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意大利当代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提名，却因于当年猝然去世而与该奖失之交臂。但其人其作早已在意大利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巨大影响。
卡尔维诺从事文学创作40年，一直尝试着用各种手法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灵。他的作品融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于一身，以丰富的手法、奇特的角度构造超乎想像的、富有浓厚童话意味的故事，深为当代作家推崇，并给他们带来深刻影响。《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叉的城堡》、《帕洛马尔》等达到惊人的艺术高度和思想深度。《意大利童话》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意大利民间口头故事的原貌，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兼具，是再现意大利“民族记忆”之深厚积淀的不可多得的作品。《美国讲稿》是卡尔维诺对自己近40年小说创作实践的丰富经验进行的系统回顾和理论上的总结与阐发。他的作品以特有的方式反映了时代，更超越了时代。

《树上的男爵》……让我最终品尝到了小说的滋
味，这个词最传统的含义。
——卡尔维诺
我不能强求大家喜欢他(卡尔维诺)的每一本书，
但是我觉得必须喜欢他的主意：小说艺术有无限种可
能性．
——作家王小波
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和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
做着完美的梦，三人之中，卡尔维诺最温暖明亮。
——约翰·厄普代克
《树上的男爵》已经变成一个关于生活的经典寓
言，卡尔维诺的树成为了世界的尽头。
——苏童

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1960
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
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
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
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
也就是说写完了，因为我不打算写类似的新故事）。这给
我提供了重读它们和回答问题的好机会，迄今为止每当人
们提出之后我避而不答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写这些故事？
我想说什么？我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这种类型的叙事在当
今文学中有什么意义？
我，起初写过一些当时所谓“新现实主义”的故事。
也就是说，我讲述了一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别
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说是想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如
通常所说，这些人是“人民”大众，但总是一些有点非正
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会过多迷失在思想和情
感中，而能够只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行为来加以描
写。我写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时我想表达的是某种突
破，某种写法。我喜欢故事发生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如
在车站，许多人际关系在那里产生于偶然相遇的人们之间
；心理学说、内心世界、室内场景、家庭、风俗、社会（
尤其是上流社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许从那时起我
不曾有过大的改变。
我毫不经意地用游击队员的故事开始写作：结果很成
功，因为这些故事是历险记，充满搏斗厮杀，枪林弹雨，
有一点儿残酷也有一点儿吹嘘，符合当时的精神，还运用
了“悬念”，这在小说中像调味的盐。在我于1946年写的
中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我也大量地运用了新
现实主义的生硬手法，而批评家们开始说我是“寓言式的
”。我这是在赌博：我深知当讲述无产者和八卦新闻时带
有寓言性是优点，而当讲述城堡和天鹅时寓言性就不足以
称道了。
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里的大
众生活为主题，可是我没能写好，将手稿留在了抽屉里。
倘若我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述说，显得假腔假调；现实更
为复杂得多，任何风格的模仿终归是装腔作势。倘若我使
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变得灰暗、
忧伤，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我的特征，也就是对写作的是
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的唯一证明。
是世道变调了：游击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散乱生活
随时间转移而远去，再也遇不见那些向你讲述非凡经历的
非同寻常的人物，即或还能遇见，却再也辨认不出他们的
人和事了。现实步入各种轨道，表面上更正常，变成机构
式的；如果不通过他们所在的机构很难判定人们所属的阶
级；我也步入一种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种大城市的
知识分子，身着灰色套装和白色衬衣。但是我想，归咎于
外部环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我是一个写作过的人，像许多人一样，被推进变革时期的
浪潮；过后我的灵感就枯竭了。
于是，我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情绪，作
为个人消遣，于1951年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
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
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当然我感觉到了，尽管不是
很理解，那些年里的气氛。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
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
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
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
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
，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
，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
于抵抗文学。
起步时我心里只有这股动力，和一个故事，或者更恰
当地说是一个形象。在我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都有一
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不知是何时诞生的，而且跟随我
多年。这个形象逐渐在我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
事，而且同时——两个过程经常是平行而又独立的——我
相信这个故事蕴含某种意义。但是，当我动手写作时，这
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轮廓，还处于空白状态，只能在写的过
程中，一切事物最终各就各位。
……
你们可能发现在这三个故事中我都需要一个自称“我
”的人物，也许通过这个人起到调和与抒情的作用，可以
纠正讲寓言故事时完全客观的冷漠态度。我每次选择一个
边缘人物，或者至少是与情节无关的人：在《分成两半的
子爵》中是一个少年的“我”，一个卡尔利诺·迪·弗拉
塔式。的人物，因为在那样一些场景中没有比通过儿童的
眼睛看一切更好的方式。至于《树上的男爵》，我的问题
是纠正我将自己认同为主人公的强烈冲动，这一次我在作
品中放进很著名的塞雷努斯·蔡特布洛姆。式的辅助人物
，即从起头几句开始我就派出了一个性格与柯希莫相反的
人物充当“我”，一个稳重而通情达理的兄弟。而在《不
存在的骑士》中，我采用了一个完全置身干故事之外的“
我”，一位修女，这样做更是为了增加一种冲突的游戏。

《树上的男爵(精)》无目录

我的哥哥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一七六七年六月十五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像就发生在今天一样。大家坐在翁布罗萨我家别墅的餐室里，几扇窗户都嵌满了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时间正当中午，我们全家人按照老规矩在这个时候坐到餐桌边，虽然那时从不习惯早起的法国宫廷传来的下午吃正餐的时尚已在贵族之中风行。我记得有风从海上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着：“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来没有闹得这么凶。
在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垂至耳下的长假发，这像他的许多东西一样已经过时了。在我和哥哥中间坐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我家的食客和我们兄弟俩的家庭教师。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女将军科拉迪娜·迪·隆多，和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住家的修女。在桌子的另一头，与父亲面对面坐着的是土耳其式着装的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我们家庄园的总管和水利工程师，而且他作为父亲的非婚生兄弟，是我们的亲叔叔。
几个月前，柯希莫满了十二岁，我八岁，我们才刚被允许上父母的餐桌。也就是说，我沾了我哥哥的光，随他一起提前升级，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边吃饭。我说沾光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对柯希莫还是对我来说，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怀念在自己小房间里的进餐，只有我们两个和福施拉弗勒尔神父。神父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千瘪老头，人们说他是冉森教派。信徒，实际上他是从故乡德菲纳托逃跑出来的，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但是，他那时常为众人所称道的严谨性格，对己对人的苛刻要求，不断地被他的冷漠的天性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代替，仿佛他茫然地眨动眼睛所做的长久的沉思默想只是使他进入了万念俱灰的境地。他将一切困难，哪怕是很微小的，都看成是他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我们在神父陪伴下的进餐在长时间的祷告之后才开始，一勺勺规规矩矩，合乎礼仪，一声不响地进行。如果谁从盘子上抬起眼来，或者喝汤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那可不得了。但是，神父在喝完汤时就已经厌倦了，他茫然地呆望着，每啜饮一口酒就啧啧舌头，好像只顾品味这短暂而浅表的感觉。上主菜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手抓起来吃了，吃完饭时互相掷梨核玩，而神父不时懒洋洋地说一声：“够了！安静些！（法语）”
而如今呢，同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边，家庭里的积怨显形了，这是童年中不幸的篇章。父母不停地对我们唠叨，要用刀叉吃鸡啦，身体要坐直啦，胳臂肘不要靠在桌子上啦，简直没完没了！还有我们那位讨厌的姐姐巴蒂斯塔。一系列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就开始了，直至柯希莫拒绝吃蜗牛并决定把他的命运同我们断开的那天为止。
这种家人之间的怨恨的累积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八岁，觉得全都是在做一场游戏，顶撞大人是所有的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表现出的执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
我们的父亲男爵是一个讨厌的人，这是肯定的，尽管他并不坏。他讨人厌是因为他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是常见的事情。时局的动荡让某些人也蠢蠢欲动，但却是完全背道而驰：我们的父亲在那锅中沸水一般的形势之下，竞妄想获得翁布罗萨公爵的爵位，他一心考虑的只是家谱、继承权以及同远近的权贵们的争斗和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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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 “我们的祖先”三部曲被王小波称为“轻逸的典范”，莫言称此作影响了中国一代作家。
三部曲分别代表着通往自由的三个阶段，其中《树上的男爵》指出了一条通往完整的道路。 只有与人群相疏离，才能真正与他们在一起！

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被王小波称为“轻逸的典范”。三部曲分别代表着通往自由的三个阶段，其中《树上的男爵》指出了一条通往完整的道路。
十二岁的柯希奠，因忍受不了姐姐做的蜗牛餐，愤然离家，住到了树上。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双脚再也没有踏上地面。柯希莫统治了树上王国，并存树上读书、狩猎、救火、与海盗作战，甚至恋爱、写作。直到终老之际，他都没有再回到人群。他的墓碑上刻着：“生活在树上——始终热爱大地一升入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