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武汉作家文丛”中的一册，“武汉作家文丛”共10册，另有方方的《闭上眼睛就是天黑》、刘醒龙的《凤凰琴》、邓一光的《她是他们的妻子》、林白的《红艳见闻录》等。本书为陈应松中短篇小说选集，陈应松的小说素以奔放豪壮的激情、精美恣肆的语言、奇诡惨烈的风格、惊心动魄的故事著称。魔幻的想像和对现实入木三分的刻画，使我们感受到他小说独有的魅力。正像评论界所说：陈应松的小说给文坛带来的是一场审美惊奇。

这本集子是陈应松自选代表作。陈应松的小说素以奔放豪壮的激情、精美恣肆的语言、奇诡惨烈的风格、惊心动魄的故事著称。魔幻的想像和对现实入木三分的刻画，使我们感受到他小说独有的魅力。正像评论界所说：陈应松的小说给文坛带来的是一场审美惊奇。

松鸦为什么鸣叫

狂犬事件

黑艄楼

黑藻

雪树琼枝

我们的牛栏

牛蹄扣

乡长变虎

暗伤

跋

忽然下起了大雪。伯纬已经踏上了雪线之上的公路。传说过去翻过皇天垭，再翻过韭菜垭，便有一条通往房县的古盐道，伯纬没有走过。那得走上几天，要经过杀人冈、打劫岭、百步梯、九条命——这是实实在在的地名；九条命是九个背盐工的命，而韭菜垭六十年代发生的杀死七个人事件却是并不遥远：两个房县挑夫杀了来神农架踏勘的林业部和省林业厅的技术员们(有的才大学毕业，刚刚结婚)，那两个挑夫就是沿着那条藏在原始森林的路，挑着抢劫来的钱财往房县逃窜的。现在，那条路已经湮埋在荒无人迹的深山老林中，眼前的这条大道取代了它。深厚的冰，还有路边石崖上的冰瀑，这一线，那一堆。雪花大且夹杂着生硬的雪霰。从这里四下望去，整个皇天垭露出森严的气象，遥不可及的山头和山坳间蒸腾着深蓝色的雾气，连枫杨树也因恐惧而竖起了干瘦的枝条。只有落叶松在舞蹈着，展开玉色的裙子。看久了，它们会成为一群树精。伯纬发现，公路上有影影绰绰的人正在冒雪砌护路的水泥墩子。

这是好事情。伯纬甩了一记羊鞭，怕羊群在人群和沙石堆里走散了。还有一些临时工棚。他很高兴。他看了看那些已经砌好的护墩，先用石头，再在周边用一个框子灌水泥砂浆。因为那些木框子就摆在路边，很大很大的一个，简直像些棺材。不过伯纬掂量这样的墩子是否能阻挡得了出事的汽车。小车马马虎虎，大车一样会把它们撞飞了坠下山谷。

山上没有草，雪线之上的山头，雪把草都覆盖了，羊没啥可吃的。他赶着羊下了山，他要把这儿的情况告诉家人。

“山上全在砌护路的水泥墩子。”他对他的老婆三妹说，对女儿、女婿和孙子说。

“羊还在叫嘛。”他的老婆三妹从厨房里出来，吃力地睁着被冬天的火塘熏得红肿糜烂的眼睛。

没有谁理他，没有谁在乎他说的这件事：砌护路墩。

他坐在火塘边，开始抽烟。从野外拉屎回来的狗顶开门进来了，伯纬还以为是一只因为饥饿窜进来的羊呢。狗的身上沾满了浮雪，爪子是湿的。伯纬呆呆地吃了几口烟，闻到一股焦煳味。是狗，把自己的毛给烫了。

“如果护路墩这么修下去……”可是他的心情并不那么乐观，尽管那些影影绰绰的人和零乱的工地给了他整个冬天的惊喜。雪会越壅越厚，羊的叫声会更难听。砌墩子的工人们会龟缩在工棚里然后将那些石头和砂料遗留给翻浆的春天，成为一桩有头无尾的工程……然而事情总在变化。但他已经老了。他叭嗒着烟，叭着叭着，一颗牙齿吐了出来。

早先的伯纬还是十分完好的，光溜的面孔像刚刚换了皮的红桦，两只手十个指头一个也不少，牙齿整齐、耐看，单眼皮，没有多少心思，劲很大。这是二三十年前的概况了。有一天，他研究着皇天垭通往村里的那个挂榜岩。油光泛亮的挂榜岩上面传说是一部天书，说谁研究出来了谁就可能招为皇帝的驸马。这儿的人总爱谈沦皇帝，但是他们不知道离皇帝有多远。千百年来，这个傻笑话还真让一些人上当。清朝同治年间，举人坪的三个红、白、黑举人，硬是在这里坐死了。伯纬这天终于看出了点门道。他看清楚了至少有两个字，一个是草写的“路”字，一个是草写的“缘”字。于是，伯纬跑回村里对人说：

“那上面我认出了两个字!”

村头的皇榜庙已经改成队部了，上头有许多毛主席语录和“大办民兵师”之类的标语。门口总是坐着一些老人和面相疲软而实质凶恶的狗，还摊晒着一些腌制的猪头皮，一些药材如升麻、扣子七、淫羊藿、头顶一颗珠等。狗和大胆的山猫、松鼠在那个小石潭边饮水。这时候，几个老人就笑他，并唆使狗朝他狂吠，他们看不顺眼他，以及他身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绿军装。他们说：“伯纬，你认得几个字?”他们手头拿着手抄的歌本如《七姐思凡》、《黑暗传》，嗤笑这么一个敢胡说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草写的?草字不合格，神仙不认得，是怀素的草书呢还是张旭的草书?嗬嗬，哈哈……”“如果你也把字都认出来了，皇天垭不知要出多少状元。”

第二天出坡之前，背着大挖锄的伯纬又偷偷地去了挂榜岩，那两个字——“路”、“缘”清晰地向他迎来。的确是这两个字。满壁都飞动着这两个字：路路路路……缘缘缘缘……

二十多岁的后生娃子伯纬背着挖锄并不在乎村里那些人的嘲讪，这没有什么。他若是没认出来，他也不会相信这种鬼话。

皇天垭村从山下牵来的路像一条汪亮的绳子，看着那条小心翼翼、大弯大拐的路，人们的眼睛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湿润起来。小路爬上了坡上的人家，可它不声不响。溪水跌跌撞撞地把路冲断了，而溪水却依然发出那种不卑不亢的、干干净净的声音。紧接着，路又蹿上了悬崖。一个在路边耕地的农民和他的牛一起摔下了悬崖。那一天晚上，伯纬哭了一整夜。他问自己：“莫非我失恋了?”其实伯纬没有女人，没有接触过。

过了几天，伯纬就要到红旗岩修路了。

这完全是一种巧合。P1-3

来到城里的作家，几乎十有八九从不歌颂或书写他们生活的城市，倒是对那破败、遥远的乡下故乡耿耿于怀。于是，那朦胧的故乡的一切，成了他们歌唱和书写的圣土，而数十年生活的城市却成了他们揶揄、吐酸的对象或不著一字。

古今中外的作家概莫能外。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者童年的记忆亲切深刻罢；或者离开之后因距离而产生了美罢；或者身处的城市有诸多的烦恼罢。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所生活的城市不可能不进入到他的作品中去，只不过进入的方式不同罢了。

隐隐的进入也是一种进入。就算他倾情地写他的故乡，关注的目光一定是城市的目光，他的感觉，他的感情，他的运思方式，无一不浸透着他生活的城市的烙印。他对城市的态度，你总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来。比如我，我的“公安水乡系列”、“船工系列”乃至如今的“神农架系列”，莫非没有一点武汉的影子?有的。有的干脆就是以武汉作为题材，有的写了武汉的知青。我的小说与武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在武汉生活了二十年。我是来武汉后开始“弃”诗专攻小说的，我所有的小说都写于武汉：珞珈山的学生宿舍、阅马场的文化厅平房宿舍、华中村省美院的老式木楼、三官殿的民房、新华下路小区、东亭小区、省作协大院自搭的八平米书房……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使用的武汉稿纸，我写每一个字时我都呼吸着武汉的空气，听到的是武汉的声音，我的思绪在武汉的上空飞扬激荡。

想想也不太公平，城市给了我们那么多，优越的生活条件，名声，一切的一切。可是，我在评论家们的眼里，却是一个无法融入到城市中去的乡村游子，与城市有着深深的隔膜，身处都市而精神还乡。这种“还乡说”我是接受的。但是，我的内心又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我与这个城市十分融洽，甚至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我认为我适合在城市生活。城市可进可退。我可以深居简出，高兴时却尽可以一个人逛逛街，逛逛商场，逛逛香港路文物市场，逛逛花鸟市场、旧书市场。我还爱在写作之余上街看热闹，打抱不平：有时候打赢了，有时候被别人打赢了——真打，与人打得头破血流，互有输赢。有时候觉得情况不对，被别人骂得狗血喷头也装孙子，不过这种时候不多。多数时间我是不怕的，不计后果，说话冲，脾气暴躁，除非不惹恼我，惹恼了，我就拼命，管你是皇帝的妈也豁出去了。除了我故乡公安教会我这种性格外，也与二十年受武汉的熏陶有关，武汉人就是这个样子嘛，呵呵!

有一阵子，我因为老不能出名，沉不住气了，看别人写武汉这个地名那个地名的小说“起了篓子”(武汉话：意为赚了，发了)，于是也动了这个心，写出了《承受》、《吹箫人语》等小说，也弄了一堆武汉地名塞进去。结果呢，捞起“篓子”一看，空的。赶快洗脚上岸，跑到深山里去了，哈，在山溪里起了篓子。并不是说，武汉的写作资源到我这儿就完了，问题出在我自己，可能武汉不适合我，无法唤醒我的才华和激情。这是一种宿命。

要说起对武汉的印象，小时候记得我母亲下汉口贩烟叶，到武汉就叫“下汉口”。汉口在下游，当时只有船来武汉。我到武汉是在我二十岁时，在水运公司出公差，坐一天一夜的船才到。去集稼嘴(南岸嘴?)，集稼嘴到处堆着竹木，一派小镇景象，乱糟糟的。我住在一个街道旅社里，不挂蚊帐，却没有蚊子。三毛钱一盘的回锅肉。上厕所是脸对脸的那种公共厕所，排队，很难堪。后来有了经验，学武汉人，蹲坑时手拿一张报纸，边看边干事，就看不到对面人排泄的表情了，也就遮挡了自己的羞处。我永远记得我在那夏天的、没有一棵树的汉口小巷子里看到的奇景：太阳当空的中午，街道上冒着红闪闪的火光!这绝不是夸张，也不是“魔幻”，是确确实实的，我真看到过。那时候，以我一双乡下人童贞单纯的眼睛，是能看到这种景象的。冒着红闪闪火光的汉口街道，就是我对武汉的最初印象。  后来我来武汉求学，我发现一来我就爱上了这个城市，它充满着幻想和快感。但我最疲倦的记忆是搬家。我一共搬过八次家。武汉作协的柳火生老弟为我全力组织过一次搬家，本来与他无关的事。他可是我在武汉遇到的第一个热心快肠的人；他现在在深圳，我想他。还有著名作家、诗人们如梁必文、田禾、徐鲁、高晓晖等都为我搬过家，那些笨重的乡下家具抬上抬下，也难为他们了。后来终于有了搬家公司，才结束了请朋友搬家的麻烦。在此我要向他们致敬。我从三官殿搬到新华下路后，当时的新华下路小区十分偏僻，我八岁的儿子只记得远在东湖三官殿的民房里有个他爱光顾的游戏室，于是他趁我不注意，揣了几块钱就跑了，坐中巴到唐家墩，再坐9路车到江边，过轮渡，再坐14路公汽，到三官殿。这路线他只走过一次，就全记住了。这小子多蠢，纯乡下人的想法，以为偌大一个武汉只有三官殿才有游戏机。于是横穿整个武汉，玩到下午，再原路返回。到了唐家墩，没钱了，那中巴本来小孩不收钱的，当然要大人带着才不收，他一个人，没钱司机不让他上，只好步行五站路，路上在铺沥青，一双凉鞋全被沥青糊满了。这个乡下伢胆子可真是大。如今，他一个人在日本闯天地，估计胆子就是在八岁时的武汉练出来的。

武汉给我和外地人的印象就是大，大得无理。外地朋友来了，只是一个劲夸武汉大，没哪个说她美的。但是这十年来，武汉一下子变得美起来了，交通也十分方便。我过去从武昌到汉口上班，坐537路到钟家村，再坐24路到花桥，上个班走遍了武汉三镇。过轮渡也可以，但更不方便。我下班回家总是过轮渡，再坐14路起点站，那就是一场战争。人山人海，挤一趟车要掉两斤肉。每个坐公汽挤月票的人都几乎瘦骨伶仃，满面憔悴。我挤了七年月票，形销骨立，对武汉充满了愤怒；还因为乡下人慢吞吞惯了，动作笨拙，不如从小就挤月票的武汉人机灵，常常被车门夹得三青六紫，或摔得鼻歪齿缺，那也只能摔落牙齿往肚里吞喽。我看病的医院在二医院，生病每天打针要挤几个小时的车；后来我住汉口，户口又在武昌，常背着几十斤米倒车。那时候，没煤气本，有个朋友给了我几张煤气票，在街道口的陶家岭，我灌一坛气要骑二十多里路。后来市文联给我们作家办了煤气证，这种苦刑才告终。

我在武大读书时，我的老师给我讲，六十年代他们做学生时，省歌舞剧团周围全是农田，一片蛙声，他们到晚上就去那儿逮蛤蟆改善伙食。我们的八十年代，武大老牌坊周边还是野地，绿树成阴，现在呢?老牌坊湮埋在高楼大厦之中了。何处听蛙声?城市当然得建设，当然得发展。这几年，要我说武汉称得上建设大手笔的，应是沌口开发区，其纵横大道，其园林设计，决不比任何城市差，不比任何国家差，让人惊叹!再过三五年，这一武汉新城区，应是武汉未来的骄傲。我还去了一些武汉新建设的大学校园，就包括二类、三类大学，几乎都是气概不凡，场面雄壮，悄悄地出现在武汉，并不比武大华师环境逊色。这些学校也是未来武汉的新景。

但是武汉又是个发展不均衡的地方。比如我们东湖地区，说是湖北文化、新闻和出版的中心，人口少说三五十万，却没有一个电影院，一个商场，一到晚上9点，便路断人稀，就跟住在老山旮旯里没有两样，哪像是大都市，比一个小镇都不如。遥想我当年住小县城，一入夜街上就灯火辉煌，有的吃有的玩，看电影录像的到处是，商场店铺不到半夜不打烊。牛肉火锅一条街闹到东方熹微，其配套的发廊按摩店一家挨一家。看看，县城人哪还有心思和时间去写小说，声色犬马都忙不赢，还吃这个苦。所以，我说，我现在最想的就是住在汉口，最好是民众乐园那块。这是我真实的渴望，一点不虚。我爱世俗生活，我爱热闹，这证明我是喜欢城市的，与城市毫无龃龉。

因这套武汉作家们的丛书，使我有机会说了如上的话包括回忆。我很高兴我是武汉作家，我是武汉市民。我为武汉的明天而期待着，也为武汉文学的明天而期待着。感谢武汉出版社和醒龙兄的入盟邀请。  陈应松

2005年4月28日于武昌东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