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德邻编著《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为“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晚清卷”，全书以晚清督抚这个社会阶层为视点，着重探讨晚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局的影响，从这一角度勾勒出晚清从开关到中兴，再到覆亡的历史过程。另外，本书对晚清时期有名的督抚，从林则徐、沈葆桢到曾国藩、李鸿章、陈宝箴，乃至袁世凯，都有细致入微的刻画。

至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权威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地方督抚倾斜，不仅增加了汉人督抚的数量，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势力逐渐膨胀的督抚们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晚清政局。《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晚清）》以晚清督抚这个社会阶层为视点，通过清督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勾勒出晚清从开关到中兴，再到覆亡的历史过程。在推进近代化的过程中，督抚们既无法超越纲常名教，也不能割舍既得利益，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左支右绌，左顾右盼，尽管步履蹒跚地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们终将无法成为称职的近代化领导者群体，而逆转时代潮流。

《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晚清）》由房德邻编著。

序一

序二

卷首

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制，其建立、发展、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后500多年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第一章 睡眼初醒

经过鸦片战争的重创，最先领略到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们，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能不做出反应，不能不开眼看世界，并在不自觉中产生了朦胧的世界意识。中国人的近代观念由此发端。

挑战与回应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书

沿海督抚的困惑

“海上苏武”的悲剧

第二章 起于军兴

湘军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兵由将选”、“自筹军饷”的特点使其成为具有一定程度私属性质的军队。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得以发迹，湘系将领十几人先后担任总督、巡抚要职，地方督抚的权势迅速膨胀，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于晚清政局影响至深。

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

李鸿章与淮军

从“祺祥”到“同治”

尾大不掉

第三章 中兴砥柱

如果说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要依靠军事实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在同光新政时期则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各个领域中扩大了势力和影响。

同光新政

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

清流派——慈禧太后的政治砝码

甲申枢变与书生典戎

春帆楼的耻辱

第四章 无力回天

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新政、预备立宪，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做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时代已不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了，满族亲贵和封疆大吏已经无力回天。

戊戌喋血

山东巡抚与义和团运动

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

炙手可热的袁世凯

丁未政潮

督抚与立宪

第五章 翻云覆雨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督抚们或逃匿，或“翻手为云覆手雨”，附和革命，使共和革命获得廉价胜利，同时也埋下深刻危机。

张之洞“种豆得瓜”

各省易帜

“洹上渔翁”出山

含泪逼宫

从督抚到都督

挑战与回应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1838年12月27日），天还没亮，紫禁城中已经灯火通明。近侍、太监忙而不乱地为道光皇帝上早朝做准备。军机大臣、内阁大臣和预备召见的官员陆续进入紫禁城，其中有刚刚奉召而来的湖广总督林则徐。林则徐（1785一1850）排在第一起召见，他诚惶诚恐地向道光皇帝叩首称颂，皇帝则微笑着叫他坐在离自己很近的毡垫上，温语慰问，然后不紧不慢地向他询问如何查禁鸦片。高旷的乾清宫中只有这君臣二人，一问一答。林则徐在武昌任所接到宣召他进京的谕旨时，就料到皇帝将要垂询禁烟一事，对此已做了充分准备。此时，他操着不太熟练的官话为皇帝剖析鸦片流毒的危害，并提出一套全面禁烟的方案。他建议在重治吸食鸦片者的同时，还必须断绝鸦片的来源。皇帝对他的建议非常赞赏。此后，又接二连三地召见他，着重研究在广东禁烟的步骤和方法。

从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道光皇帝在八天中八次召见林则徐，并赐他在紫禁城中骑马、乘肩舆（俗称“椅子轿”）。皇帝对一个汉族地方总督如此宠信，这在清朝是很少的，以致林则徐在日记中称之为“异数”。

道光皇帝对林则徐如此宠信．表明他对鸦片问题极端重视。鸦片问题由来已久。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以印度为基地，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鸦片，每年大约200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鸦片专卖权，鸦片输入量逐年增加。英国人向中国输入鸦片，起初是作为中英正常贸易的补充。在中英正常贸易中，中国输出丝、茶、陶瓷、大黄等，很受英国人欢迎；英国输华商品主要是毛纺织品和少量金属制品，毛纺织品价格贵，又不符合中国人的穿着习惯，因此长期滞销。当然，从根本上说，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不需要大量的商品交换。

为了弥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始终存在的贸易逆差，英国人开始利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丝、茶、大黄等，进而在鸦片贸易巨额利润的引诱下，冒险家们纷纷来到中国东南沿海，千方百计地走私鸦片。

鸦片的流人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使白银大量外流，而且毒化了社会风气。至道光年问，中国吸食鸦片的现象已经相当普遍。烟馆林立于通都大邑、城乡市镇。吸食鸦片者，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遍布各个阶层。不仅商贾优伶、胥吏差役、和尚尼姑、市井无赖，就是文官武将、绿营兵丁也有吸食的。据《蓉城闲话》记载，道光皇帝也曾吸烟成瘾。在道光所著《养正书屋全集》中有一篇《赐香雪梨恭记》，就是记述吸烟的经过和体会的。文中说：“新韶多暇，独坐小斋，复值新雪初晴，园林风日佳丽，日惟研朱读史，外无所事，倦则命仆炊烟管吸之再三，顿觉心神清朗，耳目怡然。昔人谓之酒有全德，我今称烟日如意．嘻！”这是道光皇帝即位以前的事。他何时戒烟的，不得而知。

清朝从雍正起就严令禁烟，但禁而不绝，反倒愈演愈烈，至道光年间更深为鸦片问题所困扰。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曾就禁烟问题进行讨论，出现“弛禁”和“严禁”的意见分歧。弛禁主张主要来自于广州地方大员。清朝从乾隆起，限广州一口为海道贸易口岸，鸦片走私便集中在这一地区一广州地方大员所处的位置，应该是比较了解外国情况的了，其实却不然。按照清朝的有关规定，广州地方官不得直接和外国人打交道，必须通过“十三行”。所谓十三行就是设在广州的对外贸易商行，俗称“牙行”、“洋货行”、“洋行”，它是受官方控制的民间组织，不仅从事对外贸易，也是中外交涉的“中介”，外国人有事向广州当局“启禀”和广州当局的回复，都由行商转递。这样一种制度不仅使广州地方官对外国情况甚为隔膜，而且更养成他们虚骄自大的脾气。面对鸦片的流毒，他们束手无策，非但如此，他们中有些人还接受中外鸦片贩子的贿赂，为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两广总督李鸿宾就曾一面向道光皇帝奏报如何禁烟，一面却指示巡船每月收受规银36000两，放私人口。他手下的水师副将韩肇庆则和洋船约定，每箱鸦片收银元5元至10元，名曰“买放”。更有甚者．水师船还代运鸦片进口。为了应付朝廷，水师有时也要弄出几箱鸦片呈缴和邀功。韩肇庆就是用这种方法骗得嘉奖，擢为总兵。赏戴花翎。面对鸦片禁而不绝的现实，先在广东寸：人巾后在官员中出现了弛禁主张。

最早提出弛禁主张的是顺德人何太清，他对广东按察使许乃济说：如果听任民间自种罂粟，就使夷人贩卖鸦片无可得利，即使招之也不肯来，再厚征其税，责令商人以货易货，不出二十年，鸦片将不禁自绝，此乃中国利病枢机，但无人敢上奏。许乃济被打动，就此询问广东士人吴兰修。吴兰修也赞成何太清的意见，并写《弭害论》一文申论之。吴又约集同事熊景星、仪克中各著文为之鼓吹。时任两广总督卢坤、巡抚祁□很欣赏吴兰修的议论，便以“粤士私议”为题，以附片形式奏报道光皇帝，试探其意图。道光未予理会．弛禁派由此似乎得到鼓励。道光十五年（1835年）许乃济调往北京任职，他修改吴兰修的旧稿，于道光十六年五月十五日（1836年6月10日）上《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建议将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使之合法化，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以防止白银外流。道光皇帝令将此折发给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和粤海关监督文祥征求意见。邓廷桢等复奏表示同意许乃济的意见，认为它“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

在同意弛禁鸦片的官员和士子中，有的如卢坤、邓廷桢等，与鸦片走私有些瓜葛，得到某些利益，也有的并无关联。因此，弛禁主张的基础并不完全源于那些与鸦片贸易有利益关系的人。弛禁主张的基础在于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朝吏治腐败，没有能力禁绝鸦片，在广东任职的大员对此有深切感受和认识，许乃济在奏折中就说：“法令者胥吏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盖凡民之畏法不如其鹜利，鬼蜮伎俩，法令实有时而穷。”对于清朝的吏治完全丧失了信心。另一方面，身在广州的大员对于外情毕竟还是了解一些，他们看到中外贸易的日益扩大已成趋势，不能禁绝。许乃济的奏折中说：“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在天朝原不惜损此百余万之税饷。然西洋诸国通市舶者千有余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者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比岁夷船周历闽、浙、江南、山东、奉天各海口，其意即在销售鸦片。虽经各地方官当时驱逐，然闻私售之数亦又不少。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许乃济反对笼统地禁绝中外贸易，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混淆了正常贸易和鸦片走私的根本区别，却是错误的。

鸦片是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来打开中国大门的一种“武器”，它蕴涵着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许乃济和邓廷桢等广东大员对此是不能理解的，他们只能就事论事地处理鸦片走私本身。

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鸦片贸易合法化的主张都是错误的，它将严重损害国计民生，乃至危及民族生存，它是对外国侵略作出的一种消极反应，在本质上是投降主义。它理所当然遭到朝野人士的抨击。据载，在邓廷桢复奏附和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之后，他的几个朋友和门下士便乘给他祝寿的机会，劝他放弃弛禁主张。在酒酣耳热之时，主讲越华书院的陈鸿墀对他说：“（禁烟）事系天下风化，累在吾师声闻。百世后，青史特书某实首请弛禁，若之何？胡以一家之私为也？”邓廷桢悔悟，约祁□联衔上奏请严禁。而在此之前，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道奏折《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建议对吸食鸦片者处以重刑，或流放，或处死。道光皇帝令将奏折抄发内外九卿、将军、总督、巡抚，听取意见。这些官员复奏都赞成严禁鸦片，但大都反对对吸食者施以重刑，认为碍难实行。P8－12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