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家乡的土壤，熟悉农村，热爱人民，大量描写了晋东南独特的区域民俗事象，或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本书收录了其创作的《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部作品。

赵树理，山西沁水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学校。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工作。历任高小及初中教师，山西阳城县新编八区区长，《黄河日报》路东版编辑，《中国人报》、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工人报》记者，全国文字工作者协会常委、创作部负责人，《说说唱唱》编辑、副主编，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创作部长。全国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届理事，中共第八届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一九三三年开始发表作品。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盘龙峪》《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福贵》《“锻炼锻炼”》《邪不压正》《传家宝》《卖烟叶》，鼓词《庞如林》《石不烂赶车》，文学剧本《万象楼》《打倒汉奸》，报告文学《孟祥英翻身》，以及《赵树理文集》（四卷）等。

《三里湾》，赵树理著长篇小说，成于1955年（乙未年）。是我国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优秀作品。华北解放区模范村三里湾在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秋收、整党、扩社、开渠……合作化运动给农村带来新气象，但由此也引发了有关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生活方式的种种矛盾，三里湾在发生着巨变。《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则通过浓厚的乡村生活的描写，展现了红色政权领导下百姓精神解放的情景。

三里湾
小二黑结婚
李有才板话

从旗杆院说起
   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这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在那时候，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的，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以上的才可以竖。
   三里湾的“举人”是刘家的祖先，至于离现在有多少年了，大家谁也记不得。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一辈，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后来刘老五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叫政府捉住枪毙了，别人也再无心去细查这事。六十多岁的王兴老汉说他听他爷爷说，从前旗杆院附近的半条街的房子都和旗杆院是一家的，门楣都很威风，不过现在除了旗杆院前院门上“文魁”二字的匾额和门前竖过旗杆的石墩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当日刘家出过“举人”了。
   旗杆院的房子是三里湾的头等房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和旗杆院差不多的好房子，本来还有几处，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来“扫荡”的时候都烧了，只有旗杆院这两个院子，因为日军每次来了自己要住，所以在刘老五死后也没有被他们烧过。在一九四二年枪毙了刘老五，县政府让村子里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没收之后，大部分做了村里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只有后院的西房和西北小房楼上下分配给一家干属住。这一家，男女都在外边当干部，通年不回家，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妈妈留在家里。这位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住在后院，年轻人都叫她“后院奶奶”。
   三里湾是个模范村——工作开辟得早、干部多，而且干部的能力大、经验多。县里接受了什么新的中心工作，常好先到三里湾来试验——锄奸、减租减息、土改、互助，直到一九五一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先到这个村子里来试验的。每逢一种新的工作开始，各级干部都好到试验村取得经验，因此这个村子里常常住着些外来的干部。因为后院奶奶有闲房子，脾气又好，村干部常好把外来的干部介绍到她家里去住，好像她家里就是个外来干部招待所。
   近几年来，旗杆院房子的用处有点调动：自从全国大解放以后，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武委会占的前院东房常常空着，一九五一年村里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算账都好借用这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可是在秋夏天收割的时候，民兵还要轮班集中一小部分来看护地里、场上的粮食；这时候也正是合作社忙着算分配账的时候，在房子问题上仍然有冲突；好在乡村里的小学、民校都是在收秋收夏时候放假的，民兵便临时到对过小学教室里去住。到一九五二年，到处搞扫盲运动，县里文教科急于完成扫盲工作，过左地规定收秋不放假，房子又成了问题，后来大家商量了个解决的办法是吃了晚饭上一会儿课，下了课教室还归民兵用。
   就在这年九月一号的晚上，刚刚吃过晚饭，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她是个模范青年团员，在扫盲学习中也是积极分子。她来得最早，房子里还没有一个人，黑咕隆咚连个灯也没有点。可是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先到的，所以对这房子里边的情况很熟悉——她知道护秋的民兵把桌子集中在北墙根作床子用。她知道板凳都集中在西墙根，把路留在靠门窗的一边。她知道煤油灯和洋火都放在民兵床头的窗台上。她凭着她的记性，也碰不了板凳也碰不了桌子，顺顺当当走到窗跟前，放下课本，擦着火点上灯，然后来疏散那些桌子板凳。她的力气大、动作快，搬起桌子来让桌子的腿朝上，搬到了放的地方轻轻一丢手就又跑了。她正跑来跑去搬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这武把还练得不错！”她不用看也听得出说话的人是谁，便回答他说：“你不止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