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概念来源于巴塔耶，也最适合他本人。他属于哪一个社会群体?他属于哪一类知识分子?他属于哪一类作家?他属于哪一类思想家?答：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一个测不准的成员。

巴塔耶和海德格尔被哈贝马斯认为是尼采最重要的继承者，是尼采通往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两条必经之道。

巴塔耶的写作呈现了人性的黑暗深渊。他的世界，是一个以“疯狂”为轴心，由色情、死亡、献祭旋转而成的令人迷惑的神秘世界。

文学与恶，无疑是个大命题。乔治·巴塔耶透过艾米莉·勃朗特、波德莱尔、布莱克、普鲁斯特、卡夫卡等大作家的作品，分析形态万千的恶与文学激情千丝万缕的勾连。他提出“纯洁的恶”的概念，认为：最高意义卜的恶决不等同于受私利驱动的“丑恶”的犯罪，求助于恶是为了独立自主地生存，“恶具有最高价值”。他追问萨德怎么敢、义为了什么，竭尽所能使恶这种放荡和过分因素达到最有害的程度?乔治·巴塔耶的观点惊世骇俗、咄咄逼人，令人叹为观止。

原序／001

 艾米莉·勃朗特／ool

 波德莱尔／018

 米什莱／042

 威廉·布莱克／053

 萨德／076

 普鲁斯特／101

 卡夫卡／117

 冉奈／138

注释／177

乔治·巴塔耶年表／239

《呼啸山庄》激起的情感十分强烈。因此，在我看来，不详尽分析(如果可能)此书提出的问题，谈论这种情感就没有必要。

我把不道德行为和最纯洁的爱情的折磨相提并论(普遍认为，这是恶有意义的形式)。

这种自相矛盾的提法，会使人感到困惑，我将尽力加以说明。

事实上，《呼啸山庄》以及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爱情，都把性欲问题搁置一边，而提出恶的激情问题。好像恶最能表达激情。

如果撇开不道德行为的施虐形式不谈，艾米莉·勃朗特书中的恶，也许表达得最为全面。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行动是恶的表现，最后会带来某种利益，某种物质上的好处。这种利益无疑是自己的私利。但是，如果我们期待恶本身也会带来好处，那就不重要了。至于残暴的色情狂，那是要享受毁灭，而最痛苦的毁灭就是人的死亡。色情狂就是恶。如果为了物质利益而杀人，那不是真正的恶，如果杀人者除预期的好处外，还为自己采取了行动而感到高兴，那才是十足的恶。

为了更好地描绘善与恶，我将回溯《呼啸山庄》的基本情况，回到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童年时代。那时，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完整的。他们在原野里尽情奔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当然也有反对淫荡的约束；但两个孩子天真纯洁，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情属于另一个范畴)。也许这种爱情拒绝放弃粗野童年应有的自由，即社会戒律和礼仪规范还未修改的自由。这种原野生活(在世界之外)的条件是基本的。艾米莉·勃朗特使这些条件变得敏感——这是诗(未事先考虑的诗)的根本条件，两个孩子都不愿自我禁锢。社会上反对天真的自由行动是私利打算的依据。社会要使这种情况长期存在。如果社会企图主导孩子未加思索的行动，使孩子感到同谋关系，社会就难以存在。社会约束野蛮青年放弃他们的天真自主感，要求他们服从成年人的合理规范：合理是以集体利益为根据的。

在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里，对立是很明显的。正如雅克·布隆代尔说的，我们应当注意，在叙述中“凯瑟琳和希斯克里夫的情感在孩童时期就固定了”。但是，孩子有时会忘记成年人的世界，他们本来也将属于这个世界。灾祸降临了。希斯克里夫这个捡来的弃儿被迫离开了在荒野里与凯瑟琳愉快奔跑的奇妙王国。凯瑟琳虽然长期不计较艰苦，却否定了孩童时代的野气：在舒适生活吸引下，她被一个富有的、敏感[11)的青年贵族诱惑。实际上，凯瑟琳与埃德加·林顿的婚姻是暧昧的，不是真正的爱情结合。特拉什克罗斯·格兰奇在呼啸山庄附近，林顿和凯瑟琳在那里生活。凯瑟琳认为那不是一个稳定的世界。林顿是一个宽厚的人，他未放弃孩童的天然傲气，但他很随和，他的自主权超越了他所享有的物质条件，但如果对理智的稳定世界不作让步，他就不能享受这些物质条件，因此，当希斯克里夫一次远道归来，变得富有时，他便认为凯瑟琳背叛了孩童时期绝对独立自主的王国。他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当时，她和他都是全身心地属于这个王国的。

我笨拙地紧跟故事：希斯克里夫疯狂的强烈行为，在作者冷静和朴素的笔调下，表现得淋漓尽致……

书的主题是一个被诅咒者的反叛，他被命运逐出他的王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他恢复失去王国的强烈愿望。

我不愿评述故事的细节，其强烈程度颇具魅力。我只想请读者注意，任何法律规范或怜悯之心，都无法阻止希斯克里夫的愤怒。他对死亡无悔，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凯瑟琳患病和离世的原因。

现在，我要谈一谈反叛在道德上的意义。这种反叛出自艾米莉‘勃朗特的想像和梦幻。

P3-5

西方文艺思潮和流派名目繁多，兴衰更迭；文艺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几乎每个时代都出现过影响深远的文艺理论家。既为文艺理论家，一般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指导乃至主宰着当时的文坛。然而，一切系统理论都有时代局限；其思想方法和批评方式不无片面性。就拿十九世纪三位大文艺理论家圣伯夫、勒南、丹纳来说，他们的历史作用和作品价值虽不可抹煞，但他们对同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即代表时代精神或具有超前意义的原创性作品，往往视而不见，甚至横加指责，因为他们囿于自己实证主义社会学评论原则，常常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比如他们对同时代的斯当达尔、波德莱尔、福楼拜根本不理解，从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历史证明，恰恰是这三位当时不被理解甚至受贬抑的作家，对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影响最大。他们的作品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得到赞赏，进而他们的文艺评论和书信也得到重视，并被后人整理出版，最后他们的文艺观点成为指导二十世纪文艺创作的理论基础。这种情况也反映到中国的翻译界和文艺评论界：圣伯夫、勒南、丹纳的著作早就有过介绍，很多文艺理论教材和书籍早就评论乃至运用他们的观点，而斯当达尔、波德莱尔、福楼拜的文学创作虽大量翻译，但他们的文艺论述很晚才开始介绍和翻译，而像《福楼拜通信集》这样的宝库，至今只有少量选译。

有成就的小说家、诗人、画家，大多创作经验丰富、文艺修养高超、学识精深、视野开阔而独特，但一般不写理论专著(少数除外，如萨特等)，至少不写教科书式的理论专著。他们的文艺观点往往是零散发表的，或为人为己作序，或有感而发，或应付时局，或参与争论，所以一般不当作理论著作受人重视(少数除外，如维克多·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他们的文章看似缺乏系统，实则深入浅出，具有真知灼见，可谓“真佛只说家常话”，发人深思，回味无穷。比如《克伦威尔序言》至今仍有价值，仍被史家引用，而剧本早已乏人问津了。就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原有诗集十卷，早已散佚，独这篇序流传千古(字好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文章也是上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外皆然。

纵观中国的外国文艺引进工作，我们发现，各个时代的外国重要文艺创作和理论专著多有翻译和介绍，但重要作家和艺术家的文艺论述的介绍和翻译却不多，更缺乏整体性。如果说作家、艺术家主要靠其创作做出贡献，不等于他们的文艺论述可以被忽视。相反，更应倍加重视，因为他们的论述多为切身体会，是把感性上升为理性的东西，聚合了大量后来成为经典的原创性思想元素。如果把每个时代名家有关文艺的重要言论汇总起来，编成丛书，便能看清他们文艺上的追求，对我们来说，仍然可以起到启迪思想，洋为中国的作用。所以，本《译丛》拟从各个时代择取一些以法国大作家为主体的著名人物，编译各家有代表性的文艺论述，分集出版，以飨读者。

编辑凡例：

一、选题标准，着重看作品本身的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以及在文学艺术史上的经典地位，且必须出自名家之手。所谓名家，包括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学者等，就是说在各自的领域具有相当名望和享有一定历史地位的人士。

二、在符合上述标准的前提下，如有既定选本，则尽量采用，或略加增删，其余将由我们自己编选。每册字数一般在十五至三十万汉字，视内容而增减。

三、选择或编选的论著，大多数是第一次译为汉语，少数已有译文的，也将采用更好的版本，不同的编选，和新的译文。少数重用的译文或文章，将征得译者和作者的同意。总之，我们将严格遵守有关国内和国际版权的各种法规。

四、本《译丛》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译文前冠有译序或原序或代序，译文后一般配有述评或年表，以助读者更好理解作品和作者。另外，除原文注释，将根据需要，适当加译注。

五、作品的表现形式力争多样：论著、杂文、书信、日记、序跋、游记、叙事、回忆等，涉及文学、美学、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电影、摄影、手工艺等，往往一书中就包括上列几个方面。

六、本《译丛》分辑出版，每辑五种。每种一般为一个作者的作品，或长篇大论，或短篇简章。但在少数情况下，一本集子也可收几个作者的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各抒己见。或集中几个同行，体现不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