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末，有一列从北京南下的京汉直达快车，经过长途跋涉后，突于深夜零点四十九分开到豫中平原的一个小站上停下来；火车一靠站，立刻就从车厢里跳出一位身材魁梧，面目略带黧黑，长着一对浓眉大眼的青年。这位旅客头戴兔皮护耳帽，身穿皮领短外套，足登帆布暖靴，浑身上下沾满了斑驳陆离的油污，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机油气味。他一下车便精神抖擞地跺着双脚，伸开胳膊舒展筋骨，仿佛要借此把两天来闷在车上的积困，一概从身上抖掉。他还来不及看清周围的环境，火车又咔嚓咔嚓地开走了，月台上只留下黯淡的灯影，映照出厚厚的一层白霜，显得格外冷清。这时除了站长还打着红绿信号灯给已经安全出站的客车表示惜别外，似乎再没有第二个旅客。
“好个荒凉的地方!”旅客惊奇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才提了简单的行李，迈步走出站台，来到候车室。
这是解放战争刚结束的头一年，战火遗留下的创伤还没有完全消失，给炮弹打的千疮百孔的车站正在着手改建，因此这里到处都堆积着建筑材料。候车室里也很冷清，只有寥寥可数的旅客(几乎全是农民和复员军人)，抱着自己的行李散坐在长靠椅上打盹，等候北上末班车的到来。这位旅客打量了一下周围，就毫不犹豫地跑到问事处，把半个脑袋塞进窗口，粗声粗气地说：
“同志!到黄泛区怎么走?”
问事处里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正在萤光下埋头抄写什么表报。不知是因为他的举动太粗鲁呢，还是南于他问的有点不着边际，那姑娘连眉毛也没有动一动，就干脆回答他一个不知道。
“怎么?不知道?!”旅客睁大吃惊的眼睛，楞住了，仿佛没有听懂她的话。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对方依然无动于衷似的说，继续抄写她的表报。
“奇怪!举世闻名的地方，竞会不知道!”
旅客感到大失所望，连忙把头抽回来。不料因为用力过猛，就在这当口，咕冬一声，脑袋不偏不倚碰在窗框上，倒把沉静的姑娘惊动了。她略微皱了皱眉，这才抬起头来，一看旅客急的满脸紫胀，额门上直冒汗，便立刻改了主意，抱歉地说：
“黄泛区大着呐，同志。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呀?”虽然她装得很老练的样子，但是仍然无法掩饰她内心的慌乱。一经辨清对方口音不对，又是这副打扮，便断定他是外路旅客，心里更惶惑不安了。“你是刚从外地来的罢?那就是了。不过你要知道，黄泛区虽然是世界闻名的地方，但它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啦。”
“得了，我不是来跟你研究什么历史问题的，”旅客带点嘲弄的口吻，连忙摇手道。“请你干脆告诉我，到驸马驿怎么走罢。”
这一问倒把那姑娘问住了，脸孔陡地红起来。
“这个我还说不清哩，”她咬着铅笔，茫然说。“这样罢，等天亮了，你到车站外面问赶大车的，他们会知道也说不定的。”接着她又连忙补充了一句：“车站对面就有大车店。”
“真糟糕，闹了半天还是闹不清!”旅客一甩手，转身走掉了。
车站外面是一片漆黑，一切都沉浸在深沉的夜气里。京汉路沿线小站上常见的热闹的夜市场面消失了，此刻已没有打着灯笼兜揽客人的客栈伙计，也听不见叫卖零食的小贩声。
P3-4
本卷选白危的长篇小说《垦荒曲》第一部，哈华的长篇小说《浅野三郎》。
白危(1911-1984．)，原名吴渤，广东兴宁人。1929年考入上海东亚同文学院学习日文。三十年代起投身进步文艺事业，曾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根据日文木刻版画书籍编译《木刻创作法》，鲁迅校阅并作序，1937年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兰州中共办事处领导下从事救亡宣传工作。后到延安参观访问，在重庆、洛阳等地教书。1949年返回上海，参加上海文学工作者协会写作组。1950年参加河南黄泛区土地改革运动，后来又在国营黄泛区农场深入生活十一年，创作了以黄泛区农场为背景，反映黄泛区农业新面貌的长篇小说《垦荒曲》第一部和第二部，1963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957年因发表特写《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受到批判，“文革”后这篇作品被选人产生广泛影响的《重放的鲜花》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白危的其他作品，多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如短篇小说集《渡荒》、《夏征》，中篇小说《青年拖拉机手》、《过关》等；他在去世前完成了表现侨乡风情的长篇小说《沙河坝风情》。
《垦荒曲》文笔朴实流畅，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和强烈的对新生活的热情，是白危的代表作。计划中《垦荒曲》还有第三部，白危直到晚年仍然念念不忘，1979年曾自费到黄泛区，准备写作材料，遗憾的是未能遂愿。本卷限于篇幅，依据作家出版社1963年的版本，选取了第一部和作者写的后记。
哈华(1918-1991)，原名钟志坚，曾用笔名司徒徽、MY、上官琼等。四川新繁人。1938年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华北敌后根据地工作，1943年回到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研究室从事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1945年后，担任过部队参谋、前线记者、报纸编辑等职。1949年在上海《解放日报》主持文艺副刊，1951年到上海市文协从事专业创作，后来长期担任《萌芽》主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浅野三郎》、《孤儿苦女》、《“夜莺”部队》，散文集《友情》、《她志在凌云》、《生命的历程》，儿童文学《新安旅行团》、《鬼班长和她的小伙伴》、《三个杂技小演员的遭遇》等。
《浅野三郎》初版于1950年，1951年由森岛黎吉翻译成日文出版，日译本书名为《日本兵》，“五版时印了十万册，日本评论家还在提到它，说是‘中国作家唯一的正面表现日本军队的书’。”(哈华《(“夜莺”部队)三版后记》，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
这部小说不断再版，作者也不断增删修改，195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新一版大概是最后的版本，198 1年该社第三次印刷这部作品用的还是1959年的版本，前面加了作者新写的前言。本卷依据这个版本收入作品，同时收入作者1980年写的前言。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文库所展示的文学状况切近于原生态，所体现的文学风姿格外丰富多彩，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和上海城市的变化也更具广度和深度。举凡社会变迁、政治风云、文化思潮、官场现形、战争革命、城市风情、农村风貌、市井坊间、妇女儿童、婚姻爱情、侦探侠客、风花雪月等等，都有所涉及。文献性、文学性和可读性都很强。本册为白危哈华卷。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本册是白危哈华卷，精选汇集了白危哈华各类文学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