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猎人笔记》中，作者屠格涅夫以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为背景，用深情厚意的人道主义热忱，歌颂了俄罗斯农民的高尚品质和卓越才智，表现了俄罗斯普通人民天赋的民族特征。这本书充分体现了屠格涅夫的艺术天才。作者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揭示平淡的日常生活现象，用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打动读者。

在《猎人笔记》中，作家屠格涅夫以自由而洒脱的诗笔描绘了自然之美，讴歌了生命之美。一篇篇随笔就是一簇簇花束，采自俄罗斯的森林原野，带着晶莹的露珠，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猎人笔记》中的风光描绘，可真谓出神入化！变幻的霞光，朦胧的月色，闪烁的星斗，森林、草地，溪流，出没的野兽，啁啾的鸣禽，机灵的猎犬……在作家营造的艺术世界里，处处都充满了色彩、音响，清新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

锲而不舍 译出风格

霍尔和卡里内奇

叶尔莫莱和磨坊女人

马林果泉

小县的乡医

我的邻居拉季洛夫

小户地主奥夫夏尼科夫

勒高甫村

贝氏牧场

梅奇美人河边的卡西央

村长

账房

离群的孤狼

两个地主乡绅

列别迪扬集市

塔季扬娜·鲍里索夫娜和她的侄儿

死亡琐记

歌手

彼得·彼得罗维奇·卡拉塔耶夫

约会

施格雷县的哈姆莱特

切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最后日子

活尸首

轮声轧轧

树林与草原

后记

这一天，我到外边去打猎，比平素晚了四个多小时，此后，一连三天，我都是在霍尔家度过的。我新结识的这两个朋友使我颇感兴趣。我不知道，我凭什么竟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毫不拘束地同我谈心。我饶有兴味地听他们谈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没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霍尔是一个积极、实干的人，有办事的头脑，一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同他正好相反，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是狂热且富有幻想一类人物。霍尔讲究实际，所以，他建造房子，积蓄钱财，同主人和其他有钱有势的人处得很好；卡里内奇穿着草鞋，勉强支撑，过着清苦的日子。霍尔有一个顺从和睦、同心同德的大家庭；卡里内奇过去曾经有过老婆，很怕她，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而卡里内奇则对自己的主人毕恭毕敬。霍尔喜欢卡里内奇，常常庇护他；卡里内奇也喜欢并且尊敬霍尔。霍尔很少说话，满脸堆笑，老是心里盘算着；卡里内奇说话时满腔热情，尽管不像工厂里爱打闹的工人那样能说会道……但是卡里内奇天赋有一些特长，这是霍尔本人所承认的。例如，他会咒语，念起咒来，能止血，能治惊风、狂犬病，还能驱虫；他是养蜂的能手，他手气好，吉星高照。霍尔当着我的面，请他把新买的一匹马牵到马厩里去，卡里内奇诚恳而郑重地满足了这疑心很重的老友的要求。卡里内奇比较接近大自然，而霍尔则面向人世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议论是非，并且盲目地相信一切；而霍尔自视甚高，甚至用玩世不恭的嘲讽态度看待人生。他见识广，知道得多，我从他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比方说，我从他的谈话当中得知，每年夏天，刈草季节开镰以前，村里就来了一辆式样别致的小马车。这车上坐着一位身穿长襟外套的人，他是来卖镰刀的。用现钱买，每把索价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要是赊账，则要三卢布纸币，一个银卢布。无疑，所有的农民，大家都向他赊账。过两三个礼拜，他又来了，来收账。农民刚刚割完燕麦，有能力付账；于是，农民和这商人一起到小酒馆里，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出点子来，用现钱把镰刀买过来，然后用同样的价钱，赊卖给农民。哪知，农民不乐意，甚至闹得情绪很坏，因为这样一来，就剥夺了他们的乐趣——用指头弹弹镰刀，听听声音，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左看看右瞧瞧，向那狡黠的小市民贩子问上二十来遍：“喂，小伙计，你这镰刀不大好使吧？”还有一些类似的场面，也发生在买卖镰刀的时候，所不同的是，婆娘参加了进来，她们只管讨便宜，有时把卖主惹急了，不得不用拳头捶她们。可是，最使婆娘们吃苦头的，是下面所说的事：造纸厂的原料供应者委托一些特殊身份的人去收购破布片，这种人在有些县里被人叫做“鹰”。这号“鹰”从商人那里得到大约二百卢布纸币之后，就出发寻获猎物。但是，同他取名的那类高尚的鸟截然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公开地、大胆地出击；相反，他们却施展阴谋诡计和狡猾手段。他把自己的马车停在村庄附近某处丛林里，自己却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屋后，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干脆像一个没事的闲人。婆娘们凭着预感猜到他这号人来了，偷偷地出来和他们接头。这种交易把戏在匆忙中达成。婆娘们为了几枚铜板，不仅把所有无用的破布，而且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都卖给“鹰”了。近来婆娘们发现偷家里的东西很划算，她们把家里的大麻，特别是“大麻雄株”偷出来卖掉——这样一来，“鹰”的业务有了重大的扩展，相当兴旺发达！然而，农夫们也学乖了，只要发现一点可疑之处，远远听到“鹰”到来的一点点风声，便立刻迅速而果断地采取戒备和预防措施。事实上，怎不叫人痛惜呢？卖大麻本来是他们男人的事，他们也确实得卖掉它——不是到城里卖，进城得套车慢慢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商贩，这些商人没有称，而是用四十把作为一普特计算——你要知道，俄罗斯人手掌是怎么样的，一把有多少，特别是，当他“使劲”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个阅历不深，对农村生活“不知根底”的人（就正如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听得够多的了。但是，霍尔并不总是滔滔不绝地自己说个没完，他本人也问了我许多问题。他听说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卡里内奇也不甘落后，跟着也问起来了；但是使卡里内奇感触最深兴趣最大的，是我对大自然、崇山峻岭、瀑布、不平凡的建筑物的描述；而霍尔感兴趣的则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问题。他总是条理分明逐一打听：“他们那里和我们这儿是一样的呢，还是另一种情况？……嗯，请告诉我，老爷，是怎样的啊？……”——“哎呀，天哪，竟有这种事！”卡里内奇在听我讲时感叹道；而霍尔沉默不语，皱紧浓眉，只是有时说上一两句：“这么说来，在我们这里恐怕行不通吧？不过，这个倒好——这样对头。”我不能把他向我打听的各种问话都转告你们，也没有必要；但是从我们交谈当中，我坚定了一个信念，恐怕读者不会料到吧，这个信念就是：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恰恰在他的大胆改革中说明他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坚信自己的力量和毅力，俄罗斯人不惜牺牲自己：他很少留恋过去，而是勇敢地瞻望未来。凡是好的——他就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是从哪里来的——他并不在意。他的清醒的头脑甘愿嘲弄德国人枯燥无味的理性；但是，照霍尔的话说，德国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民族，他随时准备向他们学习。霍尔凭借他自己的特殊地位和实质的独立性，他跟我谈了许多话，正如农民所说的，这在别人是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来的。他确实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我跟霍尔谈了一番话，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淳朴、聪明的话语。他的知识，从他那方面来说，是十分丰富、渊博的；但他并不识字，而卡里内奇识字。“别看这个不务正业的人，还是认字的呀，”霍尔说，“他养的蜜蜂也从来不死的。…‘你让你的孩子读书认字吗？’’霍尔不言语。“菲嘉认字。”“那别的孩子们呢？…‘别的都不识字。”“这是为什么？”老头子不回答我，转变了话题。不过，尽管他这人聪明过人，他却怀有许多偏见和成见。例如，他打内心深处轻视女人，高兴的时候，便嘲笑她们，挖苦她们。他的妻子是一个爱唠叨的老婆子，一天到晚围着炉台炕头转悠，嘴里不停地唠唠叨叨，不干不净地骂人；儿子们不答理她，而媳妇们却怕她怕得要命。难怪俄罗斯民谣里当婆婆的这样唱着：“你是什么样的儿子？你怎么配做当家的！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媳妇……”有一次我颇想为几个媳妇打抱不平，试着唤起霍尔的同情心。但是霍尔心平气和地反驳我说：“您何苦为这些小事操心呢？——让婆娘们吵架去吧……要把她们劝开——反而更不好，犯不着白找麻烦。”有时这个凶婆子打炕上爬起来，从过道里唤出看家狗，喊叫道：“过来，过来，小狗！”就用拨火棍打它干瘦的脊背，或站在凉棚底下，照霍尔的说法，朝着所有过路的人“汪汪狂叫”（骂街）。可是，她很怕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便赶快回到自己的炕上。不过，当谈到波鲁德金先生时，听听卡里内奇和霍尔的争论，倒是挺有趣的。“唔，霍尔，你不要跟我说他的闲话，”卡里内奇说。“那么，他怎么不给你做双靴子呢？”那一个反驳说。“嘿，靴子！我要靴子干吗？我是一个庄稼汉……”“我也是庄稼人呀，可是你瞅瞅……”霍尔说到这里，便抬起一只脚，让卡里内奇看自己的靴子，这是用毛象皮缝的、做工很结实的靴子。“唉，你和我们不是一路人啊！”卡里内奇回答。“那，起码他也得给你一双草鞋吧，要知道，你经常陪他去打猎的呀！差不多，一天得一双草鞋吧。”“他给过我草鞋钱。”“不错，去年赏你了一枚十戈比的银币。”卡里内奇伤心地把脸扭过去，而霍尔哈哈大笑起来，这当儿，那双小眼睛完全隐藏起来，消失不见了。P6-9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古今中外有成就的大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优秀的翻译家也有自己的风格。当翻译家的风格与其选译的作家风格相近时，译作便会达到上乘水平，成为影响深远的名译，像傅雷译巴尔扎克，汝龙译契诃夫，都是译坛公认的典范。反之，从事文学翻译的人，如果功底不深，修养不够，仓促上阵，缺乏选译，则很难保证译作的质量，更谈不到把握风格和译出风格了。

臧传真教授是著名学者、资深翻译家。他对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素有研究，撰写过许多见解独到、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主编过《苏联文学史》，翻译过多部俄国小说，译笔严谨，为学界推崇和称道。俄罗斯著名作家柯罗连科的长篇小说《盲音乐家》的中文译本即出自他的手笔。这部译著自一九五八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已多次再版，在文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俄国作家当中，臧传真教授最喜爱的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布宁和高尔基。除了柯罗连科的《盲音乐家》，他还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三幅画像》、《春潮》、《父与子》，此外，他还选译了上述几位作家的短篇爱情小说，以《幸福》为书名，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臧先生所钟爱的这几位作家语言上风格相近：简洁、朴素、清新，作品题材贴近大自然，表现人生际遇富有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的关切情怀。臧先生生性儒雅、文笔洗练，选择这几位作家完全合乎情理与逻辑。

后来，应北岳文艺出版社之邀，臧先生开始重译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作为先生的学生，我喜爱他的译著，把他的译作视为范本，常常对照原文阅读，以提高自己对语言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在先生的直接影响下，我也走上了文学翻译道路，经常就某些疑难问题向先生讨教。这一次，我更有幸先睹为快，看他的手稿，聆听先生谈译书的体会，从中受益匪浅。

屠格涅夫这部小说，原有的译本有的译为《猎人日记》，有的译为《猎人笔记》，“笔记”显然比“日记”更好。但先生却把书名译为《田猎随笔》，我觉得“随笔”胜过“笔记”，却不明白为什么把“猎人”译为“田猎”，于是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先生回答说：“打猎有两种方式，去深山老林打猎，称为行猎；在乡间树林和田野上打猎，叫做田猎。作家屠格涅夫在作品中以猎人的身份出现，访问地主庄园和农家，了解乡情，从前所未有的角度接近了下层人民，因而译为《田猎随笔》似乎更贴近作品的内容，也更符合游记散文与小说故事两相糅合的叙事笔法。”想不到一个书名竟有如此的内涵。遗憾的是，此次出版，也许是因为约定俗成，仍用的是《猎人笔记》这个书名。

臧先生还把《白净草原》改译为《贝氏牧场》，我问有何依据。先生解释说：“вежин пуг，前一个词是由姓氏веж构成的形容词，这个姓不是俄罗斯人的姓，是个外来姓，音译可译为‘贝日’或‘贝什’。后一个词的意思是‘草地’、‘牧场’，而非‘草原’（степь），两个词组合在一起，可译为‘贝什家的牧场’，译成‘贝氏牧场’则更简练。一九九一年俄罗斯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编者称历史上确实有个‘贝氏牧场’，贝氏家族的后人至今还保存着有关该牧场的文书。有关这一点，我特意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情况。”听了老师的一番话，顿生无限感慨。“白净草原”流传了几十年，没有什么人提出怀疑，只有遇到了一位学养有素、译风谨严的翻译家，才把误读误解的题目改正过来。由此我想到，文学翻译绝非文字的简单转译，除了文字功底以外，它要求翻译家必须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一丝不苟的追索精神。

有一次，谈到对屠格涅夫的认识，臧先生对我说：“就一般意义上来讲，真正的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他们是理性、自由和公正这些人类社会基本精神法则的守护者。他们依据这些精神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现象，同时努力促使这些精神能够得以弘扬。屠格涅夫和其他杰出的俄罗斯作家一样，摆脱了政治依附地位和狭隘的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献身于更广大的民族利益和公众利益，作家个性的成因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更主要的是源自他的社会观念和理想。屠格涅夫的作品往往一经发表，就引起争议，这和他的创作个性，和他独立观察社会现象的视角有关。”

有一次和先生聊天，我说屠格涅夫始终是个诗人，虽然他后来转向了小说创作。为了证明我自己的论点，我引用了罗亭的一段话：

“诗歌——是神灵的语言。我自己就喜欢诗。不过，诗意不仅仅存在于诗行里：诗无处不在，诗洋溢在我们四周……您看看这些树，看看这天空——四面八方都吹拂着美和生命的气息；而什么地方有美和生命，那里就有诗。”

臧先生说：“你说得很对。这段话虽然出自罗亭之口，但的确是作家发自肺腑的心声。屠格涅夫本质上是一位诗人，他的小说字里行间流淌着诗意。抒情笔法和淡淡的忧郁，是他的小说最为显著的特征。有人说屠格涅夫是现实主义作家，其实，浪漫主义才更符合他的创作个性。在《猎人笔记》一书中，作家以自由而洒脱的诗笔描绘了自然之美，讴歌了生命之美。一篇篇随笔就是一簇簇花束，采自俄罗斯的森林原野，带着晶莹的露珠，散发着泥土的芳香……”

我发现，只要谈话涉及心爱的作家与作品，臧先生脸上就会焕发出光彩，侃侃而谈，兴致极浓。他说：“你想想看，屠格涅夫笔下的人物形象该有多么鲜活！音容笑貌，简直是呼之欲出！霍尔狡猾又精明强干；卡里内奇散漫随和，又富于艺术天性；民间歌手雅可夫的歌声洋溢着不可遏制的活力，让你赞叹；月夜牧场围着篝火讲鬼怪故事的农家孩子，让你难忘……这一个个人物全都进入了俄罗斯文学的殿堂，也在世界文学宝库的人物画廊上留下了身影。”

谈到屠格涅夫的风景描写，臧先生更是连声赞叹：“屠格涅夫写景的功力，不仅让托尔斯泰叹服，许多西欧作家也推崇备至。《猎人笔记》一书中的风光描绘，真可谓出神入化！变幻的霞光，朦胧的月色，闪烁的星斗，森林，草地，溪流，出没的野兽，啁啾的鸣禽，机灵的猎犬……在作家营造的艺术世界里，处处都充满了色彩、音响，清新的气息和生命的律动。屠格涅夫的听觉和嗅觉极其灵敏，他的目光又格外锐利，似乎大自然在晨昏之间、一年四季的微妙变化，他全部都了然于心。他那枝生花妙笔描绘大千世界的的确确达到了精致入微的地步！”先生的一番论述让我悟出一个道理：只有热爱，才能痴迷；只有痴迷，才能透过文字走进作家的内心世界，才能切身感受作品营造的氛围。

有一次我向臧先生讨教，请他谈谈文学翻译的方法和体会。先生沉思片刻，然后对我说：“译文学作品，最难的是译出风格。为了把握原作的总体风格，必须反复通读原作，仔细揣摩人物情感、文化背景、民族习俗、语言特色与修辞手法。只有吃透原作，才能原汁原味地再现原作的氛围、情境、意蕴与格调。文学翻译忌讳逐字逐句的死译，忌讳‘字典搬家’。要知道，词在句子里是有生命的，词在字典里是死的。单凭查字典生搬硬套肯定译不好。翻译文学作品应以句段为单位，反复琢磨，融会贯通以后再落笔，增删词语，调整语序，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谈到作品的语言时，先生说：“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作家的叙述语言，作家讲故事，描写风景与环境，都使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贯穿始终，风格大体上一致，要有一个总体上的认识与把握。另一种语言是人物的语言，这种语言，由于说话人的身份、修养、文化程度不同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况。有的优雅、有的粗俗、有的流畅、有的啰嗦。翻译家应该做到当俗则俗，当雅则雅，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一律追求达和雅有悖于小说语言的真实状况。”

我觉得臧先生的真知灼见应该写进我们的翻译教材，有志于文学翻译者读了必会从中获益。臧先生不仅精通俄语、英语，古文也有很深的造诣。这样，他在翻译时就多了一层参照，也多了一种表达手段。比如书中遇到有关契约、文书一类的文字，用流畅的古汉语译出来，无形中增加了历史感和文化色彩。我自己能读一点古文，却不会用古文写作，每想到这些就深感愧悔。

有一次我和先生还谈到了文学作品重译的问题，先生说译本具有“阶段性”，这一观点对我颇有启发。先生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第一部译本带有首创性，是最难的，即便存在一些缺陷，但功不可没。后来的译本能参考先前的译本，因而应当译得更好。他说自己的译本同样具有“阶段性”，他希望将来出现更完美的译本，他的译本便算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而可以淡出或隐退。先生的见解表现了一位智慧长者的豁达与从容。

臧先生译过很多俄罗斯小说，却没有去过俄罗斯。对此，他深以为憾。他说：“普希金、屠格涅夫、柯罗连科的作品陪伴我走过了几十年的光阴，我在读书时，常常神游俄罗斯，广袤的森林，茫茫的雪原，城市、乡村、教堂……种种景象呈现眼前，却原来都是书中得来的印象。有人说译文学作品最好能做到身临其境，看来我只能是心临其境了。这正所谓是身不能至，心向往之。”

三十多年前，我们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臧先生为我们上课，我们全班同学都听得入迷。我们相互传阅他译的《盲音乐家》，大家都为有著名翻译家做我们的老师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我比同学们更加幸运的是留校当了教师，仍然做臧先生的学生，正是在先生的指点和扶植下也出版了自己的译著。臧先生已年过古稀，依然笔耕不辍，兢兢业业，精益求精，把一本又一本优秀的外国文学名著奉献给读者。这种精神让人敬佩，让人鼓舞。

臧先生让我为《猎人笔记》写篇序言，老师信任学生，自然不便推托，因而我回忆了与先生的交往，记录了几次谈话的内容，心想这或许有助于读者对这本书的理解，对从事文学翻译的同行也有借鉴的意义。

谷羽

本书作者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生于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童年时代是在奥廖尔省岑斯克县斯巴斯科——卢托维诺沃村度过的。一八二七年，全家迁往莫斯科后，少年屠格涅夫入寄宿学校读书。一八三三年，十五岁时，进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学习，翌年转入彼得堡大学，于一八三六年毕业于该校哲学系语文科。一八三八年，屠格涅夫到德国柏林大学，进修哲学、历史学和希腊、拉丁古典语言文字。一八四二年结识别林斯基，在西欧派思想的影响下，开始文学活动。

《猎人笔记》（1847—1852）是屠格涅夫的早期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文学事业的基础。

大约在一八四六年十一月，《现代人》杂志复刊时，因为《杂记》栏目缺少稿件，发行人巴纳耶夫向屠格涅夫约稿。屠氏随即交上一篇特写，题名《霍尔和卡里内奇》（于一八四七年发表于《现代人》第一期，发表时，巴纳耶夫加了一个副题：摘自“猎人笔记”）。

这篇特写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别林斯基看到后，向作者欢呼道：“你简直想像不到，《霍尔和卡里内奇》多么了不起……这不仅是我的看法，而是公众的结论。”之后，一八四七年至一八五一年间，《现代入》陆续刊登了作者的二十一篇特写，一八五二年，《猎人笔记》单行本问世。

《猎人笔记》的出版，成了当时文坛上的一件大事。官方人士担心，此书会对读者产生不利影响。检查官利沃夫因为批准出版此书被撤了职。同时，《猎人笔记》的出版，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光荣。“我真高兴，这本书出版了，”屠格涅夫自己说，“我觉得，它将是我对俄罗斯文学宝库所作的一点贡献。”

《猎人笔记》并不介绍打猎经验与知识，而着眼于刻划人物，描写环境。书中各篇，只是题目或篇首有时提到打猎，而内容纪事大多与狩猎无关。

在《猎人笔记》中，作者以诗意盎然的俄罗斯大自然为背景，用深情厚意的人道主义热忱，歌颂了俄罗斯农民的高尚品质和卓越才智，表现了俄罗斯普通人民天赋的民族特征。这本书充分体现了屠格涅夫的艺术天才。作者以充满诗意的笔触，揭示平淡的日常生活现象，用浓郁的抒情笔调，感染、打动读者。

具体说来，《猎人笔记》的巨大成功，不仅在于作品描写了农民备受压迫的苦况，而且还展示了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说，作者认真地从俄罗斯人民优良的本质上来肯定农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本书的成功，还在于作者才华横溢的写作技巧。作者在塑造人物时，并没有用浓重的笔墨着意刻划，而是别具匠心地用白描手法把社会现象的实际情况反映出来，因此，给予读者的印象尤为强烈。诗人丘特切夫说：“这本书里，竟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和优异的才思……作者把艺术家的感情和枨触，与对人类的至上关爱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人类现实生活的含蓄内在和对大自然诗意一般的深透理解，也同样出色地结合在一起了。”是的，在这本书的各个篇章里，作者并没有表露反对农奴制暴虐的激忿言词，但是，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舒徐有致地描绘的每个细节，却促使读者明显地感受到——农民被奴役的悲惨处境以及他们道德上的优秀品质。

《猎人笔记》创作上的另一绝妙手法，是把“猎人”（目击者）的视野和诗人的目光统一起来——形成两位一体，并用杂记的形式进行写作，从而构成此书的优雅文体。我们看到，书中纪事完全是猎人的自身经历——亲闻亲见，这样，叙事不流于浮泛，同时，借助诗人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又使叙述不至于呆板、生涩。如此这般，文章显得生动、活泼，笔意柔和、婉约。难怪托尔斯泰读了此书，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的，读了这作品之后，很难再动笔写作了。”

屠格涅夫是举世闻名的美文学大师，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他的创作，蕴含着形象美、色彩美和音律美。在《猎人笔记》中，他的这种超绝的艺术才能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他善于用散文家的写实手法，把人物的内心世界惟妙惟肖地凸现出来；他又常常以诗人的抒情笔触，将俄罗斯的自然风光描摹得栩栩如生。总之，《猎人笔记》的每一章节，在在充满丰富的诗意。屠格涅夫的这种抒情之笔，柔婉而又细腻，和谐而又自然；徐徐写来，如行云流水，令人悠然神远。不管哪一种抒情描写——形象美、色彩美或是音律美，绝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他运用这种抒情笔调，来渲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性格。他擅长于平淡中见波澜；在叙事行文和风景描写里，尤其是在刻划人物形象中，不时流露出一个“情”字。作者总是着意做到：融景于情，借景抒情，以情叙事，情景并茂。这样一来，读者情不自禁地步入静穆悠远的意境，并深深思索。

这个新译本，是二人合译的。第一篇（《霍尔和卡里内奇》）至第十篇（《村长》），以及第二十二篇（《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最后日子》）和第二十四篇（《轮声轧轧》）是臧传真翻译的。第十一篇（《账房》）至第二十一篇（《切尔托普哈诺夫和聂道比斯金》），还有第二十三篇（《活尸首》）和最后一篇（《树林与草原》），是梁家敏翻译的。梁译曾得到臧隽的校阅与文字上的修订。最后，由臧传真通校全书，进行润饰。在动笔翻译之前，译者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工作，大量阅读了关于此书的多方面评论（包括俄文、英文及中文），并仔细参阅了以往的各种译本（几种英译本及中译本）。翻译过程中，又多次对此书的翻译原则、技巧手法、其他细节，进行过讨论。尽管如此，限于水平，译文中舛误、疏漏之处，仍在所难免，殷切希望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南开大学外文系谷羽（谷恒东）教授慨允为本书撰序，使这个译本增色不少。谷羽教授系国内著名诗歌翻译家，南开大学“俄罗斯文学”专业研究生导师，著译甚丰。这篇序，对译文多有溢美之词——奖饰过情，使译者深感愧怍。不过，对读者也有一定的启迪作用，译者于此深表谢意。

臧传真

天津南开园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