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活越糊涂，越喝越明白。

　　《书不是白菜》、《学校不是养鸡场》、《笨蛋总比坏蛋强》、《天下脏话是一家》、《别让书生搞政治》……《花间一壶酒》收入了李零先生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个人的看法。他文笔爽利，有意识地用通俗的语言讲大道理，可读性强。

《花间一壶酒》收入的文章是作者李零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个人的看法。

《花间一壶酒》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第一组文章，只有两篇，是个引子。第二组有六篇，是谈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事，属于“武”的话题。第三组有七篇，是讨论与读书人有关的事，则是“文”的话题。第四组有八篇，都是高雅话题，不是琴棋书画，而是酒色财气。

大梦初醒

 花间一壶酒

 硬道理和软道理

生怕客谈榆塞事

 读《剑桥战争史》

 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

 战争启示录

 避暑山庄和甘泉宫

 从“五族共和”想起的

 一念之差

且教儿诵花间集

 说校园政治

 书不是白菜

 学校不是养鸡场

 知耻近乎勇

 马年说伯乐

 大音希声，善言不辩

 笨蛋总比坏蛋强

酒色财气见人性

　卜、赌同源

　药毒一家

　读《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

　倒转纲常

　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

　禹步探原

　天不生蔡伦

　天下脏话是一家

和古人谈心

 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别让书生搞政治

 得给鬼子上一课

四、老板下蛋

从前，学《资本论》，有两个难题：

（1）为什么酒放在酒窖里，年头久了，会自动升值？这里面有什么劳动？

（2）机器是成本，不创造价值，但牛马的活儿值多少，肯定不止草料钱，为什么我们不说人剥削了牛马？

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是问题。

老师说，这些问题嘛，那可就难说了，它好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是有点讲不清的……

学生打断他的话，老师，鸡也不曾生蛋，蛋也不曾生鸡。

为什么？老师问。

因为什么都是买卖，包括学校。您是老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现在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工人阶级就是老板花钱雇来的人，即雇佣劳动者，现在也叫“工薪族”，其实和母鸡差不多。老板花钱一雇人一养鸡一下蛋，这是经济学家讲的produce，不是女人家家理解的“生产”。用经济学的眼光看问题，答案太简单。蛋不是老板下的，还是您下的吗？

胡说八道，你还讲不讲马克思主义，老师很生气。

工人不是牛马，理应拿回他的一份，即剩余价值，对不对？这是马克思讲的。但这个道理根本不对。马克思替工人打抱不平，但他不懂经济学。他这一辈子，前后写过三个经济学手稿：《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后这个手稿，就是《资本论》的草稿。他花二三十年，书越写越厚，前提本身太脆弱，道理还是那句话，劲全白使了。学生越说越来劲儿。

胡说八道，你还有没有良心，老师更生气。

话要这么讲，就没劲了。发展的问题往哪儿摆？况且，牛马如果会说话，他们也会讨公道：谁养活谁呀咱们来看一看，凭什么喂我几把草，种出的粮食全归人。过去，我们说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轮到讲剩余价值，您怎么又不承认他们是牛马了呢？您不就说，牛马是牛马，人是人。奴隶是人，工人是人。牛马不是，机器不是。人有人道理，牛不懂，马不知。谁让这些家伙光吃草，不说话，鼻子底下白长个嘴。这样的标准，是人道标准，不是经济学标准。在资本家眼里，什么都是生产要素，对不起。

谁投资谁受益，老板下蛋是硬道理。

如今的学生都比老师聪明。

五、启蒙思想的大猿猴

卢梭是“天赋人权”说的鼻祖。他的《社会契约论》是以18世纪流行的“自然人”说为基础。他所谓的“人是生而自由的”，是启蒙思潮的理想之辞。所谓“自然人”，不过是一种幻想的大猿猴，意思是原始状态下的人本来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可惜的是，历史上的人从来都不是这样，从来如此的只是，他们“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紧接在上“人是生而自由的”后）。

伏尔泰说，卢梭的书是反人类的书，读了，就想四肢着地爬着走。

罗素说，希特勒是来自卢梭（相反，罗斯福和丘吉尔是出于洛克）。

然而，这却是《人权宣言》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基础。

人是生而自由还是生而不自由？说起这个话题，有件事值得回忆。。

上世纪50年代，“西马”思想异端是以讨论人性异化的形式而展开（可追溯到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即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原典的形式而展开（下面所说的马克思的两部早期著作是发表于二次大战前，战后才广为人知）。用马克思反对马克思，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它的传人中国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是在能够接触到灰皮书的少数人里有影响。“文革”中，我去拜访杨一之先生（黑格尔《逻辑学》的译者）。他跟我说，周扬迷上了人性异化学说，把它写进著名反修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但毛泽东不喜欢，特意删改周的话，加上他的话。“文革”后，很多人认为，他们饱受皮肉之苦和精神之苦，都是因为抹杀人性，不讲人道主义。出于对“文革”的反动，王若水又旧话重提（他特别提到周的上述报告），遭到胡乔木的批判（立论酷似毛泽东的修改）。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启蒙，其中就有大猿猴的影子。

平心而论，大猿猴虽有鼓舞人心之效，却毫无原典依据。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马”异端喜欢强调《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和人性异化，说这本书才是代表马克思学说的精髓和本义。这有当时的需要：资本主义有异化，社会主义难道没有？其意不在原典。当时，我读过原典，仔仔细细读过。马克思终其一生，老讲异化，但从来不讲人道主义。这不但和王若水的说法有很大出入，而且与胡乔木的说法（让讲人道主义，不让讲异化）也完全相反。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非道德主义。阿尔都塞的话不一定都对，但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人道主义”，那是千真万确。《手稿》带有费尔巴哈的影响，确确实实是被《德意志意识形态》否定，这不是苏共（当然是前苏共了）的恶意捏造。《形态》是批施蒂纳。施蒂纳以他叫“惟一者”的纯粹个人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用“存在”对抗“本质”，是无政府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先声。这类批判对马克思刺激很深。从1845年起，他虽主张“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还是用整体概念的人反对纯粹个人，同情贫苦工人阶级的立场也没有变（这是惟一可以让人联想到人道主义的地方），但起码在理论上，他是放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事实上，从《形态》起，他就再也不讲“人性异化”。‘按他本人或恩格斯的说法，《形态》才是代表他们后来的一贯说法（阿尔都塞反对用早期马克思反对晚期马克思，也是尊重历史）。

在《形态》第一章，即《费尔巴哈》章中，他明确说，把整个历史过程“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马克思不是人道主义者，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喜欢讲异化，经常讲，到处讲，也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但他后来的说法，不是人性异化，而是劳动异化，即由商品世界体现的头足倒置，物与人，主与客，关系完全是反过来的。其典型表达是《资本论》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在这一节的最后，他引用莎士比亚《无事烦恼》中的话作为结尾：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

P15-10

我一直在逃，从专业学术的腹地逃向边缘，从边缘逃向它外面的世界。杂文就像荒漠中的绿洲，是我的栖息地。

本集收入的文章是我近年写作的杂文和随感，全部属于“凡人小史”，即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冷眼旁观，对身边的历史、书本上的历史，讲点我个人的看法。这些看法，虽然也利用了一点我的专业知识和杂览偶得的读书感想，但我关心的事在有如工业流水线的专业学术中没有位置，只能用业余的方式，另外找个地方说话。

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组文章，只有两篇，是个引子。大意是讲我对我生活其中的这个世界，鲁迅诗里说的“每日见中华”的“中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什么历史印象和价值判断。因为60岁还没到（差4年），好像秋虫还没有看到万木凋零的冬天，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很多印象还非常模糊，很多判断还很不准确，我的知识千疮百孔，我的记忆颠三倒四，不能不借助于古人叫玄思冥想，其实不过是拍脑瓜的办法。因为思绪是用断片连缀，漫无边际，时有跳跃，若有所思，若有所失，取譬设喻，近乎朦胧体（诸子书就是这种文体，《老》、《庄》更是），所以我叫“大梦初醒”。

第二组有六篇，是谈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事，属于“武”的话题。中国古代兵书，是我多年迷恋的对象。我曾许愿，要写一本《兵不厌诈》，但一直找不到感觉。近来，因为读《剑桥战争史》，我才豁然开朗，原来西方极乐世界，这五百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它的赫赫武功下手，是难以明其究竟的，包括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心理，乃至一切。更何况，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历史很新也很旧，“全世界人民害了怕，帝国主义拍手笑”。观战，已经是“司空见惯浑闲事”，打开电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血淋淋，天天如此，所以我叫“生怕客谈榆塞事”。

第三组有七篇，是讨论与读书人有关的事，则是“文”的话题。这组文章是以谈学校为主，也涉及出版和学术界。我说的事，在全国一盘棋的各种大事中，并不一定最重要，但却离我最近，不可能像上面说的观战，完全置身度外，比起其他方面，我也更有发言权。现在的校园也好，出版界、学术界也好，它们都是滴水见太阳的社会缩影。“被改革遗忘的角落”早已不存在。如今的学校，校长多是公关小姐交际花，负责接轨，内政主要是申请经费，招标立项，分钱分利收租子，盖大楼，吹大牛，争当世界第一流。钱倒是有了，大家都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但钱是怎么使鬼，鬼是怎么推磨，磨又磨出了什么米和面，我相信，早晚有一天，大家会像今天看几十年前的笑话：所有人一齐干坏事，坏事就是好事；坏事只有坏到头，才会变成好事——就像个无人管理的厕所，不到屎淤尿溢，无法下脚的地步，就没有打扫的理由。我也相信，有一天，大家会找到出气泄愤的对象，痛批一切后，“大家都是好东西”，就像“文革”结束后，我们看到的那样。这是所有明白人的逻辑。这个逻辑令我耻为知识分子，然而又无可逃遁。惟一藏身的地方，就是我的书斋。躲进小楼，读点爱读的书，是我的最大愿望。所以我叫“且教儿诵花间集”。

第四组有八篇，都是高雅话题，不是琴棋书画，而是酒色财气。我是借酒色财气，发掘人性奥秘，属于化俗为雅。“酒”是“毒”的符号，“色”是“黄”的诱因，“财”和“赌”有不解之缘，“气”也是借暴力来宣泄。这些都是夫子不语，学者罕言，正人君子心惊肉跳，粗鄙小人熟视无睹，然而出乎人情，入乎天理，其实是永恒的话题。比如上面说的战争，就是属于“气”（这部分不再谈“气”）。我从酒色财气研究入，丝毫不是降低人的标准。人有很多生物本能，研究本能，才能洞见人性，我一直这么看。人是学动物，学完动物，不但骂动物，还拿动物骂人。骂人本身就很动物。我还真的认为，应该另外写本书，就叫《畜生人类学》，专从人对动物的驯化，反观人对人的驯化，进而讨论人这个物种。本书的《大营子娃娃小营子狗》就是尝试。动物像一面镜子，可以照见人的丑陋。在动物面前，我们都无地自容。

最后，我想找几位古人来谈心，谈谈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我的感想。一位是司马迁，离我远一点，选择苟活；一位是王国维，离我近一点，选择自杀。他们俩都是我很敬佩的大学问家，但也都是时代洪流下的倒霉蛋。司马迁，上得罪领导，下得罪群众，割球骟蛋，包羞忍耻，写成他的名山之作，伟大的《史记》。王国维，不识时务，逆历史潮流而动，被政治“去势”，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观堂集林》。。读他们的书，想见其为人，我说，“避世”对学术有重要意义——读书人搞政治，一害国家，二害自己。此外，我还提到洪业先生，讲了一个他给鬼子上课的故事。读他的故事，我很感动，所以又讲给别人听。

现在，写杂文的人很多。有些是学者写，有些是文人写，有些是学者兼文人写。文章之道，端在于兼。比如在文化圈，最好是满嘴自由主义、唯美主义（即唯美国马首是瞻的那个主义）、人文关怀和知识分子良心。在单位，则溜沟子拍马，虚名实利，一样不能少。助纣-为虐，行若由夷，与时俯仰，清浊二道兼之，谁都夸你好，还一点不吃亏。有人以为，文人有文笔没学问，不行，中看还是人家学者的杂文。我看不一定。学者倒会庖丁解牛，解完的牛，谁也不爱看。特别是在“行”字方面，打着灯笼，找个干净人，都寥若晨星。今之伟大多大伪，单位、舆论捧为大师者往往是“大屎”，老是忘乎所以，大放厥词，咳唾珠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好像什么都有资格讲话。其实，学者多是知识残废，离开家门一步就找不着北，即使论学，也多是一隅之见，不加改造，根本无法与读者见面。

我理解，跟公众讲话，必定要超出专业讲外行话，就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业余玩票就是业余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从来都没想过，用杂文为学问造势，或用学问为杂文造势，好像全能冠军。相反，我一直想把两者分开，各是一副面孔。学术就是学术，旁征博引，细密考证，让人以为是白胡子老头；杂文就是杂文，什么好玩写什么，说话一定要直抒胸臆，直白，痛快，粗俗一点，浅薄一点，出点硬伤，闹点笑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写杂文，最初是用笔名，改名换姓，是想分身为二，千万别叫行里的人给认出来，说我不务正业，自甘堕落。但我给《读书》投稿，我是说当年，编辑不同意，只好用真名。十几年下来，已经彻底暴露，就索性暴露下去了。

我给《读书》写文章，其实比较晚。1992年第一次投稿前，我并不买着看，不是老作者，也不是老读者。这个杂志上的文章，不见得都好。不过，我有偏好，就是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明白如话也痛快淋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哪个杂志都不多。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过，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读书》这个名字起得好。读书就是读书，谁读读什么读到什么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读也认真读。我觉得，“读书人”比“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受听。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

余嘉锡先生说，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但后世之文集重在辞章，所收多是诗文类的文学作品。其实，更准确地说，后世之笔记语录，拉杂写来的丛谈琐语，才是诸子的本来面目。我以为，杂文随感者，上承诸子私乘，下启稗官野史，其实很伟大。但它伟大就伟大在随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么说什么，人为拔高，就把它毁了。杂文的特点是杂，杂有什么不好？诸子直白，不像辞赋，花团锦簇，让人眼晕心烦，我喜欢。野史胆大，不像正史，话到嘴边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欢。这些好搁一块儿，就是杂文。我喜欢杂文，不过是因为它短小精悍，主题不限，格式随便，适于表达即兴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闪念，攒多了，粗作分类，随便剪辑一下，来点蒙太奇，好像旧式文人，拿小诗当日记，确实有其他文体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个纪念。

在这本小书之前，我已出过一本杂文集，叫《放虎归山》，8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说，我很想摆脱学珠工作，一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专业分工铺天盖地，“老吏抱案死”的知识分子圈，令人憋气——那种感觉，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赖在这个圈里不肯走，退休的年龄又没到，有朋友总是来问，你的话还算数不算数。我说，算数。

从这本小书里，你不难发现，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2D05年1月2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我是“老改犯”。

总算写完了，也最后改完了，附缀数语，以志感想。

语云：人生一世，草生一秋。

此语明清小说习见，不过是个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千万别白活，枉来世上走一遭的意思。如阮小七上山前，羡慕梁山好汉打家劫舍（那时的大当家还是王伦），跟吴教授说心里话，“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鱼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水浒传》第十五回）；卖油郎独占花魁前，自己也跟自己说，“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这等美人搂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醒世恒言》第三卷）。

这样的话，唐代已经流行。湖南出土的瓷器，长沙窑，上面就有（见长沙窑课题组《长沙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图版224）。

庄子有言，“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庄子。逍遥游》）。

朝菌，旧注有两说。一说是生于粪尿之中，长于阴湿之地，类似狗尿苔的大菌，全部生命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月，一见太阳就死。一说是朝蛎，则是一种朝生暮死之虫，也活不了几天。蟪蛄，是一种蝉，我查过书，西人叫“短命蝉”（short-live cicada，Platy-pleura），此虫餐风饮露，整天趴树上，吱拉吱拉，叫上一夏天，秋天过了就完蛋。人比它们活得长，但也是可怜虫。

2002年，妈妈走了。

2003年，爸爸走了，而且是在杨利伟返回地球的那一刻。

还有我的老师，昨天凌晨，1点55分，也离开了我们。

周围的叔叔阿姨，老的老，死的死，也是生命的参照。

我们自己也成了叔叔阿姨，当爷爷的资格都有了。

我最佩服运动员。

小时候，看足球，我很羡慕这些叔叔。如今，球是踢不动了，坐在电视机旁的我，常会忘却时空，还是羡慕这些叔叔，其实全是小孩子。

运动，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

只有看见他们，才会忘记衰老。

人生有人生的坎限，历史有历史的周期。

地球和人类的历史都是以万年为计，文明只有几千年。

“文革”期间，我在北大看大字报，见过一首诗，不知何人所作：

万年太久争朝夕，朝夕有时抵万年。

子胥过关须发白，白了须发未过关。

中华文明史，夏、商、西周是春天，东周、秦、汉是夏天，魏、晋、隋、唐是秋天，宋、元、明、清是冬天，每二三百年，就要改朝换代。一个朝代，也就半月十天，顶多不过一个月。

和历史相比，我们太渺小。

森林憋久了会着火，地球憋久了会地震，山崩海啸，500米高的排天大浪，说不定哪天打过来。

电视在报道世纪性灾难，科学的回顾如是说。

2004年，圣诞快乐，20多万条生命，已被大浪卷走。

谁又能跟大自然较劲？

发展并不一定都好，生日总是越过越少。

田余庆教授说，他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见其新著《拓跋史探》）。

这种感觉，我也有。

这是一个世无英雄、哲人萎顿的时代。

谨以此书献给我心中的美好世界。

2005年1月50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附记】

此集中的文章，有些已经发表过，在我只是征求意见稿，现在经过修改和补充，似比旧作顺眼。读者如无考证癖，可以只读此集，不读旧作。凡旧作与此集不同处，均以此集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