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刘伯承的女儿刘丽英的个人回忆录。

本书写的是刘丽英自出生到中央纪委工作之前的经历，其中主要是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的经历。那是刘丽英一生中锻炼成长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刘丽英从一个初懂革命道理的进步学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公安战士，在这条战线上工作了近30年。本书不仅梳理和总结了刘丽英的成长经历，同时也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折射党和国家的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1948年11月3日，就是进城的第二天，在原国民党警察局门前，挂出了“沈阳特别市公安局”的牌子。我们高兴地在门前合影留念。

我这样白白死去，不是比鸿毛还轻吗？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我要看看党和人民将怎样惩罚他们。我还要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继续努力奋斗。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兼沈阳市委第一书记的郭峰同志找我谈话。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拨乱反正了，像你这样立场坚定的好同志首先要得到重用。中央决定调你到中央纪委工作，我们支持，也愿意输送这样的同志到中央，我们放心！”

同老一辈革命家比起来，同那些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比起来，我的经历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同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

自序

第一章 冰城磨励

第二章 投身革命

第三章 难忘岁月

第四章 风云突变

第五章 顽强抗争

第六章 恶浪翻滚

第七章 祸及全家

第八章 插队农村

第九章 浴火重生

经过4昼夜的急行军，我们于11月1日晚终于到达了离沈阳90里的铁岭郊区。当时敌我双方仍在沈阳市郊激战，国民党207师没有放下武器，还在负隅顽抗。隐约听见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捷报佳音。当时已经有一列闷罐车，等待我们这些从东北方向来的接收沈阳的各路大军。

我们焦急地在闷罐车外等待着。看到闷罐车上解放军战士架着机枪，防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们十分兴奋，谁也不肯到闷罐车里去。

11月2日下午4时，国民党军队投降缴械的胜利消息传来。

同志们欢呼：沈阳解放了！人民胜利了！大家高唱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沈阳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和东北全境的解放。这一胜利使我党、我军获得了巩固的战略后方和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吹响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号角。

出发的命令下达后，我们迅速登车直奔沈阳。下午6点多钟我们到达沈阳。下车后直奔位于和平区南八条的国民党警察学校。到达后又接到通知，叫我们立即赶到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

在走向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的路上，我们看到解放军战士押着一批批蒋军俘虏向城外走去，满街都是敌人抛下的枪支、弹药、大炮和军车，两门高射炮被丢弃在中山广场。

我们列队徒步走到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门口停下来，这时解放军已将红旗插上了警察局三层大楼的顶端，战士们像雄鹰一样守卫着这座刚归还到人民手中的大楼。

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坐落在中山广场西北侧，是一座主体二层、中间三层，从远处看酷似军舰的伟岸、庄严的建筑，且结构十分坚固。在旧社会它是伪警察、宪兵、特务关押屠杀抗日爱国志士的地狱；是国民党警察、特务、铁血锄奸团镇压、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的魔窟。今后它将成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新生人民政权，维护新社会治安秩序的人民公安机关。

当时，东北社会部副部长陈龙和东北社会部人事干部处处长马亮、安东省公安处处长何侠、嫩江省公安处处长厉男、鞍山市公安局局长崔次丰、安东市公安局局长宋光、旅大关东公安总局傅科、郑子修同志率领的北满、西满、南满等各路公安大军已先后到达。调来沈阳的公安干部有：哈尔滨140人、安东86人、合江45人、辽北128人、嫩江33人、松江50人、吉林45人、辽宁36人、大连222人(派出所长以上干部200名，其中总局科级、分局长级干部9名)；还有东北公安总处、东北科学院(公安系)、公安部队等113人，共计898人(含县团级以上干部30人，老干部112人，新干部756人，其中中共党员569人，加上东北局社会部2／3的干部以及地下工作人员，将近千人，占东北局分配到沈阳党、政、群各个系统人员总数的近50％)，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公安保卫力量。

被任命的沈阳特别市公安局局长何侠，当晚就睡在办公室的地毯上，副局长厉男和西满、辽北来的同志们，以及我们哈尔滨来的同志都睡在三楼礼堂的地板上。由于过度兴奋，有的人彻夜未眠。第二天，领受任务的同志们，就各自到自己的岗位报到。

1948年11月3日，沈阳特别市军管会、沈阳特别市卫戍司令部、沈阳特别市人民政府相继成立。军事管制期间，军管会为沈阳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统一指挥全市的接收工作。陈云任军管会主任，伍修权任卫戍司令部司令员，朱其文任特别市市长，焦若愚任副市长，何侠任市公安局局长，厉男任市公安局副局长。

接收国民党沈阳市警察局的工作，是在军管会、东北局社会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开始接收之前，陈云、伍修权、陈龙面见了何侠、厉男，就接收国民党警察机关的方针、政策，作了具体的指示：  一、明确沈阳公安机关仍由东北局社会部领导，陈龙负责指导沈阳的公安工作。

二、根据分工，公安局接收国民党警察局系统、党团系统和特务系统。

三、公安局的主要任务：一是恢复城市秩序，使城市迅速步入正轨；二是肃清国民党党团、特务等残余势力，以确保沈阳接收工作的顺利和社会治安的稳定。

P22-24

离休以后，有些同志建议我写写个人的回忆录。我总觉得自己是做实际工作的，不长于文字，理论水平也有限，担心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来。加之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的状态，刚一离开工作岗位，紧张的神经一时未能完全放松，身体也不大好，所以就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近两年，心情逐渐平静下来，身体状况也比较稳定了。与一些老战友、老同事来往比在职时多了起来，交谈中总忆及难忘的往事；闲来翻阅一些积累的笔记、资料，脑海里也不由得浮现出过去的情景。每当这时，便抑制不住一种忆往思今的情愫。因此，又想起了同志们的建议，渐渐有了写回忆录的想法。

同老一辈革命家比起来，同那些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作出杰出贡献的人比起来，我的经历微不足道。但是，我们国家的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同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历史紧密相连。我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城市贫民家庭，自1947年春天参加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直到2002年离休，在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征途上，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半个多世纪里，党和国家的事业胜利发展，我个人的进步就顺利；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挫折，我个人也遭遇不顺甚至身处逆境。记得还在工作岗位上时，因为参与查办一些大案要案，社会上曾流传一种说法：“刘丽英为什么敢碰硬，敢查那些位高权重的大官，因为她是刘伯承的女儿。”我不得不多次澄清这种不实的传言，不断解释我不是刘伯承的女儿。在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多少普通工农兵及其子弟脱颖而出，为人民建立了卓越功勋，我只不过是长长队伍后面的一个追随者和仰慕者。之所以我能做一点工作，能取得一点成绩，并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广大干部的支持，没有人民群众的信任，没有先后共事的战友和同事的关心和帮助，我个人又能做什么呢？因此，我觉得回顾自己的经历也是有意义的，它不仅能帮助我梳理和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同时也可以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折射党和国家的一段风雨兼程的历史。

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出生到中央纪委工作之前的经历，其中主要是在沈阳市公安局工作的经历。那是我一生中锻炼成长的第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我从一个初懂革命道理的进步学生，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公安战士，在这条战线上工作了近30年。在这些年里，无论是开国之初意气风发的年代，还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乱云飞渡的岁月，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都让我终生难忘。那些年代里，我个人的成长，倾注了许多革命前辈和战友的关怀和心血。每当想起他们，我油然生起崇敬之情，久久不能释怀。书中不少篇幅，回忆了他们对我的关怀和帮助，既是记录我所经历的历史，也是表达我的感激和思念。书中还有相当篇幅回顾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历亲闻，目的不在“翻旧账”，而在以史为鉴，警醒世人，永远不再重演不堪回首的那一幕人间悲剧，珍惜改革开放的成果，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回忆过去，总结历史，首要的是尊重事实。而尊重事实的前提，是弄清事实。为了弄准事实，我在写作过程中除了利用自己多年保存的个人文字资料，还参考了《哈尔滨市志》等有关资料。初稿写出后，曾分送一些老战友、老同事和从事党史教学与研究的同志征求意见。他们在充分肯定初稿的同时，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改意见，对我进一步修改、定稿帮助很大。对这些单位和同志，我表示深深的谢意。尽管这样，由于记忆的局限、材料的不足以及思想、文字水平有限，书中还会存在不确和不当之处，诚恳欢迎老战友、老同事和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爱护和帮助过我的前辈、同事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