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徒》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欧之行印象下写的作品。关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亚历西斯，作家自己这样写道：“我要描写一个率真的性格，而且是个素养颇高，但在各方面又尚未定型的人……但是主要的关键在于他把全部的生命、精力、狂热和勇敢都用到轮盘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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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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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十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推出“俄苏文学经典评著
·长篇小说”丛书，意义重大，令人欣喜。
这套丛书撷取了1919至1949年介绍到中国的近50种著
名的俄苏文学作品。1919年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重
要的分水岭，它对于中国俄苏文学译介同样如此，俄苏文
学译介自此进入盛期并日益深刻地影响中国。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五四”百年的一种独特
纪念，也是对中国俄苏文学译介的一个极佳的世纪回眸。
丛书收入了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
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
洛夫斯基、格罗斯曼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深刻反映了俄
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面貌，内容精彩纷呈，艺术精湛独
到。
这些名著的评者名家云集，他们的翻译活动与时代相
呼应。20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左联”成立后，中国
的革命文学家和进步知识分子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翻译的主
将和领导者，如鲁迅、瞿秋白、耿济之、茅盾、郑振铎等
。本丛书的主要译者多为“文学研究会”和“中国左翼作
家联盟”的成员，如“左联”成员就有鲁迅、茅盾、沈端
先（夏衍）、赵璜（柔石）、丽尼、周立波、周扬、蒋光
慈、洪灵菲、姚蓬子、王季愚、杨骚、梅益等；共他译者
也均为左翼作家或进步人士，加巴金、曹靖华、罗稷南、
高植、陆蠡、李霁野、金人等。这些进步的翻译家不仅是
优秀的译者、杰出的作家或学者，同时他们纠正以往译界
的不良风气，将翻译事业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
来，成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译者将目光更多地转向了俄苏文学。俄国文学的
为社会为人生的主旨得到了同样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救
亡意识，同样将文学看作疗救社会病痛和改造民族灵魂的
药方的中国新文学先驱者的认同。茅盾对此这样描述道：
“我也是和我这一代人同样地被‘五四’运动所惊醒了的
。我，恐怕也有不少的人像我一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词
赋的梦游世界中，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的，是读到了苦苦
追求人生意义的19世纪的俄罗斯古典文学。”鲁迅写于
1932年的《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则高度评价了俄国古典
文学和现代苏联文学所取得的成就：“15年前，被西欧的
所谓文明国人看作未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
，是胜利的；15年以来，被帝国主义看作恶魔的苏联，那
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
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
且给予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它在中国，也没有出于这
例子之外。”“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
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
辛，的挣扎，还和40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60年代
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俄国的作品，渐渐地绍介进中
国来了，同时也得到了一部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
。”鲁迅先生的这些见解可以在中国翻译俄苏文学的历程
中得到印证。
中国最初的俄国文学作品译介始于1872年，在《中西
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刊载有丁匙良（美国传教士）译的《
俄人寓言》一则。但是从1872年至1919年将近半个世纪，
俄国文学译介的数量甚少，在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总量中
所占的比重很小。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的外国文学译介
者的目光大都集中在英法等国文学上，直到“五四”时期
才更多地移向了“自出新理”（茅盾语）的俄国文学上来
。这一点从译介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见到。
首先译作数量大增。“五四”时期，俄国文学作品译
介在中国“极一时之盛”的局面开始出现。据《中国新文
学大系》（史料·索引卷）不完全统计，1919年后的八年
（1920年至1927年），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印成单行
本的（不计综合性的集子和理论译著）有190种，其中俄国
为69种（在此期间初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实为83种，另有许
多重版书），大大超过任何一个国家，占总数近五分之二
，译介之集中可见一斑。再纵向比较，1900至1916年，俄
国文学单行本初版数年均不到0.9部，1917至1919年为年
均1.7部，而此后八年则为年均约十部，虽还不能与其后的
年代相比，但已显出大幅度跃升的态势。出版的小说单行
本译著有：普希金的《甲必丹之女》（即《上尉的女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主妇》（即《女房东
》），屠格涅夫的《前夜》、《父与子》、《新时代》（
即《处女地》），托尔斯泰的《婀娜小史》（即《安娜·
卡列尼娜》）、《现身说法》（即《童年·少年·青年》
）、《复活》，柯罗连科的《玛加尔的梦》和《盲乐师》
，路卜洵的《灰色马》，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
》等。在许多综合性的集子中，俄国文学的译作也占重要
位置，还有更多的作品散布在各种期刊上。
……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
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
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
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

由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学的因素使然，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左翼知识分子）强烈地认同俄苏文化中蕴含着的鲜明的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和历史使命感。红色中国对俄苏文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俄罗斯优秀的音乐、绘画、舞蹈和文学作品曾风摩整个中国，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精神上的成长。除了俄罗斯本土以外，中国读者和观众对俄苏文化的熟悉程度举世无双。在高举斗争旗帜的年代，这种外来文化不仅培育了人们的理想主义的情怀，而且也给予了我们当时的文化所缺乏的那种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一
我去了两个星期才回来，知道了我的保护人已在三天之前到了卢勒登堡。我受了一种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欢迎。将军冷冷地注视着我，用着宁可说是做慢的态度招呼我，并且辞却我向他妹子的致敬。他已经从什么地方弄到了钱，那是显然的事实。我以为我能够在将军的眼光中找出害羞的神色。玛丽亚·菲里波芙娜，也好像心慌意乱，和我说话总带着淡淡的神气。然而，她拿了我递给她的钱，数着，谛听着我所说的话语。那天来赴宴会的是一位法国先生米正沙夫和一位法国小姐，还有一个英国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将军手里一有钱，便常常举行俄国式的宴会。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在看见我的时候，问我为什么去了这么久。但是，并没有等着一声回答，她便走了开去。这显然并不是完全偶然的事件，我觉得必须明了那个中的真相。现在正是我要弄个明白的时候了。
我被指定住在旅馆四楼的一个小房子里（你可要知道，我是将军的一个随员）。就我所见识到的来说，这个集团已经在此地获得了相当的名望，人们都以为将军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俄国贵族。真的，就是在用餐之前，百忙之中，他还命我拿了两干佛郎的钞票到旅馆的账房去给他找换，这样可使人家认为我们是百万富翁一无论如何总有一星期的富翁做的！过了一会儿，我正要带着米沙和娜底亚去散步的时候，从楼梯那边传来了命令，叫我一定要去见将军。承他询问我要把孩子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而当他问话的时候，我可看见他没有办法来注视我。他一定要这样看着我，但是每一次都碰到了我带着一种固定的、轻蔑的凝视，使他烦乱地停止了注视。他虽是在夸张地说着话，然而这一句夹杂着那一句，结果词不达意。他让我领着孩子们离开俱乐部，去外面的公园。最后他的怒气发作了，他锐利地道：
“我以为你一定高兴带他们到俱乐部去赌轮赌？啊，请恕我说话这样率直吧，可是我知道你是怎样嗜赌的。虽然我不是你的良师，也不想做良师，至少我可有权利要你不至于带累了我。”
“我没有钱可赌。”我镇静地回答道。
“可是你马上便可得了一些。”将军回驳着道，微红着脸儿，在他坐到写字台旁边注意着杂记簿的时候。从那簿子里查得我有一百二十卢布存在他那儿。
“我们算一算吧，”他说道，“我们把这些卢布按德国银币计算。这样——拿去一百块，算是一个整数。剩下来的这些存在我的手里。”
我拿了银子，默默无言。
“你一定不要对我的言语生气，”他接着说，“你对于这些事情是太容易生气了。我刚才说的一席话只是一个警告。这些言语是不至于超过我的权利的。”
当我在饭前带着孩子们回家的时候，我遇见我们集团的一队人马，他们是乘车子去游览几处废墟古迹的。两辆华丽的马车，一辆是坐着布兰希小姐、玛丽亚·菲里波芙娜和波琳娜·亚历山大洛芙娜，而那法国人、英国人和将军却乘着马陪随着！街上的行人都停住了足步，在惊视着他们的豪奢；那是将军不能再事铺张的了。我计算我带来的四千佛郎，再加上我的保护人似乎已经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数目，这队人至少也有七八千佛郎的——虽然布兰希小姐并不觉得太多。她和她的母亲及那法国人，也是住在我们的旅馆里的。那法国人被尊为“伯爵先生”，布小姐的母亲被称为“伯爵夫人”。也许他们事实上的确是“男伯爵和女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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