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应对：4 种人性的本源
人们都说，世界上有两类人，一类是把世界分为两类人的人，另一类就是不把世界分为两类人的人。
我肯定属于第一类人。我对人类的本性怀有极大的兴趣，我一直在探求能够厘清我们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做的不同方法。
多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幸福和习惯这两个主题。对于我来说，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能够帮人们建立更加幸福、更加健康，也更有作为的人生的无所不能的唯一妙法。不同的策略适合不同的人。事实上，对某人起作用的方法，对其他人或许就适得其反。对有些人而言，彻底戒绝某种强烈的诱惑可能会活得更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适度地沉湎于某些事物才更有利。有些人热衷简朴，而有些人则喜欢奢华。
事情远不止于此。在思考朋友关于她养不成跑步的习惯的说法时，我感到，在“夜猫子”与“早起鸟”这两类人表面的不同之下，还深深地存在着塑造出人类本性的某种基底差异，既深刻，又强烈和明显，然
而我却视而不见。
为了找出那些曾被我忽略的东西，我在自己的网络主页上贴出了一些问题，请求读者回答，其中包括：“你觉得制定新年规划如何？”“你遵守交通法规吗？为什么遵守或者为什么不遵守？”“你会纯粹为了好玩儿而去上一堂课吗？”读者的回复纷至沓来，我发现在这些五花八门的答案里，贯穿着几个不同的模式。说来简直有些诡异，根据答案你以可把他们归为几类，而每一类人仿佛都事先约好了，回答如出一辙。
例如，关于制定新年规划的问题，有一类人给出的答案几乎完全一致：“如果新年规划有用，我会照例去做，但我不会从元旦这一天开始，因为1 月1 日这个日期太具有强制性了。”他们都用了“强制”一词，为此我感到颇为惊奇，因为1 月1 日这个日期对我从来都不是问题。可是这些人给出的答案却全都一样，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还有很多人这样回答：“我再也不做新年规划了，因为从来也没能完成过，我总是找不到时间去实施。”
甚至还有人这么说：“我从来也不做什么新年规划，我可不想捆住自己的手脚。”
这里面存在某种有意义的规律，我非常明白这一点，但我就是还不清楚它是什么。
苦思数月，我有了“发现新大陆”般的顿悟。我当时坐在家中办公室的桌旁，恰好瞥了一眼我手写的凌乱的待办清单，我的心突然被触动了。就是这个简单而又关键的问题：“你如何应对预期（目标）？”
我终于发现它啦！
我找到了解开谜题的钥匙。我感到惊喜若狂，就好像当初阿基米德跨出浴缸时那样。我静静地坐在那儿，大脑飞速地思考着与“预期”相关的问题。
我当时抓住了一点，即我们大家都面临两大类预期：
·外设预期——外人加诸我们的预期，就像按规定时限完成一项工作。
·内设预期——我们加诸自身的预期，就像执行新年规划。
我的核心感悟是，根据一个人应对外设及内设预期的表现，就可以将他归于以下四种不同类型中的某一种：
支持者——无论是外设预期还是内设预期，都一样乐于应对。
怀疑者——质疑所有的预期，只有当确信一项预期合乎情理时，才会去达成，因此他们实际上只应对内设预期。
守义者——乐于应对外设预期，但还是奋力完成内设预期。
叛逆者——抵制一切预期，无论是外设的还是内设的。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只需用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所有人的本性都可以在这四种分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
现在，我明白我的朋友为什么养不成跑步的习惯了：她是一位守义者。当队友和教练对她有所期待时，她展现自我毫无问题；而当她面对自己的内设预期时，她就纠结了。我也读懂了那些关于新年规划的千篇一律的评语。
四种趋向的理论架构澄清了我所认知的那些突出的行为模式，使我现在能够解释人人都能看到，但却无人予以关注的那些现象。
我将这个完整的体系勾画在一张纸上，呈现为4 个对称且交互重叠的圆。我的这一架构展示出蕨类叶子或鹦鹉螺似的优雅。我真心觉得我揭示了一条自然规律——人的本性。
或许还可以说，我创建了一顶麻瓜分类帽。
认清了这个架构后，我就立即着手加深我的理解。“四种趋向的策略”成为《比从前更好》（Better Than Before ）的第一章，那是我写的一本关于改变习惯的书。我同时也在我的个人主页（gretchenrubin.com）上发帖，阐述四种趋向；我还和妹妹兼共同主播伊丽莎白·克拉夫特一起，每周做一期关于四种趋向的博客节目——《格雷琴·鲁宾教你更快乐》。每当我讨论四种趋向理论时，无论是读者还是听众都会纷纷与我互动。
大多数人都能够通过一段简单的描述来辨别他们的性格趋向，但对于那些心中没底或希望自己的回答被分析出来的人，我设计了一份问卷。成千上万的人都做过这个关于四种趋向的问卷，这份问卷在本书第二章或者happiercast.com/quiz 网页都能找到。人们对于问卷的回答，以及我们所做的开放式的自由反馈，都给了我更多的启发。（我注意到一点，人们的性格趋向往往会影响他们做这份答卷的意愿。怀疑者会问：“我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份问卷呢？”而叛逆者则会想：“是你叫我做这份问卷的吗？呵，我才不做呢。”）
为了测试关于四种趋向的观察结果，我决定就这一理论架构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典型性抽样调查，我检测了地域分布广泛的一群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和不同收入的美国成年人。我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那就是四种趋向之间的比例。守义者占40%，名列第一；怀疑者位居第二，占24%；有叛逆者趋向的成员最少，占17%——这一比例高得令人吃惊；我本人是支持者，这一类占19%。
此项研究还证实了我的许多观察结论。例如，在考虑新年规划时，支持者最有可能动手去做；而叛逆者讨厌去做；怀疑者会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去做，而不是等着哪个规定的日子；守义者则常常彻底放弃制定规划，因为过去的规划曾让他们苦苦挣扎。
在对这一架构进行优化时，我甚至给每一种趋向都添加了不同的颜色，这是借鉴了交通红绿灯模式的结果。黄色代表怀疑者，因为就好似黄色信号灯提醒我们要“等一下”，以决定是否继续前行，而在达成一项预期之前，怀疑者总是会问“等等，为什么”；绿色代表守义者，他们会随时准备好“前行”；红色代表叛逆者，他们极有可能“停下”或表示拒绝；鉴于交通信号灯没有第四种颜色，我就为支持者挑选了蓝色，似乎也很合适。
我对四种趋向研究得越多，就越能了解它们的巨大影响力。在我们深入思考四种趋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这种思考对自身的了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在认清自己的本性、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价值观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建立起幸福的生活。
同样重要的是，在我们深入思考四种趋向时，我们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别人。当我们认清了别人的性格趋向时，我们就能更加有效地与之生活和工作在一起，譬如同事与老板、老师与教练、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孩子、医护人员与病人。
对四种趋向的理解，使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更加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