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时读赫尔岑的《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发现其中大量篇幅其实是谈论俄国文学的，在赫尔岑的心目中，俄国革命思想史的最重要构成似乎就是俄国的文学。最近翻译米尔斯基的英文版《俄国文学史》，发现作者在论及批评家拉祖姆尼克时这样写道：“他的《俄国社会思想史》(改写后以《20世纪俄国文学》为题于近期再版)是对个人主义(他将这一概念等同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深入研究，他以这一社会思想史取代文学史。”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在俄国，革命思想史，社会思想史，乃至一般的思想史，首先是与文学史挂钩的，两者甚至可以轻而易举地相互“改写”和“取代”。换句话说，俄国文学可能是最富含思想成分的，最具有思想史意义的。
我们可以从俄国文学的历史意义和内在特质、创作主体和表达方式等方面来梳理或理解俄国文学的思想史意义。
首先，俄国文学在俄国民族和国家崛起中曾发挥重要作用。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巴格诺院士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做的题为《西方的俄国观》的讲座(中译见《外国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中曾提及：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后一直呈现为“哥萨克威胁”之敌对形象，直到19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国文学的崛起，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的面世，才使得整个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19世纪中后期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构成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高峰之一，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俄国文学从此成为俄国的文化名片，蕴含在俄国文学中的俄罗斯意识和俄罗斯思想也凭借俄国文学的翅膀翱翔于整个世界，获得了广泛的理解、认同和接受。其次，俄国文学始终是一种思想性、意识形态性十分浓重的文学。在俄国，对一部文学作品的最好赞誉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别林斯基)，关于“美”的最著名定义之一是“美即生活” (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被奉为“生活教科书”，作家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斯大林)，文学艺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创造“第二自然”(高尔基)，在于“创造生活”(别雷)。换言之，在俄国人的心目中，文学从来就不是无关紧要的高雅文字游戏，而是介入生活、改变生活乃至创造生活的最佳手段。所谓“审美的乌托邦”，是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思想构成中一种特殊的集体无意识。
从创作主体角度看，俄国作家在社会和历史中享有的崇高的、甚至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其他民族的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在俄国，关于每一位大作家的研究都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如“普希金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托尔斯泰学”等等；俄国文学界的“寻神”和“造神”运动从未停止，从“普希金崇拜”、“托尔斯泰崇拜”一直到20世纪的“高尔基崇拜”、“索尔仁尼琴崇拜”乃至“布罗茨基崇拜”。人们乐此不疲地在每一位俄国大作家的创作中深入发掘其思想内涵；任何一部俄国思想史著作，其最重要的论述对象必定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说，俄国作家始终在扮演社会代言人和民族思想家的角色。再从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和教谕功能的角度看，俄国文学始终是俄罗斯人最重要的思想载体和思想表达方式。在《往事与沉思》中，赫尔岑通过对19世纪中期俄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描写展示了“思想成为一种力量”的过程，而别林斯基则将赫尔岑文字的价值归结于其中的“思想的力量”。像赫尔岑这样集小说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大师，像《往事与沉思》这样同时具有文学史、社会史和思想史意义的著作，在俄国文学史中并非孤例。
我们或许可以作出这样三个归纳，即：(1)俄国文学在俄国文化中的“中心主义”位置主要是仰仗其强大的思想性获得的；(2)俄国文学与俄国思想相互叠加，相互渗透，构成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独特构成和特殊本质；(3)俄罗斯思想的表现形式或日存在方式，往往就是文学的泛社会化、泛思想化以及关于文学的文化学阐释。
文学家扮演民族思想家的角色，文学史构成国家的思想史，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为何会出现在俄国，或日为何在俄国获得了最为典型的体现呢？P19-21
这个集子是我继《墙里墙外》(1997)、《重温俄罗斯》(2000)、《红场漫步》(2000)、《思想俄国》(2005)、《别样的风景》(2008)和《耶鲁笔记》(2014)之后的第七本随笔集，收在这里的近50篇短文是从我近六七年里在报刊上发表的百余篇文章里挑选出来的，它们大致分为这样几个部分：篇一是关于俄国文学和文化的“概述”；篇二是关于俄国作家和思想家的“专论”；篇三是关于俄国历史和风土人情的“随笔”；篇四是个人参与中俄文化交流或进行俄汉、英汉文字翻译时的“感受”。文章在收入此集时大体保持原貌，只在叙述调性和文字体例等方面做少许统一，并删去一些重复的内容。
感谢为我开设专栏的《人民日报》国际副刊、《中华读书报》(“20世纪俄国思想家”专栏)、《北京青年报》(“理解俄国”专栏)和香港《大公报》(“俄国新书录”专栏)！感谢为我提供发表和出版机会的《世界文学》、《俄罗斯文艺》、《世界知识》、《人物》、《神州交流》(澳门)、《名作欣赏》、《外国文学动态》和《出版广角》等杂志，《光明日报》、《环球时报》、《世界新闻报》、《新京报》和《中国图书商报》等报纸，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漓江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以及凤凰网、人民网等网站！感谢花城出版社总编辑钟永宁先生和责编欧阳蘅女士为此书面世创造了机会！感谢我的学生葛灿红、文导微在本书编选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2014—06—30
于京西近山居
在我国俄国文学研究界的圈内和圈外都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即曾经离我们很近的俄国文学似乎在渐行渐远。
在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国人当中，恐怕很少有人没有阅读过俄国文学作品，很少有人不知道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名字，由此可见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俄国文学自19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在至今百余年的传播历史中曾有过三次辉煌：首先是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呼应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需求，被鲁迅誉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I司时，它也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建提供了最直接、最亲切的借鉴。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都曾是俄苏文学的热心译介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国文学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和文学中所曾发挥的巨大作用。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当时的苏联文学被视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成了国人最主要的文学阅读客体，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们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50年代俄苏文学的熏陶。最后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忍受了十余年文学饥饿的中国读者几乎在不加选择地饕餮着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一切外国文学作品，短短十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就多达近万种！仅仅是专门译介俄苏文学的杂志就相继创办了五种。经过这三次俄苏文学译介高潮，成千上万种俄语文学作品被泽成中文，总印数估计达数亿册，可以说，俄国文学早已完整地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
然而，从苏联解体到如今的这20余年间，俄国文学在中国似乎已风光不再，不仅出版的品种少了，译作的印数小了，作品的被阅读率和社会影响也在降低。究其原因，恐怕有这样一些：首先，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生目的普遍功利化的时代，在电视、网络和流行音乐等大众娱乐方式的侵蚀下，文学就整体而言已被边缘化，而在内容和风格上相对而言更为严肃的俄国文学，所受到的冲击或许会更大。其次，在人们普遍赞同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当下，反而出现了英语和美英文化的话语霸权，相比之下，俄国文学和其他非英语文学一样都变成了所谓“小语种文学”。第三，苏联解体之后，俄国的国力有所下降，国际影响与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与国力之间并无什么直接联系，但一个国家国际声望的大小无疑还是会影响到其文学和文化的辐射力。此外，前面谈到俄国文学在汉语中的“完整”呈现，也就是说，俄国文学中的大家名作早已被“译尽”，而新的俄国文学一时尚未推出可与那些俄国经典比肩的新作；国内出版部门出于市场经济的压力而在选题上的功利化抉择，如此等等，也可被视为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有所下滑的原因。所有这些原因，有时又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它们的交叉作用往往会产生出更为显眼的效应。
然而，在谈到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难比往昔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几个情况：第一，中国的俄国文学翻译者和研究者一直在不懈地跟踪俄国文学的新进展，在出版环境大不如从前的近十几年，我们每年仍能推出数种、甚至数十种俄国当代文学作品；笔者在近五六年间就翻译或主编了十余部(套)俄国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些作品如《“百事”一代》、《普里什文文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等还获得了不俗的销量和较大的社会影响。第二，俄国文学依然是我国外国文学中最受喜爱和重视的语种文学之一，它在中国虽然不像上世纪50年代那般无处不在，无人不读，但俄国文学的“粉丝”、甚至“铁丝”在今天依然随处可见，尤其在文化人中间。俄国和中国的文学生活都在正常地进行，同样，俄国文学在中国也在继续着它正常的生活，我们因此甚至可以说，俄国文学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处境不是艰难化了，而是正常化了；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影响不是减弱了，而是回归到文学本体上来了。
苏联解体后的当下俄国文学无疑已发生巨大变化，研究客体自身的巨变自然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理解和认知，并进而使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不得不在策略和方法上做某些相应调整，若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下的俄国文学，最为恰当的或许就是“多元化”。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当下的俄国文坛，正统和在野，官方和地下，主流和潜流，中心和边缘，境内和境外，现实和虚构，现代和后现代，传统和新潮，严肃和通俗，大众和精英，歌颂和暴露，甚至连所谓的进步和落后，正面和反面，合法和非法……诸如此类的对立面之间的界限和分野均已相当模糊。这样一种纷繁复杂、斑斓绚丽的文学往往会使人生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感，尤其是对于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者而言，因为，我们早已习惯按照几本“权威的”、“科学院版”的文学史著来梳理我们关于俄国文学发展过程的感知，根据几份官方的文学“机关刊物”来密切跟踪、把握俄苏文学的“动态”，依靠已经排定的作家和作品“座次”来确定自己的研究重点，分配自己的研究精力。没有现成的观点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标签可资借用，面对如今空前多元的俄国文学，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被迫要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取舍，这无疑对作为当代俄国文学研究者的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下俄国文学的多元化，要求我们至少要注意到这样两个问题：首先，就个体而言，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开放、宽容的心态，对于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倾向要持有一种公平、民主的初始态度，能够心平气和地同时面对之于自己钟爱作家的恶语和之于自己轻蔑作家的赞美，对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迥然不同的观点要善于兼听，左顾右盼，对于多元的文学研究对象采取一种多元的学术态度；其次，就整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团队应该表现为不同学术兴趣、不同研究方法和不同形式学术成果的有机统一体，对于俄国当下作家我们若能各有所爱，对于俄国当下文学我们若能各执一词，都应当被视为我们研究工作中的进步和幸事，而不是相反。
当下俄国文学的另一突出特征就是其非意识形态化，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左右。至少是在今天的俄国文学界，似乎已经没有了一言九鼎、让人不敢质疑的人物。索尔仁尼琴被称为“俄国文学主教”，早已被视为俄国文学、乃至俄国文化的化身。但即便这样一位被神化了的作家，在当今的俄国报刊和出版物中，对于他的种种调侃、揶揄乃至攻击却屡见不鲜。普京总统的声望在当今俄国如日中天，然而，曾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描写普京的《总统假日》一剧却至今仍未找到排演所需的资金、场地和剧团，这和苏联时期的“列宁题材”、斯大林文学奖和勃列日涅夫的《小地》等“文学现象”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下，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者尤其要更新观念，破除对偶像和神话的迷信。与欧美的斯拉夫学者和国内的欧美文学研究者相比，我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往往更多膜拜，我们的文字也往往拥有更多非学术的溢美之词。如今，既然俄国已经没有了天下独尊的文学之神，既然俄国文学已经放弃了其意识形态中心主义，我们就不妨在自己的研究中做一些更具民主意识、更富自主精神的尝试。
俄国文学自身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多元化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迪，就是要努力追求研究主体及其研究方法的个性化和独创性。面对熙熙攘攘却又队列混乱的俄国作家群体，究竟该如何分辨出一位你心仪的研究对象来；面对俄国批评界发出的众多纷乱甚至嘈杂的声音，你究竟更乐于接受哪一种？面对缺乏“主旋律”的当下俄国文学，你究竟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整体判断或展开自己的个案研究？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展示出更多的自主精神、自我意识和独立发现。笔者以为，这既是我们所遭遇的一个新课题和新挑战，也是整个中国俄国文学研究界所面临的一个新契机和新台阶，我们或许正可以借此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跃上一个新的平台。
刘文飞创作的《文学的灯塔》一书分四部分：篇一为作者对俄国文学及其文化所阐述的个人观点。篇二是作者就俄国著名作家、作品及成就进行深入的并带有作者独特色彩的分析。篇三则是作者以敏锐、细致的洞察力，关注俄国之历史、建筑、人情，用文字建立了一个以“俄国”为主题的专题展览，任我们于其中观看、思考、感悟。篇四更多的是作者在中俄交流及俄语翻译工作中的亲身感受。总之，作者善于捕捉翻译工作中的点滴，笔调轻松，语言灵动，却不失思想性，看似随意却无时无刻给我们以启发，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文学翻译事业的满腔热情及他所展露出来的一种对于如何更好促进翻译文学长足发展的真切责任感。
《文学的灯塔》为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大家刘文飞最新文学评论，随笔集。刘文飞先生善于捕捉翻译工作中的点滴，笔调轻松，语言灵动，却不失思想性，看似随意却无时无刻给我们以启发，从中可以感受到作者对文学翻译事业的满腔热情及他所展露出来的一种对于如何更好促进翻译文学长足发展的真切责任感。正如书名“文学的灯塔”所承载的美好希冀，作者希望在其对俄国文学、作品、作家、翻译工作的感悟中，你我他能够有所收获，这种强烈而自主的责任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本书中特有的魅力，文艺而又接地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