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人才辈出，个性凸现，魅力无穷。从小小的温州走出来的人物，就可见一斑。本书选择了二十多个现代温州文化人，纳之于风云变幻、时代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来进行观察，通过讲述他们的传奇故事，于小处见民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展现了一幅幅文化人生活的图景。同时，通过这些人的故事，让读者了解温州的另一面，商名之外的温州。

相比鲁迅、胡适这样的大人物，本书所展示的只能算是小人物、小配角，连他们的乡亲或许也早已淡忘的文化隐者。晚清民国以降，人才辈出，群星闪耀，把这些埋没在历史背后的小人物，放在今天的文化舞台，不乏精彩出众。小人物，大风景，正是那个时代引人钩沉探隐的魅力。

北大“温州学派”的沉浮

周作人与永嘉松台山人

刘节在清华国学研究院

时人日记里的林损

异人郑曼青

伍叔傥的倜傥人生

历史推手黄群

半卷蒋叔南

传教士苏慧廉的人生索引

诗里诗外刘廷芳

朱维之的文艺探险之途

住在树上的温州和尚

朱镜宙的婚恋

此李笠非彼李笠

缪氏兄弟

苏渊雷与《钵水文约》

洪焕椿与孙诒让遗著

唐湜与《意度集》

莫洛与《陨落的星辰》

《小小十年》之后的叶永蓁

金溟若的“人间味”

邹梦禅的笔墨生涯

泥土社往事

后记

北大“温州学派”的沉浮

一九一七年初，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不久，即邀请马叙伦返校任教。六月下旬，马叙伦获悉张勋复辟的阴谋，便离京南下度假。不料，盛夏之时的七月三十一日，他的恩师陈介石在瑞安故去。这个消息着实太突然了。马叙伦从杭州匆匆赶往瑞安吊唁。

“忆我有志，始从门下，行兮我范，文兮我治，行则不称，文能河泻。……三千之中，视我犹子，父事未能，亦吐肝肺。今也何如，浩浩江水。呜呼哀哉！忆我从师，于兹廿祀，南北东西，无往不侍。中或相雏，日月焉耳。”展读祭文，马叙伦泣不成声。

两个月前，陈介石得知弟弟醉石病危，“兼程驰归”老家探望。七月七日，醉石辞世。相距不过二十余日，“以恸致疾”、伤心过度的陈介石竟追随而去，享年五十九岁。陈介石离京，，马叙伦来不及送别。想不到，这却是永诀，怎不令人痛心。

陈介石，名黼宸，一八五九年生，瑞安一代名儒，与宋恕、陈虬并称“东瓯三先生”。陈介石弱冠，“即意气不可一世”，曾与宋恕、陈虬、许启畴、金晦等人结求志社，提倡经世之学。二十一岁开始，在家设颍川学塾。后又执掌乐清梅溪、平阳龙湖、永嘉三溪等书院，“四方从学者几千人’。三十五岁时，考中举人。陈介石与宋恕、陈虬等人言行常不同于孙诒让、黄体芳等地方名流，颇多开先河之举。如—八八五年，陈介石与陈虬等人创办利济学堂、利济医院。利济学堂系全国最早的一所新式中医学校。一八九七年，两人又共同出版《利济学堂报》，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学报之一。因此，孙宝琦在津创办育才馆，托其弟宝瑄请宋恕赴津任教。宋恕致函孙宝碹转荐陈介石：“品行极优，胜恕十倍。志大识超，恕心中上五名人物。学宗阳明、梨洲，博古通今，不屑章句；文似黄河、长江，不饰门面；素业授徒，帖括、市井二气全无。”

一九〇〇年，四十二岁的陈介石受聘为杭州养正学堂史学教习，并一度担任总教习，马叙伦正是此时起与陈介石相处。“他老的古文也做得好，我们当初并不晓得”，马叙伦后来在《我在六十岁以前》中回忆道。“我听了他老对历史的议论，很感兴趣。……他老不但‘循循善诱’，还真懂得‘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法。我们经他老几次的启发，无不五体投地地归依他老了”。

不过，陈介石在养正学堂只两年，便因一场学潮愤而辞职了，马叙伦也遭开除。之后，陈介石到上海主持《新世界学报》，马叙伦随师为该学报撰稿。一九。六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调陈介石到广东办理学务，陈介石即召唤马叙伦来粤，先在两广师范学堂任教。次年春，陈介石接办两广方言学堂，马叙伦改任该学堂教员。一九〇九年，陈介石当选为浙江谘议局议长，又把马叙伦召回到身边，任浙江谘议局书记。一九一三年，陈介石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并兼任北京大学文科史学教授。一九一四年，陈介石专任北京大学文科史学教授。不久，马叙伦也到了北大任文科教授。袁世凯称帝，马叙伦毅然辞职以示反对。蔡元培到任，他再次回到北大，与陈介石共事。

从杭州到上海，再从广东到杭州，乃至到北京，马叙伦与陈介石形影不离。对于马叙伦来说，陈介石是一位亦师亦父的长者，可敬可爱。而对陈介石来说，马叙伦是他的得意门生，一路提携。难怪胡适要把马叙伦划入北大的“温州学派”。胡适晚年曾对他的秘书，也是温州人的胡颂平说：“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后来，还有马叙伦。”关于北大“温州学派”之说，目前只有胡适提及，似无他旁证，也许只是胡适的泛泛而谈，这是需要注意的。但胡适的这个说法，起码说明了当时北大中温州人有一些影响力。

办《新世界学报》和到广东办理学务中间这三年，马叙伦没有跟随陈介石左右。如果说北大真有所谓的“温州学派”，那么这三年，可以说是陈介石为“温州学派”埋下了伏笔。

一九〇三年，陈介石考中进士，官户部主事。主考官孙家鼐、张百熙、荣庆一致奏派陈介石为京师大学堂师范科教习。京师大学堂即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创立于多难兴邦的一八九八年，当时戊戌变法失败，维新力量受挫，唯有京师大学堂获幸免，未予废除。八国联军入侵，京师大学堂遭破坏，一度停办。一九〇二年，京师大学堂恢复，吏部尚书张百熙任管学大臣。“兴学伊始，教育未易得人’，而“品学纯粹”的陈介石为张百熙等人赏识，得以被延为大学堂师范科教习。

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六日，陈介石到大学堂报到，十九日开讲。因为到迟了，大学堂已请了一福建人讲经学，陈介石只教史学。“每礼拜仅上堂三次，每次只一点钟。束减去二分之一，每月仅得洋百元。张治初(即张百熙)极好，而大权尽归监督，而监督又全无主张，教科大可整顿，所用惟一二日本人而已。”在大学堂教书没几天，陈介石给弟弟醉石汇报所见所闻，还发了一顿牢骚：“京城官场气习臭不可耐。孙仲玙与常与兄言：‘京都有三无——无言可说，无事可做，无人可交。’信然！”次年三月，性格耿直的陈介石看不惯这种作风，与日本教习大争了一场。他在致醉石的家书中说：“中国官场人均袒日人，我大怒，厉声争辩，几至闹到公使馆。后以国事调和而止。我气盛时乃有贲、育之勇。日人名服部字之吉，权力甚大，全学堂事务均在他掌握，监督、提调但画诺耳！自我与之争，各学生见之无不壮气，但同事必不喜，未免相形见绌耳！”

京师大学堂初仿日本学制，所以请了不少的日本教习。而且这所某种意义上的皇家大学一定程度沿袭了科举那一套。因此，尝试“新教育”必有阻力。就拿陈介石来说，他在京师大学堂所编教材《中国史讲义》，曾因“提倡民权”而遭到焚毁。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张百熙奏派陈介石兼任学部京师编译局编纂。一九〇五年六月，户部又派充他为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身兼数职，陈介石“益忙无暇”，连温州知府锡纶、温处学务分处总理孙诒让请他来温商量整顿中学，亦不能分身。

一九〇六年夏秋之交，陈介石被派往广东办理学务，暂别京师，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后的第二年才复适京，重执教鞭。此时，京师大学堂已改名为北京大学。

P1-4

对于写作，我向来不大自信，甚至有点自卑。虽然工作在新闻单位，整天与文字打交道，时间也不算短了，但新闻讲求的是信息传播，把事情说清楚即可，和文学是两码事。外人总以为记者、编辑均善写作，其实不然，语句不通的大有人在，我自不例外。因此，当青岛薛原兄说要帮我出版这本小书时，复杂心情之中颇多感激。

时下，出版业看起来繁荣，可普通人想要出—本书，并不容易。两年前，我曾把过去几年写的几十篇和读书有关的文章汇编成集，四处投稿，都石沉大海。这当然和我的水平有关，但和所谓的市场也不无关系。此番经历，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写作，另起炉灶。这本小书所收录的文章，大多是我近一年来新写的。虽然难免还有书话的味道，甚至其中一辑都可以列入书话的范畴，但总体而言，基本是人物小传，意在钩沉史料，希望能发现一些新线索，写出传主不为人知的一面，而非旧资料的堆砌。民国话题日趋热门，可我非科班出身，相比鲁迅、胡适等大人物的研究，一无新意，二无心得，只好写点小人物的事迹，具体而言是从温州这个小地方走出来的文化人的故事，权当民国人物事略的一点索引。

顺便多讲一句，温州是个被误解的城市，商名之下，似乎一片文化沙漠。其实，走出温州的不仅是商人，还有文化人。民国是温州继东晋、南宋之后又一个人文鼎盛、开风气之先的时期。这本小书所展示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某种程度来说，正证明了那是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这本小书得以顺利出版，除了薛原兄费心编辑之外，与瞿炜、沈迦、谢敏诸兄的鼓励和帮助分不开。瞿炜兄在我读书路上多有提携，常以他狂放不羁的诗人个性驳斥一些人对我文章所提的批评，给予我肯定；沈迦兄一直提醒我要烧开人生的第一壶水，与他同处，屡有所得；谢敏兄尤重文字运用，而我对文章不计小处，每示拙文，总一一订正。瞿、沈、谢三兄对这本小书提出了考据有余、立意不足、文字粗糙等意见，这是我下一步要努力解决和突破的。

要对瞿光辉、卢礼阳先生说声谢谢，拙文幸得他们从史料和文字角度把关，减少了不少差错。他们严谨的态度，使我获益良多。

近年来，我在《读书》《现代中文学刊》《闲话》《文汇读书周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晚报》《温州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文章，其中部分已收录在本书，在此向刊发拙文的编辑表示由衷的谢意，特别感谢陈子善教授、臧杰先生及方绪晓、姚峥华、金丹霞、陈发赐等好友对我的支持。

这本小书是我的第一部习作集。我要把它献给我的家人，父母、妻女、兄弟姐妹。我的父母是普通工人，读书不多，但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如果没有他们放任我读书，就没有今天这本书。而今，他们日益老去，依然在为我们操劳，每思至此，惭愧不已。我每月买书花费不少，成家后还是如此，常有人当着我妻子的面替她抱不平，她总报以一笑，令我备感欣慰。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日于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