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亨利·鲁斯一手创造的“新闻帝国”和鼓吹的“美国世纪”引发了深远的影响。本书所感兴趣的不仅在于“美国世纪”概念本身，而且在于亨利·鲁斯如何把它应用在他魂牵梦绕的中国身上。通过新闻媒体如何在美国公众中炮制出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怎样产生、发展起来的？又是如何幻灭的？请看本书。

序(1)

引 言(1)

第一章 鲁斯其人(18)

一 新闻大王(18)

二 加尔文教信徒(23)

三 国际事务干涉主义者(28)

第二章 中国情结的形成(38)

一 传教士家庭(39)

1．风起云涌的海外传教运动(40)

2．父亲鲁思义(47)

二 生长在乱世中国(59)

1．在文化“孤岛”中成长(59)

2．优越感与中国情结的形成(70)

三 向洋望故乡(75)

1．中学时代与绵绵中国情(75)

2．耶鲁熏陶与政治理想确立(81)

第三章 打造《时代》帝国(86)

一 艰难创业(87)

1．开创《时代》(87)

2．独掌《时代》发展方向(96)

二 《时代》帝国的形成(102)

1．创造《财富》(102)

2．引领《生活》(110)

3．《时代在前进》(116)

第四章 从关注中国到全力扶蒋(123)

一 关注遥远的中国(123)

1．初期报道中国(124)

2．鲁思义们在中国的失败(129)

二 决心梦圆中国(136)

1．《大地》在震动(136)

2．蒋介石带来新希望(143)

3．下定援蒋决心(153)

第五章 大力报道中国抗战(161)

一 抗战时期的对华报道(162)

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报道(163)

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报道(179)

二 鲁斯与白修德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195)

1．鲁斯的新闻观(195)

2．白修德对中国的初期报道(201)

3．日渐严重的分歧(205)

4．难以避免的争论(213)

5．离经叛道的时代人(224)

第六章 抗战期间的援华行动(232)

一 创立美国联合援华会(232)

1．美国联合援华会的创建(233)

2．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援华宣传(237)

3．配合宋美龄在美的宣传(247)

二 不拘一格的援华行动(253)

1．财力与人力的支持(253)

2．声援抗战(265)

第七章 徘徊在梦想与现实之间(279)

一 “美国世纪”与美国化中国梦想(280)

1．美国化中国梦想的曙光(280)

2．一次美妙的旅行(290)

二 坚决捍卫蒋介石(295)

1．不和谐的音符(295)

2．为蒋介石造舆论(308)

三 全力配合马歇尔调停(315)

1．马歇尔的使命(315)

2．马歇尔与蒋介石的矛盾(326)

3．天平倾向于马歇尔(335)

四 敦促1948年《援华法》的出台(342)

1．影响决策的努力(342)

2．敦促政府援华与援华法的出台(349)

五 梦断中国(355)

1．失败的统治(356)

2．最后一搏(364)

第八章 难以释怀的中国情结(372)

一 继续反共援蒋(373)

1．《时代》周刊对大陆的反动报道(373)

2．继续支持蒋介石(379)

二 仍然关注中国(386)

1．对麦卡锡主义的态度(387)

2．关注中国大陆(394)

三 晚年的反思(401）

1．反共态度的缓和(401）

2．逝世前未完成的著作主要观点(409)

结语：大时代的弄潮儿(415）

参考文献(430)

档案文献(430)

期刊杂志(431）

英文参考书目(432)

中文参考书目(446)

后记(452)

鲁思义夫妇是美国19世纪90年代海外传教运动孕育出的代表人物，他们思想文化观念的形成，与美国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及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传教本是基督教与生俱来的传统，在《圣经》中，记录了鼓励传播基督教的文字。《新约全书》中耶稣死后复活时曾这样训喻其十一个使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②基督教教会和教徒谨遵耶稣训喻，一向以传教为上帝赋予的神圣责任，而耶稣和保罗的布道传教也自然成为基督教信徒们遵从的榜样。

然而，受地域、交通、资金等必要的物质条件限制，大规模的海外传教热潮直到近代，才伴随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兴起。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理性主义、人本主义③的广泛流行和工业革命的挑战，促使基督教尤其是新教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基督教向社会化、世俗化发展。新教加尔文主义坚信，人的精神得救的标志是现世事业的成功。人只要勤勉于世俗事业，保持纯洁的情操，过节制的生活和取得个人成就，就能成为上帝的选民。这也就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以世俗事业成功为选民标志的伦理观适应了新兴资产阶级的需要，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精神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基督教徒进行大规模传教提供了经济条件，帮助教徒们向海外传播基督教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较之欧陆各国，美国向海外传播基督福音的行动起步稍晚，但社会基础雄厚。17世纪前半叶，一批受到迫害的英国清教徒移居北美大陆。他们坚信加尔文主义的宗教信仰，将清教主义(Puritanism)带到这片广袤的土地。伴随着历史的发展，清教主义逐渐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和主流文化。这些英国清教徒自封为上帝的选民，受上帝派遣建立美国，为落后和劣等民族及整个世界树立了典范。他们坚信，用基督教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这种使命感经过俗化的过程，变成了世俗的理念，渗透到了美国的民族意识当中。归纳而言，其内容包括：美国是无与伦比、绝世无双的国度；美利坚民族是负有上帝使命的选民；美国是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这些典范包括民主观、自由观、个人主义思想、道德观和基督精神；坚信美国不仅有自由、富裕的现在，而且将有一个辉煌的未来；战争是实现美国使命的工具；美国使命实现的标志是美利坚帝国的建立。①更有人把这种使命感概括为：“我们美国人是上帝独一无二的选民，是现时代的以色列人，拥有世界自由的方舟。”②清教徒宗教使命意识的俗化为美国掀起海外传教热潮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P40-41

  在一个民主制国家，新闻媒体在公众舆论的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报刊左右公众舆论的例子在美国历史中屡见不鲜。开国之初，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等撰写的联邦党人一系列论文在《独立日报》、《纽约邮报》等纽约报刊上的发表，对于争取美国宪法的批准至关重要。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在《民主评论》上鼓吹的“天定命运”思想，促成了美国大陆领土的兼并，至今还为美国史学家所津津乐道。赫斯特报系①关于“你提供新闻，我制造战争”的呼声余音在耳。

亨利·鲁斯一手创造的“新闻帝国”和鼓吹的“美国世纪”所带来的影响和上述这些例证相比毫不逊色。本书所深感兴趣的不仅在于“美国世纪”概念本身，而且在于亨利·鲁斯如何把它应用在他魂牵梦绕的中国身上。通过新闻媒体如何在美国公众中炮制出一个“美国化”的中国形象。这个形象是怎样产生、发展起来的，又是如何幻灭的。一位美国学者在“美国世纪”如日中天的时候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当今的世界并不需要另一个美国，也不需要再出一个俄国，而需要一个新的中国。”这个新中国是利用美国和俄国的知识，但仍保持自己文明特色的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能真正理解这个意思的人并不多。亨利·鲁斯更不可能理解一个独立、具有自己特色的现代中国的含义。如果他能够多活30年的话，可能懂得的会多一些。

研究鲁斯的中国情结有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主导鲁斯形成其中国观和新闻观的三大因素。其一，新教加尔文宗中长老会教派思想的影响。长老会教派主要有三个基本思想：1．预定论。即上帝对世人尽心挑选，被选中者是上帝的选民，否则就是弃民。选民应该是那些百折不挠地努力苦干、道德高尚、珍惜时间、节约钱财、充分利用和掌握时机发财致富的人。预定论鼓励资本主义商业竞争，提倡追求财富。鲁斯笃信美国是上帝选民，应担负起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并坚定拥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些思想明显是受其宗教信仰中预定论的影响。2．人世观。长老会教义强调关心政治、改造世俗社会，认为教会应监督国家、家庭和社会发扬上帝之道，使社会基督教化，以新教思想改造社会；认为信徒应培养政治意识，有条件的应在政府中担任官职，不担任官职的也不应逃避责任，而应积极地监督政府的政策是否符合基督教的原则。3．共和制的教会组织。长老会崇尚共和政治，教会的管理严格按照共和体制进行，这也是长老会政治理念在宗教上的反映。鲁斯一生以忠诚的共和党分子闻名，这与其信仰的宗教是密不可分的。

其二，共和党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政治主张及其特点决定了鲁斯在此期间的宣传政策。鲁斯新闻帝国最活跃的时期正值共和党在野，在此过程中鲁斯始终忠实支持共和党，其杂志扮演了共和党喉舌的角色。共和党在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支持自由企业制度，反对福利国家，对改革持保守态度，因而反对罗斯福新政。鲁斯及其杂志一直与罗斯福作对，1936年和1944年的两次总统竞选中，鲁斯都是竭力攻击时政和现任总统。两人的敌对关系甚至一度发展到罗斯福总统盛怒之下，下令不得给鲁斯签发出国护照的僵局。1941年鲁斯访华后到1945年罗斯福去世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抗战的紧要关头，鲁斯却没能踏上中国半步，不是鲁斯不想来中国，而是因为尽管鲁斯多次提出访华的要求，却都被断然拒绝了。

其三，罗斯福入主白宫期间，鲁斯与其虽然在新政等国内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在对华政策的走向与主张上是基本合拍的。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美国面临解决经济危机的问题，无暇顾及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对日实行绥靖政策，不愿在中日之间做出抉择。在外交政策上，罗斯福虽不主张孤立主义，但欧洲的战略地位超过了远东，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不可能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战略方针仍是“先欧后亚”，因此需要中国牵制尽可能多的日军兵力，使美国得以集中对付德国，同时在太平洋战场，美国更需要中国的配合。二战后期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稳定而亲美的中国，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为美国提供巨大的市场和原材料的基地，抵制苏联，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站在一起，进一步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罗斯福对此曾表白说，有五亿中国人站在美国这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①而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考虑，反共反苏始终贯穿美国外交政策。从大的战略方针上看，鲁斯反对孤立主义和坚决反共等主张都与美政府保持了一致。这也是鲁斯的中国观和新闻观在此期间对美国对华政策制定，对舆论能够发生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5年，业师冯承柏教授与我谈论八五课题“美国私人基金会与中国”时，建议我注意鲁斯基金会。在查阅鲁斯基金会资料的过程中，我对鲁斯本人发生了兴趣，于是萌发了研究鲁斯与中国的想法。在调查该课题研究状况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几乎没有人对此做过专题研究，便更坚定了研究鲁斯的决心。

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幸得多方鼎力相助。业师杨生茂教授于八十余岁高龄仍留心为我查找材料线索，并逐字逐句地审阅论文初稿，在文字、观点的提法上多有点拨，使我受益匪浅。业师冯承柏教授与我反复讨论写作提纲，帮助我理清写作思路，更于赴美探亲期间和师母一起抽出大量时间专门为我收集资料。论文修改过程中，先生抱病为我仔细审读论文，对文章的总体把握和进一步充实润色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能得到两位前辈的扶持，实感欣幸之至。

这本由博士论文拓展而成的小书亦从博士论文评阅和答辩委员会受益颇多。答辩委员会成员包括国际关系学院苏格教授(答辩委员会主席)、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梅仁毅教授、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李剑鸣教授以及两位业师。评阅委员会成员除答辩委员会委员外，还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中筠教授、陶文钊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黄安年教授。委员们从体例、观点、材料等方面的点拨，是本书得以成形的关键基础，也是晚生终生回味的财富。

研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材料。虽多方查找，但没有在国内找到多少鲁斯的材料。可喜的是，计算机光盘和网络检索为材料的搜集提供了突破口。家母因工作需要于1996年赴美访问一年，千方百计地按照我提供的线索，查找复印相关材料和书籍，并不惜财力，用特快专递速寄回国，对论文的初期准备工作帮助极大。1997年夏，雅礼协会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暑期研讨班又为我提供了亲自赴美查找资料的机会，使我在耶鲁大学不仅查到部分极有价值的档案材料，而且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1998--2001年赴美留学提供了完善知识结构、进一步收集资料的机会，因而为完成书稿奠定了基础。

近十年断断续续的书稿写作，先后得到八方支援。耶鲁大学历史系的Christopher Agnew和Joel Pfister教授不仅为我提供研究线索，还主动提出在我回国后，继续帮助查找复印相关档案材料。南佛罗里达大学的彭大进教授利用自己是斯坦福校友的关系，在胡佛中心为我查找到相关材料。福布莱特学者Pat Dyson女士在冯先生的请求下，热情地为我在国会图书馆查找到许多珍贵资料。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沈景鸿先生利用休息时间，冒着高温，四处奔波，为我查找台湾方面的资料，并多次打长途询问论文写作情况。南佛罗里达大学中国问题专家：Harvey Nelsen教授在生活和学术发展上给予细心照料。不但经常邀与其全家出游，以减轻本人留学孤寂之苦，而且每遇与鲁斯相关资料，必设法转交与我。在Nelsen教授和南佛罗里达大学国际学生交流处负责人。Mark Orr教授的帮助下，本人于2001年获得4000美金“鲁斯与中国”专项研究资助。此外，本书还先后得到了“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南开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

另外，书稿所以顺利完成，深赖全家的鼓励、配合。夫君亚光不仅在生活上万般体谅，而且在博士论文和业务工作的双重压力下，仍悉心留意相关资料，更在本书竣稿前夕，通宵协助通稿审稿。母亲牺牲闲暇时间帮助搜集资料、照料家务。小女纪滢的降生为生活平添无尽幸福和乐趣之余，为书稿写作带来莫大动力。

鲁斯与中国是个涉及领域多、争议大的题目。我的专业是美国外交史，专业内的东西尚不敢说有多少见地，更何况要论及中国近现代史、新闻学等业外的领域。再加上资料匮乏、本人水平有限等因素，书稿肯定有不少不当之处，还请学界师友多加批评指正。

20014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