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话》是吕思勉先生为数不多的文史普及著作之一。全书列举了大量《三国志》《三国志注》等文献中的文字证据，分析人物性情、政治背景、地理环境、军事实力对比等，如何成为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动因，并将史书记载与文学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故事进行对比，“或者纠正从前的谬误，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吕先生治史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而且态度非常严谨，证据不足时，从不妄做结论，而是留待来者。因此本书也成为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家贫，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研读史书。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赵元任等人。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作为我国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其史学专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中国近代史》等，均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一 楔子
二 宦官
三 外戚
四 黄巾
五 历史和文学
六 后汉的地理
七 董卓的扰乱
八 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九 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十 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十一 赤壁之战的真相
十二 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十三 替魏武帝辨诬
十四 从曹操到司马懿
十五 替魏延辨诬
十六 姜维和钟会
十七 孙吴为什么要建都南京
十八 司马懿如何人
十九 司马氏之兴亡
二十 晋代豪门斗富

历史的生命力在于让更多的人知晓，在于让更多的人通过学习历史得到启迪。历来许多历史学家在自己精深的研究基础之上，也乐于撰写通俗性的历史读物，普及历史知识，使人们受到教益。史学大家吕思勉就是一位通俗历史读物的写作高手。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唯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做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吕先生治史，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慧眼。
众所周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一部古典小说，最近几年十分火热的《易中天品三国》也带动了大家读史的热潮，《三国演义》其事件、人物不乏虚构情节，《易中天品三国》中的不少观点源于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本书是一本通俗、严谨的史书，作者没有演义，更没有戏说，读来可信。几书相较而读，可以从不同角度领略史学和文学的魅力。

一 楔子
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
满村听说蔡中郎。
这是宋朝陆放翁先生的诗，所说的，便是现在的说书。说书虽然是口中的事，然到后来，将说书的人所用的底本，加以润饰以供众览，就成为现在的平话了。平话俗称小说，亦谓之闲书。虽然是用以消闲的，然而人们的知识得自此中的，实在小少。
现在中国的书籍，行销最广的，是《三国演义》。据书业中人说：他的销数，年年是各种书籍中的第一。这部书有些地方，渲染得很有文学意味，如赤壁之战前后便是；有些地方，却全是质实的记事，简直和正书差不多。这就显见得其前身系说书的底本。说得多的地方，穿插改造得多了；说得少的地方，却依然如故。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们未必个个人自己读，然而这种知识，在社会上普遍了，人们得着的机会就多，远较学校的教授和窗下的阅读为有力。这可见通俗教育和社会关系的密切。
老先生们估量人们知识的深浅，往往以知道的、记得的事情多少为标准。讲历史，自然尤其是如此。但无意义的事实，知道了，记得了，有什么用处呢？尤其是观点误谬的，知道了，记得了，不徒无益，而又有害。而且平心论之，也不能算知道史事。因为历史上的事实，所传的，总不过一个外形，有时连外形都靠不住，全靠我们根据事理去推测他、考证他、解释他。观点一误，就如戴黄眼镜的，看一切物皆黄，戴绿眼镜的，看一切物皆绿了。我们在社会上，遇见一个人、一件事，明明是好的，却误把恶意猜测他，就会觉得处处可疑；明明是坏的，却误当他好的，也会觉得他诚实可靠。历史上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如此？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事情既实不相同，如何能用同一的方法对付？别的事情姑弗论，在欧人东来之初，我们所以对付他的，何尝不根据旧有的知识？所谓旧有的知识，何尝不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其结果却是如何呢？
真正硬摹仿古人的自然不多，就是事实也不容你如此。然而人的知识，总是他所知道的、记得的事情铸造成功的。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自然是就人所熟悉的事情，加以讲论，要容易明白些，有兴味些。
三国时代，既然是人们所最熟悉的，就此加以讲论，自然最为相宜。所以我想就这一段史事，略加说述，或者纠正从前的误谬，或者陈述一些前人所忽略的事情。以我学问的荒疏，见解的浅陋，自不免为大方所笑，我只是一点抛砖引玉的意思，希望以后人们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渐多，亦希望人们就我所说的赐与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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