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家庭一门三烈》是由《红岩》小说中的老政治犯“小萝卜头”的原型宋振中的哥哥宋振镛主笔撰写的。“小萝卜头”是跟爸爸、妈妈一起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一家三口被杀害于松林坡。作者宋振镛自1979年应全国政协文史办的邀请，撰写父母亲及与“西安事变”有关的史料，他和三姐振西沿着父母亲的足迹进行走访，整理文史资料40余篇，本书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是第一本单独写“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的图书，一门三烈，通过宋绮云、徐林侠的被捕前的经历，介绍了鲁豫皖地区在一大会议之前的早期革命。

小萝卜头宋振中和爸爸、妈妈一起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一家二口被杀害于松林坡。《红色家庭一门三烈》作者宋振镛是《红岩》小说中的老政冶犯小萝卜头的原型宋振中的哥哥，他自1979年应全国政协文史办的邀请，撰写父母亲及与曲安事变有关的史料，他和三姐振西沿着父母亲的足迹进行走访，整理文史资料40余篇。

《红色家庭一门三烈》通过描写宋绮云、徐林侠被捕前的经历，介绍了鲁豫皖地区存一大会议之前的早期革命；一家三口被捕后的狱中生活，真实地再现了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英雄的形象。红岩英烈们的形象影响了新中国的几代人，而小萝卜头的故事更是让中国人刻骨铭心。

前言

引子 子夜凶杀

第一章 父亲的年轻时代

 一、苦难的家史

 二、我要读书

 三、不忘刻瓢之苦

 四、徒步三百里报考国立第六师范学校

 五、上下求索

 六、教书生涯

第二章 投身革命

 一、投笔从戎入黄埔

 二、清凉山会师

 三、告别南京

 四、母亲、故乡、党

 五、建立邳县特支和邳县县委

第三章 并肩战斗

 一、伟大的女性坚强的战士

 二、婢女的胜利

 三、共同的革命理想

 四、疾风劲草

 五、坚贞不屈

第四章 新的革命里程

 一、投奔南阳

 二、《宛南日报》

 三、接管《西北文化日报》

 四、新闻战士

第五章 生离死别后的西安团聚

第六章 促成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

第七章 恢复与党中央的联系

 一、建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

 二、父亲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

 三、建立西北特支的秘密联络站一一莲湖食堂

第八章 宣传抗日，开展爱国救亡运动

 一、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嘴脸——《何梅协定》

 二、建立西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三、成立“东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

 四、敬悼鲁迅先生

第九章 西安事变

 一、西安事变的起因

 二、西安事变的经过

 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四、蒋介石离陕之后

第十章 延安的第一台印刷机

第十一章 送别杨虎城将军

第十二章 到敌人后方去

第十三章 难民服务团

第十四章 重返抗日前线

 一、少将高参

 二、联合抗战

第十五章 父母先后被捕

 一、诱捕

 二、失去了妈妈和小弟弟

 三、六个孤儿

 四、监狱内外通书信纸短情长心连心

第十六章 人间魔窟

 一、“白公馆”

 二、“息烽大学”——一所奇特的秘密监狱

 三、“渣滓洞”——又一座人间魔窟

第十七章 青年将校团

第十八章 “白公馆”监狱的岁月

 一、重返“白公馆”

 二、渴望自由

 三、秘密小交通员

 四、“小萝卜头”与疯老头

第十九章 和杨伯伯一起坐牢

 一、一幕丑剧——蒋介石下野

 二、和杨伯伯一起坐牢

 三、两个小伙伴

第二十章 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

尾声 光照千秋

后记

附录 “小萝卜头”姐姐、哥哥简况

1949年9月6日，一个晴朗的夜晚，三辆汽车由贵阳开往重庆。为首的是一辆美式吉普，里面坐着面带狞笑的军统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第二辆是一辆救护车，车里坐着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和他的次子杨拯中，还有一个干瘦的家伙，他就是特务看守长张鹄。第三辆车里的人最多，有杨将军的秘书、我的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及小弟弟宋振中——“小萝卜头”。车里还有杨夫人谢葆贞在“玄天洞”监狱里生的小女儿杨丞贵和杨将军的两位副官闫继明、张醒民，其余两人是看守特务。

美式吉普在进入重庆市区后就悄悄消失了。后两辆汽车划破了深夜的宁静，急驰在歌乐山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山顶的碉堡和岗亭用铁丝网连接着，像蜘蛛网一般。山坡上怪石嶙峋，好像无数头龇牙咧嘴的野兽，正凶狠地窥视着周围将要发生的一切。

深夜11点5分，救护车来到松林坡“戴公祠”。干瘦家伙先下车，他哈着腰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们要在这里住几天，等候飞机去台湾。”杨将军未予理睬。

黑暗中张鹄毕恭毕敬地搀扶杨将军拾阶而上。上面是一幢灰暗的洋房，里面闪烁着昏黄的灯光。杨将军的次子杨拯中捧着妈妈的骨灰盒紧随其后。事先埋伏在阶梯周围的特务一拥而上，几把尖刀同时刺入杨拯中的前胸后背，他刚喊出一声“爸”，就栽倒在地，骨灰盒稀里哗啦从阶梯上摔落下去。

已步人大厅的杨将军听到儿子的惨叫声，刚要转身，几个黑影从黑暗中冲出，将杨将军团团围住。杨将军右手猛地一甩，跳出重围，两个持刀特务被摔倒在地。可是后面又窜出两个黑影，拦腰抱住了他，另一个特务用白布蒙住了他的头。没等他弯下腰，几把尖刀就刺进了他的身体。一代威震中外的爱国将领，就这样惨死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乱刀之下!特务们瓜分了杨将军的随身财物之后，又悄悄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埋伏下来。

最后一辆车来到“戴公祠”时，杨将军的两位副官没有下车，他们被转移到歌乐山的“渣滓洞”监狱。

我的父母和两个孩子被安排在松林坡山脚下的一间小屋里休息。一路颠簸已使身体虚弱的妈妈感到极度疲劳，她刚要坐下来，几个持刀的特务已经冲进屋子。爸爸妈妈全明白了：他们说蒋介石要接见杨将军，要在这里住几天等飞机，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要下毒手了。  ’

父亲和母亲心里都很平静。因为从被捕的那天起，他们就知道敌人终有一天会这么做的，而他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他们没有畏惧，也没有悲伤，面对凶恶的持刀特务，妈妈义正言词地说：‘‘我们既然落在你们手里，就没想活着出去，不过，不许你们伤害这两个孩子!，，狗特务狞笑一声，他们一言不发，逼向父亲、母亲。不等母亲把话说完劈胸就是几刀。两个孩子看到这情景，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紧紧地搂在一起。

没有半点人性的刽子手，一边用刀不断地刺杀父亲和母亲，一边厉声向孩子呵斥道：“不许哭!”两个孩子立刻把哭声咽了回去，互相抱得更紧了。当特务们从父亲、母亲身上拔出血淋淋的尖刀逼向两个孩子的时候，他们本能地扑向倒在血泊中的亲人寻求保护。灭绝人性的特务恶狠狠地给了小姑娘一刀，小拯贵立即倒在地上。“小萝卜头”满腔怒火地望着特务，同时又想跑去拉起躺在血泊中的小伙伴。当特务举起刀向他刺来时，他高声喊：“我没有罪!我要出去!!”

特务们害怕这喊声。一个特务猛扑上去，双手掐住他的脖子。“小萝卜头”双脚乱踢，使劲用手掰那两只罪恶的大手，那嘶哑的声音还在呼喊：“我要出去!我要……”比豺狼还狠毒的特务，反而更加凶残地将刀刺向“小萝卜头”。

倒在血泊中的母亲，尚未停止呼吸。孩子那撕裂肺腑的声音，比豹狼的匕首更痛地刺入她的心房，她似乎还想挣扎起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而刽子手们却狞笑着又在孩子们身上刺了几刀。

母亲的心被撕碎了，她想呼喊，她想怒骂，可是她难以发出声音来了。她就这样咬紧牙、含着满腔怒火离开了人世。可怜的小弟弟一根根肋骨袒露的胸口流淌着鲜血，两只大眼睛却瞪得很大很大，一动不动地盯着灰黄的天花板。那表情，那眼神，仿佛向着苍穹、向着人间发出一个个问号，为什么?为什么?

特务们将杨将军父子的遗体，连同杨夫人的骨灰盒一同埋在“戴公祠，，大厅外的花坛里；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的遗体就地在小屋里挖坑掩埋，并在地面浇灌了水泥，然后用水冲净大厅和阶梯上的血迹。一切又都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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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萝卜头宋振中是我们的亲弟弟。我们兄弟姊妹共七人，小萝卜头排行老七，是我们最小的弟弟。提起小萝卜头，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报纸上电视中经常出现他的身影，他的事迹还上了小学生的语文课本，而我们的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的有关事迹，人们却知之甚少。

父亲宋绮云出身于江苏省邳县(今邳州市)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缺衣少食，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苦难日子。但他勤奋好学，奇迹般地读完小学，考入国立师范学校。他从年轻时代开始，就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并从中深受教益。1926年他投笔从戎，考取黄埔军校，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一生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交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父亲根据党的指示，回到家乡，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中共邳县县委，他担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并把地方政权：教育局、民政局、公安局等组织的领导权全部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被誉为苏北地区的“红邳州”。

1929年至1937年，父亲奉命做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促成了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秘密协定。红四方面军战史中多次提到感谢西北地下党，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合作也奠定了“西安事变”的基础。中央军委留沪办事处根据父亲的建议，停止了我党对十七路军中的“兵变”活动，成立“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宣传抗日，促成了“西安事变”。

就是在国民党的秘密监狱里，父亲仍然坚持为党的事业而奋斗，不畏艰险，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他利用黄埔军校的同学关系，做通了国民党“青年将校团”里6名骨干成员的工作，他们出狱后都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王风起1948年率沈阳守备总队和国民党新一军53师起义。卫立煌闻讯仓皇逃跑。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的新式武器，山地炮、卡宾枪等整整四大仓库，还没有来得及拆箱，就落到了解放军战士的手中，使林彪率领的第四野战军作战能力倍增。另一名“青年将校团”的骨干成员梅含章，1949年5月在江阴要塞起义，蒋介石鼓吹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未放一枪一炮就被解放军突破了。“青年将校团”的其他四名成员也都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异口同声地称，是宋大哥给我们指引了一条光明之路，我们没齿不忘。

我们的母亲徐林侠，是令人敬佩的坚强的革命者，伟大的女性，英雄的母亲。她从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26年她考入黄埔军校党务训练班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宁汉分裂后，回到邳州参加地方斗争，组织成立中共邳县特支和邳县县委，她一直是特支和县委的主要领导成员，负责妇女工作。她领导妇女上街游行，反对封建礼教，争取妇女解放。1929年，她不幸被捕，关押在国民党苏州监狱。她当时已经怀有七个月的身孕，面对酷刑她毫无畏惧，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监狱里她生下了振平、振苏一对双胞胎女儿。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加上不间断地受刑，一点儿奶水都没有。由于多方营救，她出狱后又继续投入革命事业中。

1941年，她再次被诱捕入狱，跟她一起被捕的还有最小的儿子。我们的小弟弟宋振中，他从1周岁就和妈妈一起坐牢，成了一名政治犯，时间长达8年之久，最后同父母一起惨遭杀害。他的一生都是在国民党的秘密监狱里度过的，他受尽了人间的凌辱和非人的折磨，成了一名头大身细的畸形孩子，难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

他没有见过狮子、老虎和大象，更没有去过公园，没有逛过马路和商店，他不知道什么叫电影，更不知道糖的味道。皮鞭声、脚镣声和特务的嚎叫声伴随着他的一生。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孩子，在这个戒备森严的人间魔窟里，奇迹般的完成了一个又一个成年人都无法完成的革命工作，成为监狱里难友们的小交通员，被党和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是我们国家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

小萝卜头所走过的是一条与今天孩子们幸福成长完全不同的，布满荆棘之路。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折磨与残酷迫害，已经成为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我们的父亲宋绮云、母亲徐林侠和我们的小弟弟宋振中(“小萝卜头”)，他们虽死犹生，他们的事迹必将世代传承，永远被人民所歌颂。

1949年的最后几天，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徐远举、周养浩、沈醉，在执行了重庆的大破坏、大屠杀之后，神秘地来到昆明，准备完成蒋介石布置的另一项任务——暗杀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先生。一架专机正在军用机场等候着他们，以便事成之后飞往台湾。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张法网已经紧紧地套住了他们的魔爪。国民党的起义将领们将这些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一网打尽。他们被送往已经获得解放的重庆。历史再一次嘲弄了这些死有余辜的人民罪人，他们被关押在他们亲手营造的、曾经关押和屠杀革命志士的“白公馆”内。不同的是，这里已没有敲骨吸髓的刑具，没有皮鞭声、脚镣声和打骂声。听到的却是朗朗的读报声和楚河汉界的喊杀声。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这三名血债累累的元凶恶首，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向人民交代了军统内幕和自己的罪行。徐远举在交代的材料中写道：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我以美帝国主义的金钱、美帝国主义的刑具、美帝国主义的武器和弹药，来屠杀人民、破坏城市，使中国人民最优秀的儿女，数以千计万计地遭到屠杀。这完全是背叛祖国、背叛人民的行为。

在西南全境，可以说没有一块土地不留下军统特务和我个人的血腥罪行。

尤其我为蒋介石做了18年的特务，竭尽忠智、为非作歹，以种种阴谋陷害革命组织、摧残革命志士，用心之狠毒，罄竹难书。就是在蒋介石集团土崩瓦解之时，我也还不甘心失败，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企盼美帝国主义从外面杀进来，蒋介石集团从里面杀出去，以挽救毁灭的命运。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恢复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恶善，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周养浩被人民政府大赦，离开大陆。在香港接受记者采访时，如实地交代了他欺骗和杀害杨虎城将军一家和我们的父母亲及小萝卜头的经过，并感到“内疚”和“不应该”。

沈醉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著书《我这三十年》《戴笠其人》《军统内幕》，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

书中所写的“大黑狗”是小萝卜头最怕、最恨的看守特务，曾任“白公馆”看守所所长的杨进兴，没有来得及撤往台湾、悄悄地潜伏在四川南充一个偏僻的山村。他伪装成拥护减租减息拥护土改的贫农。五年之后被群众检举。《人民日报》以题为《一个奇怪的贫农》对他的罪行进行披露，原来他是杀害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小萝卜头及我的父母和无数先烈，十恶不赦的凶手。被人民政府判处死刑，得到他应有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