特居然要跑到这里来疗养，试图挽救他的疾病之躯，真是才出龙潭，又入虎穴。阿森巴赫和王尔德的坎坷经历已经证明，同性恋是份危险的工作。荷尔德林写下过一句箴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然而，现代社会的危险似乎无法治愈(和艾滋病一样)，现代社会将同性恋者抛在一边，就好像将我们置于战争的威胁中一样。“危险”(它是一切现代主义的关键词)在一战之后一直笼罩在欧洲上空，在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的手下改头换面成了艺术的创新(一种庞德式的冒险)。如今换成同性恋者来感受这种战争遗留下来的痛苦了，和布雷德伯里对现代主义者的评价差不多，我们似乎也可以这样来鉴定普鲁斯特们：“他认同于深渊，他就是深渊。”

从本质上来说，现代诗歌是语言的悬崖，是诗人冒险去“追求危险的知识”，那些悲剧性地死去的诗人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的，因为他们自愿选择去文学的南极探险，烈士是预料之中的事。同性恋更是如此，很奇怪，同性恋自古有之，但是艾滋病却直到性革命之后才被发现，似乎同性恋者的归途只有两种，不是得不到道德上的赦免，就是要去领受一份绝症的死亡通知书。在这里，同性恋成了整个现代社会的精神缩影。

普鲁斯特：一个女人？

在潜意识中，普鲁斯特肯定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女人了。他的母亲对他溺爱有加，捧在手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视之为掌上明珠，这使他的内心变得近乎变态的女性化，小说中那种只有女性才可能有的敏感和精细让我们对普鲁斯特的心理性别产生了一丝怀疑。母亲让娜·韦伊对他至关重要，没有谁能代替她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有一次，他和母亲吵了一架，在威尼斯分手了，冷静下来之后，普鲁斯特感到从未有过的害怕，他感觉他快死了，被人推进了深渊，被一座冰山压在身上——那座美丽的艺术之城的形象瞬间就在他的眼前崩溃了。

从医学上来说，神经衰弱和哮喘都是一种慢性病，也就是说，一开始往往并不严重，只要调理得当，医治及时，完全可以控制，至少不会像普鲁斯特那样年纪轻轻就一命呜呼。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普鲁斯特的弟弟就是一位医生，但是普鲁斯特拒绝他弟弟的治疗，宁愿受“气急败坏”的哮喘病的折磨。疾病既是一种生理上的负累，但也可能是一份特殊的财富，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多病多灾的孩子，母亲才会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他满怀深情地写道：“当我听到她的那身挂着几条草编装带的蓝色细麻布的裙子窸窸窣窣走过有两道门的走廊，朝我的房间走来的时候，我只感到阵阵的痛苦。这一时刻预告着下一个时刻妈妈就会离开我。”

那位拒绝出版《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一部《去斯万家那边》的出版商自始至终都想不明白，普鲁斯特为什么要把临睡前的那一幕写上整整三十页，令他晕头转向，摸不着北？包括布雷德伯里这样重要的批评家都延续贝克特的说法，认为普鲁斯特此举是为了挽救记忆(格非更是将这种说法用到了他在华语传媒大奖的获奖感言上)。关于这一点，贝克特有个有趣的说法，他认为一个记忆力强的人是不需要刻意去记忆的，因为一切都已经记住了，只有那些害怕遗忘过去的人才会要(在意识或书面上)记录下过去发生的一切。尽管神经衰弱的临床表现之一就是记忆力衰退，但我想他们还是只说到了问题的一面：普鲁斯特试图用拉长文字和纸页的方式来拉长时间，其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让母亲留在他身边。这和卡夫卡的遭际正好相反，卡夫卡面对的是父亲权威的大山，他要反抗他，而不是屈从他；他要远离父亲，去寻找他心目中的城堡，但终究不可得。在母亲去世以后，疾病更成了普鲁斯特与母亲联系的惟一途径，每一次发病就是一次祭奠，就能使他想起一些美好的过去的时光。在普鲁斯特这里，疾病是和写作同构的。这和在墨西哥遭受车祸，被一根车栏杆“强奸”的女画家弗里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弗里达晚期病情恶化，其主观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研究弗里达的住院治疗档案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弗里达的病情一开始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糟糕。事实上，弗里达毁于自己的怠惰，甚至是有意要强化她的疾病，目的是要尽可能挽回她花心的丈夫—_像大象一样肥胖的里维拉。只有在她生病的时候，里维拉才显出一个男人该有的气度，他逆来顺受，细心呵护，直到她安心养病，顺利出院。她需要他爱她！她挑逗托洛茨基是为了让里维拉吃醋，她画画是为了让壁画家里维拉能够赏识，她的一切都献给了这个男人。现在，她要他天天围着她团团转，惟一的办法就是让她永远成为一个病人，最终，这个糟糕透顶的主意整垮了她自己的身体。

相对于弗里达在自己身上接上一块金属片，或者让医生削去她的一块骨头，普鲁斯特的做法要容易一些，他只要消极治疗就可以了，放弃弟弟的美意，使自己一步步走向死神预设的圈套。他要保留母亲在他临睡前必要给他的一个吻，让她蜻蜓点水般的唇印无限扩大，光靠哮喘发作时肺部的哮鸣声似乎还不够，于是他要写一本几乎是无限长的书，不可能完成、并最终要用他的一生来写作的大书；他知道，他的身体只能作为一块母亲的纪念碑而存在。

他极其害怕失去母亲(母亲是他欢乐的源泉)，以至于他不得不把自己假想成她，至少在心理性别上是这样。如果是个女人，他就可以自己保护自己了。一个人同时又是他的母亲，这个奇怪的念头在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中被证明是可行的。那位过于孝顺的儿子杀了他的母亲，并且假扮他的母亲生活——一种极端的同性恋倾向。

普鲁斯特出入巴黎妓院的缠绵往事早已雨打风吹去，那些与他有过床笫之欢的男人究竟姓甚名谁似乎也颇难考证了，但我们仍然对他们怀有浓厚的兴趣。几乎每一位给普鲁斯特作传的作者都不会放过这一主题，他们的兴趣并不低俗，因为同性恋是《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一个驱动器和推进器，它规定着某些小说的情境，也决定了它的叙述方式，甚至我们可以说，《追寻逝去的时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本同性恋小说。

2002年6月8日，美国的三角出版社——一个同性恋刊物与书籍出版社——评选出了“百部最佳同性恋小说”。普鲁斯特的《追寻逝去的时光》在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詹姆斯·鲍德温的《乔万尼的房间》和让·热内的男妓心理小说《百花圣母》之后位列第四，在这么多年的误读之后，总算为这部小说找到了一个属于它自己的位置。

河西

普鲁斯特是个观察非常敏锐、想象异常丰富的作家。他爱发现。我们如果不是通过他的眼睛，而是用自己的方式观看和理解生活，也许我们永远不会有如此美妙的(视觉)享受。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如此的能力，或者说拥有这种能力的幸运。

——安德烈·艾西蒙，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普鲁斯特是这样一类伟大的作家：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毕竟，那些伟大的思想正是靠吮吸欲望的乳汁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他暗示，性饥渴不仅训练了他的想象力，而且激发了它们。

——朱迪丝·瑟曼，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

最吸引我们的普鲁斯特是那个“私密”的普鲁斯特，我指的是那个描写琐碎的小事、非英雄化经验的普鲁斯特，而其他的作家总是急于从这里突围而出，去构筑他们的小说王国；亚麻布贴着你的脸颊的感觉，旅馆走廊的味道，海边天空的样子都成了普鲁斯特的主角。

——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