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特奥多尔·蒙森著的《罗马史》第五卷。本卷内容涉及罗马共和国晚期军人君主制的创立，研究了罗马从共和制向君主制即罗马帝国的转化过程。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先后出现了三个军事寡头：庞培、恺撒和克拉苏。通过对东方亚洲叙利亚地区的征服，罗马的东部边界已拓展至小亚细亚及两河流域地区，其征服者庞培获得了至高的荣誉及地位；通过对西北部高卢地区凯尔特人的征服战及对日尔曼人的阻击，恺撒成为了名噪一时的大英雄；通过对斯巴达克斯奴隶暴动的镇压，克拉苏声望雀起。这三个人同时都手握重兵，成为了罗马重权在握的执政者。

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生于德国的石勒苏益格的加尔丁。父亲是新教牧师，母亲是教师。在家庭的影响下，蒙森自小便喜欢和熟悉古罗马史。1838年考入基尔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博士学位。1847年在莱比锡大学任法学教授，后因发表攻击俾斯麦的演说被解聘；之后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布雷斯劳大学、柏林大学辗转任教。
蒙森的主要成就是对古代罗马历史的研究，重要著述有：《意大利南方方言》（1850）、《罗马编年史》（1859）、《罗马铸币史》（1860）、《民法集》（1866-1870）、《罗马公法》（1888）、《罗马刑法》（1899）和《拉丁铭文大全》（16卷，1867-1959）。不过，他最重要的著作还是穷30年之力写作的《罗马史》。1902年，蒙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章 马尔库斯·雷必达与昆图斯·塞多留
第二章 苏拉的复辟政治
第三章 寡头政治的覆灭和庞培主政
第四章 庞培和东方
第五章 庞培外出时期的党争
第六章 庞培的退隐与争权者的联合
第七章 平定西方
第八章 庞培和恺撒的共治
第九章 克拉苏之死与共同统治者之间的决裂
第十章 布隆迪西乌姆、伊莱尔达、法萨卢和塔普苏斯
第十一章 旧共和与新君政
第十二章 宗教、教育、文学和美术

特奥多尔·蒙森著的《罗马史》详尽叙述了自远古至共和国末期将近1000多年的罗马历史，阐述了罗马从偏于一隅的弹丸小国如何一步步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国家的过程及其原因，并指出了罗马在日渐强盛中已经蕴含衰亡的种子。
本书是其中的第5卷，主要讲述了罗马帝国军人君主制的创立时期。

蒙森把大量的数据与其敏锐的判别力、缜密的
分析方法、灵活的文笔相结合，并以艺术表现手法
赋予文章生命。他懂得怎么将真理从冗杂的历史资
料中提炼出来，蒙森渊博的学识、杰出的组织才能
、非凡敏锐的直觉、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能够把苦
心钻研所得的成果以一幅生动的画面展示出来的能
力一样令人钦佩。他的直觉和创造力冲破了历史学
家和诗人之间的阻碍。
—一瑞典学院常任秘书长C.D.威尔逊于1902年
诺贝尔文学奖上的颁奖词

反对派法学家对改革平民党持友好态度
苏拉逝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当时他恢复的寡头政府完全掌控着整个罗马国家。但这个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仍需诉诸武力才能在无数潜在或公开的敌人面前捍卫自己的地位。对抗它的并不是某个有明确目标并隶属于公认首领之下的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他们被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立场和大相径庭的目的，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这其中包括拟订法律的法学家，他们既不参政，也丝毫不了解政治，但对苏拉独断专行地处置公民的生命及财产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即使苏拉在世时，所有的反对派都噤若寒蝉，这些严肃的法学家就已经揭竿而起，反对摄政。例如，剥夺了各意大利公社罗马公民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在司法裁决中全部被视为无效。同样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后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并未丧失公民权。旧时元老院中的少数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们以前致力于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达成妥协，现在则秉承同样的精神对平民党作出让步，以改良苏拉那种强硬的寡头体制。更有甚者，在所谓的平民党中，那些真诚笃信而心胸狭窄的激进分子，他们曾为了如今的党纲口号而牺牲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在胜利之后，却悲痛地发现他们所奋斗以求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一句空话。他们的特殊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虽然没有废除他们的权力，但剥夺了其最重要的特权。由于这种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用途，且事实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因此保民官的权力对于民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仅仅是保民官这一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为重要的是，一些人数众多且位高权重的阶级对苏拉的复辟感到不满，他们的政治利益或个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损害。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属于反对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于罗马纪元665年（即公元前89年）授予的拉丁权只是所有罗马公民权的一部分，这样做容易引起骚乱。属于此类的还有自由民，他们人数众多，资产雄厚，且聚居于首都，因此尤为可畏。复辟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之前无实际作用的表决权地位，对此他们感到无法忍受。许多大资本家也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谨慎小心，保持缄默，但仍似往常一样怀有满腔的怨恨，掌握着坚不可摧的势力。首都的民众意识到只有白送粮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满。受到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如庞培人一样，财产被苏拉的殖民者所剥削，并与后者同处一座城墙之内，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抑或如阿雷提纳人（Arretines）和沃拉帖雷人（Volaterrans），虽实际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头顶似乎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被罗马人没收土地的危险。尤其如在伊特鲁里亚，留守故地的人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沦为盗贼。最终，那些平民党首领有的因复辟而丧命，有的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旅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队中，饱受流亡异乡之苦，他们所有的亲属和自由民都开始躁动不安。由于紧密的家族联系主宰着当时的政治见解，因此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为了维护脸面，就必须设法使流亡在外的亲属获得回归国土的特权。如果亲属不幸客死他乡，他们至少也须尽力将那沾在其遗属及子孙身上的污点抹去，并将祖传的产业归还给其子孙。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摄政者贬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实质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唤，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现有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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