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乾编著的《言官与康乾政治》为“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清代卷”，作者将视点对准在明末清初的官僚大臣身上，通过对这一时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现，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官俸制度、教育制度、社会生活的变化。作者以宏观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跳出历史的局限来反思历史，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见解。

1644年，一个拥有强健体魄的民族开始了纵马弯弓的时代，以儒家功利观所追求的“大一统”而言，清代是值得骄傲的。然而，通过言官所表征的士大夫的心路历程时，确有一种悲凉而又悲哀的强烈感觉。《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将视点对准在官僚大臣身上，通过对这一时期言官身世沉浮的展现，详细解读了这个既振奋也悲哀的“戮心”的朝代。雍正对理学名臣的迫害，乾隆厉禁讲学，丑化道学先生的种种行径，如此种种，都在摧折士大夫以道自重、傲视王侯的精神支柱。作者以宏观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跳出历史的局限来反思历史，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见解。

《言官与康乾政治（清代）》由林乾编著。

序一

序二

卷首 一叶落知天下秋

中国人把民主的希望、把限制君权的责任曾寄托在监察官员身上，希望他们像传说中的异兽獬豸一样，时刻把角顶向理屈的一方。这个梦想在一定时间内曾经实现过，但在这头异兽置身其中的大厦将倾时，它也就免不了要破灭了。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魏徵已无接班人

海刚峰留下的教训

草昧初创还是有意回避

毕竟是个窗口

无可奈何花落去

第一章 “亡天下”和改朝换代

明清兴亡表面上一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然而，晚明表征新时代的种种因素在铁蹄声中被碾得支离破碎，这并非简单的游牧文化战胜农耕文化，它带给士大夫的是“亡天下”的感觉和无所适从的“选择”。

晚钟敲响为哪般

因言获罪的流放者

政治婚姻与福临的悲剧

改朝换代和士大夫的选择

第二章 美化的圣祖和真实的历史

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守之。奠定大清200余年基业的康熙大帝力图缓和满汉两种文化冲突，然而他又终为“汉家传统”所困扰，晚年“太子风波”使他心力交瘁，终于发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感叹。

巡按之废与裁减科道

言路的沉寂和风闻言事

震惊朝野的弹劾案

河务案与英主认错

“汉家传统”与太子风波

第三章 走向极致的秘密政治

把中国的秘密政治发挥到极致的是有诸多之谜的雍正皇帝，他驾驭军机处这个“小班底”办大事；把密奏这种“小报告”转向制度化；他打击科甲出身的官员，对言官极为轻蔑，他终于完成了“君主不再受监督”这一体制的最后过程。

猜不完的登位之谜

说不清的“华夷之别”

小班底办大事

“小报告”的制度化

台谏合一：君主不再受监督

科甲朋党谢济世

书院不闻读书声

一种发明：“选优”的皇位继承法

第四章 儒家传统政治的终结

把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推向顶峰的乾隆帝无疑是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完成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并把传统的“君臣共治”体制彻底打破，重新界定为主奴关系，这是儒家传统政治的终结。

从曹一士的奏折说起

从“君臣同体”到主奴界定

为那拉皇后鸣不平

修书、禁书与焚书

盛世夸赞与天子的陶醉

讲真话者可杀

卷尾 天下艰难谁共肩

“戮心”的“盛世”终将昭示：这是难以走出的“中世纪”，儒家文化的“困境”不始于被动挨打的近代，而应到剥夺精神的那个时代去寻找。一个只有强健体魄没有强健精神的民族是悲哀的。

人口专家走西口

理学、汉学与士风推移

为一代言官把脉

后记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很久很久以前，在古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三代”以前，有一位非常圣明的国君，名字叫做尧。据说他的最大特点是艰苦朴素，所谓“冬日鹿裘，夏日葛衣，茅茨不翦，采椽不□，粝粢之食，藜藿之羹”。说他冬天披着鹿皮衣，夏天穿件麻布衫；住在参差不整的茅草房里，房梁厅柱都是没加过工的木头；吃的粗米饭，喝的野菜汤。据此，后人多有感慨，战国时的韩非子就曾这样说过：“连守门小吏的生活都要比尧强呢！”

传说尧的手下人才济济，其中有后来继承他的王位的舜，有周人的先祖后稷等等。这里面比较特别的一位叫皋陶，专门负责司法断狱，皋陶有无特别的本领，史无明载，但人们都说他断案时特别倚仗一种异兽．叫作獬豸，好像没有这么个东西，他的法官也就当不下去了。

獬豸，又作解廌，或作觟觥。《路史》里说它的皮毛作青色，有四足，样子像熊，“性忠，见斗则触不直，闻论则咋不正”。《论衡》则说它是只独角羊，皋陶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的时候，就“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对于这样一个好帮手，皋陶是非常爱护的，无论出入起居，总是把它照顾得很好的。

自古以来，老百姓总希望能辨别忠奸是非，好人坏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但常常事与愿违，只好在扮戏时勾画出红脸和白脸。他们想象出一个能助人辨邪的神兽来，自然是希望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希望现实生活中行使仲裁之权的各级官员们，能够像獬豸那样公正而且无私。于是，獬豸就象征着公正，象征着无私无畏，象征着对恶的仇视和抨击。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呵！

当然，这也许并不仅仅是一个传说。有谓：“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似乎是说，尧的时候设立一面鼓，舜的时候设立一根木，凡有对统治者提意见的，就去敲鼓击木，大约就是后世登闻鼓之类的萌芽。到尧的继承人舜的时候，又有了所谓“纳言之官”，“夙夜出纳朕命”。这似乎说明即使在远古的中国社会，一俟出现了权力，使出现了监督监察权力行使制度的萌芽，尽管这种监督监察行为还很原始，史家也未能多展开论及，但仅凭这种还不成大气候的举措迹象来看，在世界文明史上，也应该说是一项杰出的创造。

在后人看来，监察谏劾与司法审判的权责是有区别的，前者主要是针对君主和各级官吏的，是针对各种失职、渎职行为的，后者则是针对全民的，是按照成文或不成文法律追究或审理各种案件的。那么，作为法律执行象征的神兽獬豸，又是怎么与监纠谏劾的职权联系起来的呢？

据说禹之后的继承人应该是皋陶，只是由于皋陶早逝而未果。不知道大家推选皋陶，是否因为他执法无私的缘故，但獬豸的形象在周秦时期就出现在风宪官的服制上，则是毫无疑义的。《左传·成公九年》中说：“南冠絷者谁也”，后人应劭的《汉官仪》做了解释：“法冠，一日柱后冠。《左传》南冠而絷，则楚冠也。秦灭楚，以其冠赐近臣。御史服之，即今解廌冠也。”这说明，楚国的一种帽子后来传到了秦，被称为獬豸冠。

与此同时，殷商时便出现的“御史”或“御事”，逐渐从执政官变为记史记事之史官，再变为监察风纪耳目之官。秦始皇开国，设立了相当于副丞相的御史大夫，统辖御史中承、御史丞、侍御史、监御史等，以“典正法度”，“举劾非法”，革创了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自此，獬豸冠便成为他们头上的必佩物。汉承秦制，有御史府或御史大夫等，东汉设御史台。在地方上，从秦的各郡监御史到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完善了一整套系统化的监察官体制。这对于今人，也是一份值得借鉴的宝贵遗产。

前人根据想象绘出了獬豸的图形，样子类似于麒麟，只是头顶正中有一只独角，很可能是初民从独角犀那里附会而来的。但獬豸冠是什么样子，详细情况还不知道，《后汉书·舆服志》也只说它是由“执法者服之”。到宋代，朝服中的冠只有三种类型：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而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及御史们都是“冠有獬豸角”。也许这个角正是这种冠的主要标志：在帽子顶上翘起一个角状物来，也许就是獬豸冠吧？…

明朝的监督谏劾体制通常被人们认为是最完备的，是本项制度发展史上的顶峰。这固然体现出政治制度沿革不断发展的趋势，表明立制者的煞费苦心，但明代的言官谏臣们命运之不济．在历史上恐怕也是数一数二的。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似乎是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先后颁布了都察院《纠劾官邪规定》、《出巡事宜》等一系列有关的法律文件。而在两年前，又重定了文武官员服色，其中有“风宪官獬廌”，獬豸的形象从帽子上更完整逼真地移到了补服上，自然更为醒目，同样表明了统治者的强调之意。在文官九品一群禽类如仙鹤、锦鸡、孔雀等等之中，在武官九品的虎豹熊羆一类寻常兽类之中，风宪官衣服上的神兽獬豸，可算是颇不寻常的了。清承明制，自然，这些也就被同样继承下来了…。

美丽的传说当然不仅限于那些令人真伪莫辨的神话，更主要的是因后人那些更可歌可泣的故事烘托，才使传说更加美丽。

作为言官的御史是史，作为史官者亦是史，这两者在起源上没有关联吗？官吏的吏与事情的事，都出自“史”字，御事就是御史。而不管什么史，较早都是记录之官。《汉书·艺文志》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由此出发，商周之史可以是史官，是书记，是巫史（因为他在甲骨、钟鼎或简册上记录下卜祝之辞），也可以是谏官——但并非有些人举出的战围时的御史，张仪说：“弊邑秦王史臣敢献书于大王御史”淳于髡说：“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这些御史与其说是言官，还不如说是记言记事的史官，因为后者对人的言行亦有威慑作用——倒可以说是周时的瞽史，因为瞽史的职责就是用那些“前言往行”来“戒劝人君”。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中国古史上史官与言官的同源性，极鲜明地表现了史学的功能。这种起源上的同一性不是又导致了二者敬业精神上的同一性吗？为什么前面提到的淳于髡见到“御史”会恐惧俯伏呢？为什么孔子作《春秋》，就会乱臣贼子惧呢？为什么晋太史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后，赵盾会那么不安呢？为什么齐国崔杼见到太史写下其弑君事实而恼羞成怒，接连杀了两个太史呢？就是因为历史记载乃是一种可传万代的谏劾。董狐、南史的这种秉笔直书的精神，不是与“必核是非，毋惮大吏，将以赏刑，彰善瘅恶”的言官准则完全一致的吗？P2－5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写这样一本书，心中十分惶恐。

我对两宋历史发生兴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内地的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历史系几个有志于此的同学凑到一起，自发地展开学习和讨论，并尝试着做一些题目。谁知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越洋求学，有的干脆改了行。我勉强算是未离开专业，干的却是图书编目。其间虽也力图还复旧愿，写了些与宋史沾边的东西，说到底仍属历史文献的校勘与整理。倏忽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获准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国内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景况，当我重新检索曾经感兴趣的课题时，惊讶地看到众多领域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这使我可以借助同行的拨引，弄清过去尚还模糊的许多问题，然而要我这样一个重操旧业的人再做新的掘进，则需要补很多的课。

就在这时，好友赵世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由他主编的这套纵谈上下几千年的书系中承担两宋卷的编撰。这使我放下了手头所有写作计划，重新认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历史。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与他们一同求索、一道感伤

本书从1992年初春动笔，年底方写出头两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延至1994年1月。

这本书从最初规划到最终脱稿，其间有不少变化。开始想写五章，加上卷首、结卷，其七部分，由于卷首一下没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开，写至五章，已逾20万字，不得不仓促收笔，舍去相当重要的“改造儒学的大师”一章。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为线索，勾画自“庆历兴学”以来的教育（各式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状况，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与心态，原本还有结卷，试图从纵的方面总结两宋的历史特点和对今日社会的影响。这两部分撰写难度较大，将其舍去，虽有意犹未尽之感，却有暂时解脱的轻松。

本书主要采用叙事笔法，是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叙事史学具有古老的传统，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拥有众多读者。但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类著述被忽视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专注问题，撰写论据谨严的著作，有兴趣拜读并参与讨论的仅限若干同行，而大众永远满足于一般性介绍，或通俗故事，或奇闻趣话。难道严肃的史学著作就不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和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吗？难道通俗读物就不能展现出作者个人的史观及分析吗，实际上。无论古今，“述而不作”都难以做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每一代历史家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以往时代的认识与反省，不同经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思索与观点，这种反省与思索正是现实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历史著述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历史学才得以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叙事史学这一传统还应继承下来，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融八了许多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金铮先生《科举制与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师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漆侠先生、程应镠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来、朱瑞熙、关履权、汪圣铎、李裕民、张希清、张其凡、周宝珠、贾大泉、贾玉英诸先生对两宋历史的考述，均成为笔者认识和把握宋代制度、风尚的主要依据。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释中说明，有的未及标出，尚希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