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1年5月28日，星期一，早上7时，他们来了。“淫雨霏霏，绵柔无声，”《哥斯拉报》第二天这样写道，“在连绵阴雨中，6个工人完成了一项任务，这在此前数月已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只用了半个小时，两块悬挂于哥斯拉（Goslar）原“猎人俱乐部”房屋立面上已经剥蚀的纪念牌被移除了。一块是为德国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所立，隆美尔从1933年起担任哥斯拉“猎骑兵营”营长达一年半之久；另一块为德国陆军大将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所立，这位“坦克之父”也曾服役于哥斯拉“猎骑兵营”。古德里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一位年轻的少尉军官，此后曾短暂担任过该部连长。哥斯拉市议会持多数派的红–绿联盟是这样为他们的决定辩解的：“两块纪念牌带有对犯罪政权的代表人物表达尊崇之意，在目前的这个地方（当时的猎人俱乐部现被改建为一所小学），它们既不适合用于回顾历史，也不可作为当今青年人效仿的榜样。”
1961年11月15日，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为哥斯拉“埃尔温.隆美尔纪念牌”举行的隆重的揭幕仪式上，当时的西德联邦国防军总监弗里德里希.弗奇（Friedrich Foertsch）上将赞誉道：“联邦国防军尊隆美尔为元帅，杰出的士兵，伟人。他将永远是我们年轻士兵的榜样，我们有义务追寻。”随后致辞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陆军大将赫尔曼.霍特（Herman Hoth），这位德国国防军将领曾在1948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15年监禁，6年后提前获释。霍特在1941年颁发的一项军事命令中，将“灭绝”犹太人称为“自我保存之需要”。但20年之后，在哥斯拉隆美尔纪念牌揭幕仪式上，霍特却证实说，隆美尔身上体现了德国士兵的荣誉感。“在说这番话时，”正如《哥斯拉报》的评论，“他显然并未对隆美尔在反抗运动中扮演的角色及其自杀事件作出回应——事实上，是掌权者实施的谋杀。”
很明显，与霍特自己的过往相比，霍特对隆美尔的反抗角色的表述更成问题。只不过当时的人们并未注意，因为隆美尔在公众中的形象一直受到由非洲军团老兵撰写的如潮水般的回忆文章而影响。这些文章的论调大多与在战争期间由戈培尔掌控的宣传机器所塑造的隆美尔形象一脉相承。因而，最知名的著作出自战时宣传连成员的手笔则不足为奇了，这些陆军通讯员在非洲为戈培尔发回有关隆美尔的一切报道。另外，隆美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声望日隆，与英美作家的贡献不无关联。这些作者续写了早在战争期间就已在英国织就的“隆美尔神话”（Mythos Rommel），它非常适合于转移人们的视线——掩盖英国将领在北非战场上颇具争议的战绩，并为蒙哥马利这位隆美尔征服者赋予永恒的神圣色彩。
隆美尔似乎可作为多个投影而存在，无论是曾经的敌手，还是那些不加批判地美化历史的德国人，以及那些已转向新的自由社会并从1944年7月20日的殉道者们的身份认同中汲取有益养分的德国人。凡不合宜之处，均会被遮掩掉。这样，在德国以《没有仇恨的战争》为题出版的隆美尔札记与英语版本之间存在差异，也就不难理解了。《没有仇恨的战争》为了保存他的故乡德国的颜面，大量有关他与妻子露西的私人通信的节选被小心翼翼地删除。因为通过这些信件，人们会清楚地发现，长期以来，隆美尔与纳粹政权以及它的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是多么地惺惺相惜，决不允许有任何不和谐的声音来玷污这位无可指摘的陆军统帅形象。或者，正如当时的陆军中将海因里希.基希海姆（Heinrich Kirchheim）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所言：“任何针对这位已经被神化的人物的公开批评都将损害德国士兵群体的声誉……”
隆美尔的历史后来经历了深刻的范式转换。1977年，英国右翼作家戴维.欧文（David Irving）在潜心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隆美尔传记。他第一次打破了“沙漠之狐”神话。这本传记的核心论题是：隆美尔与反抗运动毫无瓜葛。在欧文的眼中，隆美尔与希特勒亲密有加，且从不加以批判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自《隆美尔传》出版，直至隆美尔纪念牌被摘出仅剩下时间问题。1994年，有关隆美尔的文章开始从权威著作《7月20日：反抗者肖像》新版中被删除。同年，《反抗运动百科辞典1933—1945》也不再提及隆美尔。诸如“戈德哈根争论”或者“德国国防军罪行展览”则成为了使隆美尔堕入万劫不覆之深渊的催化剂。
比如，汉堡政论作者拉尔夫.乔达诺（Ralph Giordano）直接宣称隆美尔为战争罪犯。按照乔达诺的说法，隆美尔要为“半个意大利……陷入废墟”承担主要责任；隆美尔甚至对1944年7月20日行刺希特勒失败后数百万德国人的死亡明确表示过认同。裹挟着这些观点，乔达诺在新著《传统谎言》中再次陈述了自己对隆美尔的指责。乔达诺纠缠着多任联邦国防部长，强求他们对4个以“隆美尔”命名的联邦国防军军营更名。历史学家温弗里德.海涅曼（Winfried Heinemann）对此震惊不已。他在一篇关于乔达诺的《传统谎言》的书评中断言：“这是德国公众历史讨论的彻底粗鄙化。”“怎么都行，”海涅曼说，“这些言论已无所羁绊地适用于历史教科书了。”
“怎么都行”，当年刚获任文化部国务秘书的米夏埃尔.瑙曼（Michael Naumann）先生想必也是如此想法。1999年2月，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快结束时，瑙曼对英国记者宣称，英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军事力量的印象是错误的。他以“沙漠之狐”隆美尔为例，认为隆美尔在英国被刻画成了英勇的有骑士风度的军官形象。事实上，瑙曼说，德国国防军是一台“杀人机器”，是一个“流动屠宰场”。现实中的隆美尔以及他的将军们跟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在1951年的电影《沙漠之狐》中所塑造的荧幕形象相去甚远。瑙曼将有关隆美尔印象的获得归咎于英国记者。
哥斯拉的“希尔达之争”使得有关隆美尔的辩论陷入了低潮。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两块纪念牌被摘除，而是因为许多针对隆美尔冠冕堂皇的指责在未被深究之前就被毫无疑义地全盘接受了。比如，在一张传单上，哥斯拉社会民主党青年团团员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对两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质性参与谋杀数千人”的将军表示尊崇，是不负责任的。在《哥斯拉报》的读者来信中，一位20岁的哥斯拉社会民主党青年团团员再次添油加醋地诋毁道：“隆美尔和古德里安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他们实质性参与屠杀了数百万人”。
将隆美尔归于诸如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等身负数百万条人命的谋杀者之列，是极不合适的。“隆美尔是一个信念坚定的因而必须受人鄙视的国家社会主义者？还是一位反抗希特勒的英雄？”这个问题由戴维.欧文首次提出并在此后的无数版本中被反复探究。然而，我们审慎翻阅德国历史后，发现这个问题无任何人提及。这个问题的答案简单且令人惊讶——隆美尔两者兼具。
基于原始材料与遗留物，除了那些常见的陈词滥调，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令人着迷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全新的有关隆美尔人生变迁的故事。希特勒麾下的高级军事将领除隆美尔之外，绝无第二人留下如此浩瀚的笔记。他的私人通信几乎完整地得以保留，隆美尔亲自起草的例行报告、命令、笔记摘要使得几无缝隙地重构其军事生涯成为可能。隆美尔身边亲密之人的证词对这些材料作出了几近无穷的补充——日记、信件、纪念文章以及大量真实可信的回忆录为我们刻画了这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著名的德国将领每个生命阶段的鲜明形象。
此外，我们在为数众多的档案馆、私人收藏及遗物中历经数年的深入调查，使得大量至今尚未公开或未受重视的文献得以重见。这些文献对某些至今尚未澄清的问题，部分地给出了令人瞠目的答案。与本书出版同步进行的是，我们为德国公共广播联盟（即德国电视第一台）制作的三集纪录片。与超过150位时代见证人的访谈、上千帧影片镜头及图片使单调乏味的史实获得新生，变得丰满完备起来。通过对这些浩繁的材料进行批判性的处理分析，以及与知名历史学家的通力合作，一个在多面性与多样化上与迄今为止所有刻画迥然有别的隆美尔形象跃然纸上。
受新近出版的卡尔.楚克迈耶（Carl Zuckmayer）《秘密报告》的激励，蒂尔曼.克劳泽(Tilman Krause)在《世界报》（Die Welt）上撰文，我们不应评判，应首先重构出精致纯粹的人物传记，然后尝试去理解。这正是我们这本隆美尔传记的旨趣。本书的出版，决不是另一首“沙漠之狐”的英雄赞歌，也决不是为隆美尔的历史翻账。本书尝试基于扎实的材料，尽可能走近真实的隆美尔——尝试去理解，而不是评断。
莫里斯.菲利普.雷米
2002年8月，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