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的《左传》是儒家经典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又名《左氏春秋》。《古典名著白文本：左传》是记载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一部史书，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左丘明的《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

卷一 隐公

 隐公元年 

 隐公二年 

 隐公三年 

 隐公四年 

 隐公五年 

 隐公六年 

 隐公七年 

 隐公八年 

 隐公九年 

 隐公十年 

 隐公十一年 

卷二 桓公

 桓公元年

 桓公二年

 桓公三年

 桓公四年

 桓公五年

 桓公六年

 桓公七年

 桓公八年

 桓公九年

 桓公十年

 桓公十一年

 桓公十二年

 桓公十三年

 桓公十四年

 桓公十五年

 桓公十六年

 桓公十七年

 桓公十八年

卷三 庄公

 庄公元年

 庄公二年

 庄公三年

 庄公四年

 庄公五年

 庄公六年

 庄公七年

 庄公八年

 庄公九年

 庄公十年

 庄公十一年

 庄公十二年

 庄公十三年

 庄公十四年

 庄公十五年

 庄公十六年

 庄公十七年

 庄公十八年

 庄公十九年

 庄公二十年

 庄公二十一年

 庄公二十二年

 庄公二十三年

 庄公二十四年

 庄公二十五年

 庄公二十六年

 庄公二十七年

 庄公二十八年

 庄公二十九年

 庄公三十年

 庄公三十一年

 庄公三十二年

卷四闵公

 闵公元年

 闵公二年

卷五 僖公

 僖公元年 

 僖公二年 

 僖公三年 

 僖公四年 

 僖公五年 

 僖公六年 

 僖公七年 

 僖公八年

 僖公九年

 僖公十年

 僖公十一年

 僖公十二年

 僖公十三年

 僖公十四年

 僖公十五年

 僖公十六年

 僖公十七年

 僖公十八年

 僖公十九年

 僖公二十年

 僖公二十一年

 僖公二十二年

 僖公二十三年

 僖公二十四年

 僖公二十五年

 僖公二十六年

 僖公二十七年

 僖公二十八年

 僖公二十九年

 僖公三十年

 僖公三十一年

 僖公三十二年

 僖公三十三年

卷六 文公

 文公元年

 文公二年

 文公三年

 文公四年

 文公五年

 文公六年

 文公七年

 文公八年

 文公九年

 文公十年

 文公十一年

 文公十二年

 文公十三年

 文公十四年

 文公十五年

 文公十六年

 文公十七年

 文公十八年

卷七 宣公

 宣公元年

 宣公二年

 宣公三年

 宣公四年

 宣公五年

 宣公六年

 宣公七年

 宣公八年 

 宣公九年 

 宣公十年

 宣公十一年

 宣公十二年

 宣公十三年

 宣公十四年

 宣公十五年

 宣公十六年

 宣公十七年

 宣公十八年

卷八 成公

 成公元年 

 成公二年

 成公三年

 成公四年

 成公五年

 成公六年

 成公七年

 成公八年

 成公九年

 成公十年 

 成公十一年

 成公十二年

 成公十三年

 成公十四年

 成公十五年

 成公十六年

 成公十七年

 成公十八年

卷九 襄公

 襄公元年 

 襄公二年 

 襄公三年 

 襄公四年 

 襄公五年 

 襄公六年 

 襄公七年

 襄公八年 

 襄公九年

 襄公十年 

 襄公十一年

 襄公十二年

 襄公十三年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五年

 襄公十六年

 襄公十七年

 襄公十八年

 襄公十九年

 襄公二十年

 襄公二十一年

 襄公二十二年

 襄公二十三年

 襄公二十四年

 襄公二十五年

 襄公二十六年

 襄公二十七年

 襄公二十八年

 襄公二十九年

 襄公三十年

 襄公三十一年

卷十 昭公

 昭公元年

 昭公二年 

 昭公三年

 昭公四年 

 昭公五年 

 昭公六年

 昭公七年

 昭公八年

 昭公九年 

 昭公十年 

 昭公十一年 

 昭公十二年

 昭公十三年

 昭公十四年

 昭公十五年

 昭公十六年

 昭公十七年

 昭公十八年

 昭公十九年

 昭公二十年

 昭公二十一年

 昭公二十二年

 昭公二十三年

 昭公二十四年

 昭公二十五年

 昭公二十六年

 昭公二十七年

 昭公二十八年

 昭公二十九年

 昭公三十年

 昭公三十一年

 昭公三十二年

卷十一 定公

 定公元年 

 定公二年 

 定公三年 

 定公四年 

 定公五年 

 定公六年 

 定公七年 

 定公八年 

 定公九年 

 定公十年 

 定公十一年 

 定公十二年

 定公十三年

 定公十四年

 定公十五年

卷十二 哀公

 哀公元年 

 哀公二年 

 哀公三年 

 哀公四年

 哀公五年 

 哀公六年

 哀公七年

 哀公八年

 哀公九年

 哀公十年

 哀公十一年

 哀公十二年

 哀公十三年

 哀公十四年

 哀公十五年

 哀公十六年

 哀公十七年

 哀公十八年

 哀公十九年

 哀公二十年

 哀公二十一年

 哀公二十二年

 哀公二十三年

 哀公二十四年

 哀公二十五年

 哀公二十六年

 哀公二十七年

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自南河济。侵曹伐卫。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晋卻穀卒。原轸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

晋侯、齐侯盟于敛盂。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丛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门焉，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称舍于墓。”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人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且曰：“献状。”令无人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箄、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僖负羁氏。魏筚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借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人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

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卫告绝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我曲楚直。其众素饱，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师背郁而舍，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鹽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将见。”

晋车七百乘，韉、靷、鞅、絆。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卻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宫于践土。

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人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丁未，献楚俘于王，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柜鬯一卣，虎贲三百人。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晋侯三……

P69-71

序  言

一、《左传》作者

《左传》，根据《汉书·艺文志》应该称《左氏传》。为什么呢?自战国至西汉认为“经书”只有五种，《春秋》是其中的一种。其余解释和补充《春秋》的叫《传》。《春秋》的《传》本来有五种，东汉时只存三种——《左氏传》《公羊传》《觳梁传》。在这三种中，《左氏传》(以后简称《左传》)写得最早，又最可信，又最好。

到唐朝扩充“经”的范围，有“九经”之名，唐文宗大和年问又扩充为“十二经”，于是《春秋左氏传》也列入“经”了。从今天看来，《左传》应当看作一部春秋时代的编年史，是一部史书。因为它文章好，又是一部文学书。

《左传》的作者是谁呢?从前人认为是左丘明。左丘明这人只两次见于《论语》。原文是：“子日：‘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丽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孔子引左丘明以自证，而且把他说在自己前头，那他至少是和孔子同时人，甚至年龄比孔子大不少。唐朝陆淳作《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例》却说：“夫子(孔子)自比，皆引住人，故日‘窃比于我老彭’，又说伯夷等六人，云‘我则异于是’，并同时人也。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尔。”这样，把左丘明的生存年代提到早于孔子若干年，便是认为左丘明不可能在春秋时或春秋初期、中期写出《左传》，也就是否定《左传》是左丘明所作。我们也没有掌握关于左丘明较多的史料，就以《论语》这点材料而论，左丘明纵不是孔子早若干年的人，至少是和孑L子同时人。从《左传》全书看来，先可以肯定一点，便是全书从头至尾是一个人的手笔，没有后人的增补，也没有他人的窜乱。康有为等人认为是王莽时刘歆伪造，那是为他自己的主张服务，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好在早已不能取信于人了。《左传》一书，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而且最后一段还提到赵无恤的谥(称他为襄子，当时死后才有谥)。赵襄子的死距孔子的死已经53年，若左丘明和孔子同年生，必须活125岁才能看到襄子的死。要活到更长，才能著作《左传》，这哪里可能呢?所以《左传》不是左丘明所著，不必把他生存提得太早便可以认定。《左传》的作者既不是左丘明，又是谁呢?

章炳麟根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又根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说卫嗣君时候，有个能治病的服劳役的犯人逃到魏国，卫嗣君请求魏王卖给他，魏王不肯。结果用左氏这都邑交换得这劳役犯。可见左氏本是卫国地名。章氏因说：“《左氏春秋》者，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故名《左氏春秋》。钱穆因此并其他类似说法，在他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说：“此《左氏传》出吴起，不出左丘明之说也。”但我认为，吴起传《左传》，很有可能，一则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曾经这样说；二则《左传》中叙述当时战争文字很多，首尾详备，有声有色，很值得学习和参考。吴起是大军事家，自然愿意传授《左传》。但说《左传》是吴起著作的，可能性极少。吴起又是法家。大凡大法家和军事家，一般是唯物论者，不会讲“怪、力、乱、神”。而《左传》讲“怪、力、乱、神”的地方很多，吴起不会相信“怪”和“神”，他怎肯写自己不相信的事物呢?《左传》既不是左丘明所作，更不是吴起所作，究竟是谁的，目前尚无公认答案，只得存疑。

二、《左传》著作年代

虽不知《左传》作者，但著作年代可以考见。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下段文字：“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史记》所谓《春秋》，实指《左传》，前人已有定论。要《左传》已经成书才能流行到楚国和赵国。《战国策·楚策四》还有一段文字：“虞卿谓春申君日：‘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虞卿所闻二语，实是对襄公十一年《左传》“居安思危，有备无患”的引意。古人引书，一般不拘泥于文字，只要大意相同甚至相近便可以。

铎椒作《铎氏微》在公元前339年(楚威王元年)到公元前329年(威王末年)之间。虞卿作《虞氏春秋》在公元前305年到公元前235年之间。刘向《别录》也说：“铎椒作《抄撮》(就是《铎氏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就是《虞氏春秋》)九卷，授荀卿。”苟卿也是《左传》的爱好者，他常引用《左传》，却不加说明。仅举两例为证。《荀子·大略篇》说：“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这和隐公元年《左传》“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基本相同。《苟子·致士篇》又说：“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也有这样文字：“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这也是荀子暗用《左传》。卢文昭注《苟子》早说过：“此数语全本《左传》。”

《战国策》如《魏策三》用僖公二年和五年《左传》，也称《左传》为《春秋》，可见把《左传》看作《春秋》的，不自司马迁开始。此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也都征引《左传》，《韩非子》征引尤多。西汉从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哀公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本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都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曾用《左传》故事。可以说，自《左传》成书，沿至近代，一直流行。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文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师春大概是抄录人的姓名。不知他是何时人，但总在被用作殉葬物以前。不准所盗掘魏国古墓，是孟子所讥讽的梁襄王(见《孟子·梁惠王上》，梁襄王就是魏襄王)的坟。魏襄王死在公元前296年，那抄录《左传》卜筮至迟在这一年以前，《左传》成书更在这年前了。

《左传》作者喜欢预言，预言灵验的，很可能是作者所亲见的；不灵验的，则是作者所未及见到的，由此足以窥探这书著作年代。文公六年《左传》说：“秦伯任好(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铖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征，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这是秦穆公以后，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孝公即位，“于是乃出兵，陈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360年。

庄公二十二年《左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姓懿的男子用龟壳卜卦，问把女儿嫁给陈敬仲吉不吉)，其妻占之，日：吉。是谓‘凤为《春秋》，可见把《左传》看作《春秋》的，不自司马迁开始。此后《吕氏春秋》和《韩非子》也都征引《左传》，《韩非子》征引尤多。西汉从高祖赐《韩王信书》用哀公十六年语，以至《淮南子》、贾谊《新书》、文帝作诏书(见《史记·文帝本纪》二年)、武帝制令(见《史记·三王世家》并《索隐》)也都征引《左传》。司马迁作《史记》，征引更多。其后哀帝封册(见《汉书·王嘉传》)以至刘向作《说苑》《新序》《列女传》，都曾用《左传》故事。可以说，自《左传》成书，沿至近代，一直流行。  晋武帝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国古墓，发现不少竹简古书。其中有一种叫《师春》的，据《晋书·束皙传》和杜预《左氏经传集解·后序》说，完全抄录《左传》的卜筮事，连上下文次第及其文义都和《左传》相同。师春大概是抄录人的姓名。不知他是何时人，但总在被用作殉葬物以前。不准所盗掘魏国古墓，是孟子所讥讽的梁襄王(见《孟子·梁惠王上》，梁襄王就是魏襄王)的坟。魏襄王死在公元前296年，那抄录《左传》卜筮至迟在这一年以前，《左传》成书更在这年前了。

《左传》作者喜欢预言，预言灵验的，很可能是作者所亲见的；不灵验的，则是作者所未及见到的，由此足以窥探这书著作年代。文公六年《左传》说：“秦伯任好(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铖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史记·秦本纪》说：“周室微，诸侯力征，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这是秦穆公以后，孝公以前的情况，也是《左传》作者所见到的“不复东征”的情况。然而孝公即位，“于是乃出兵，陈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二年，天子致胙”。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见的。这时已是公元前360年。

庄公二十二年《左传》说：“初，懿氏卜妻敬仲(姓懿的男子用龟壳卜卦，问把女儿嫁给陈敬仲吉不吉)，其妻占之，日：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陈国姓)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末又说：“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陈成子专姜齐之政，正是《左传》所见到的。当时晏婴也私自对晋国叔向说：“此季氏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_矣。”(见《左传》昭公三年)然而不能肯定陈成子之曾孙太公和竟托人向周王请求，立他为齐侯。所以卜辞只说“八世之后，莫之与京”；不说十世之后，为侯代姜。昭公八年《传》史赵的话也仅仅说陈之“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就是当时人也看到陈氏代齐种种迹象或苗头，是否果真代齐为侯为王，谁都未敢作此预言。田和为齐侯在公元前389年，这是《左传》作者所不及知道的。哀公十五年还有一段记载：“秋，齐陈_灌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日：‘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子路对齐国前途的推测，还不及晏婴的肯定。他仅肯定陈氏斫丧齐国，结果是陈氏伐齐，还有第三者攫取果实，都在“不可知”之列。由此推断，《左传》作者未及见到陈氏伐齐。

闵公元年《左传》说：“赐毕万魏……卜偃日：‘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日兆民，诸侯日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从。”’文又说：“初，毕万筮仕于骨…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复其始”就是恢复他开始时的公侯之位。这就说明《左传》作者已经看到魏斯为侯。那是公元前403年。但没能看到魏文侯后代称王。昭公二十八年《左传》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晋国就是魏国。魏国又称晋国，梁惠王(就是魏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自称其国为晋。

由以上论证，可以推测《左传》作者看到魏文侯，他著书当在公元前403年以后，而在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

三、《左传》所述历史特征

《左传》的文章，可说是古代叙述文之最，不但层次分明，而且有声有色，栩栩如生。其中还有春秋时代的原始文献，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和秦国断绝邦交)，载着一封绝交书。这信便是原始文件。那封信写得很好，把自己无理说成有理。秦国后来作《诅楚文》，便仿效自己受骂的这封信。

春秋时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代，也是华夏民族和落后的“蛮、夷、戎、狄”杂居并且逐渐同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而且关键的时代。但是，当时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以吴国、楚国而论，当时是落后地区。自楚申公巫臣由晋使吴，教吴乘车射箭，教吴作战，吴才强大，和中原大国往来。楚国自若敖(当周幽王之世)蚡冒(楚武王之父或兄)才开辟草莱，到齐桓公时因楚强大而伐楚，结果结盟而回。晋文公也伐楚，即城濮之役(僖公二十八年)。这时楚国已经尽灭汉水流域姬姓诸国，想也吸收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所以才强大得使齐、晋畏惧。这是一个大区域的文化不平衡。就小区域论，同样也有不平衡。以鲁国论，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季武子作三军，季氏便把他私邑的自由民补充军队；孟氏私邑的百姓是一半自由民，一半奴隶；叔孙氏私邑百姓便全是奴隶。二十多年以后，鲁作四军，季氏有二军，孟孙和叔孙各一军，三家所属全是自由民。可见时代潮流所趋，纵是最顽固的大奴隶主，也不得不把奴隶解放成自由民。

以华戎杂处而论，卫庄公的城外便有戎州，他看到戎州己氏的妻头发美，竞给她剃了光头，用来作自己夫人的假发(见《左传》哀公十七年)。晋国周围几乎全是后进民族。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答对范宣子的话：“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但晋国能用通婚、拉拢一些手段，融合甚至同化他们。晋献公的夫人是贾国女，没生儿女。“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晋文公)，小戎子生夷吾(晋惠公)”。又“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见《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文公曾娶赤狄别种唐咎如之女季隗。可见晋国和周围少数民族常通婚姻。前引戎子驹支又说：“昔文公与秦伐郑，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戎焉(秦派兵驻郑)，于是乎有觳之师。晋御其上，戎亢其下，秦人不复，我诸实然。”可见晋国用兵，其邻近少数民族实多帮助，也是晋国拉拢的一种手段。晋国的强大，和同化蛮夷戎狄不无关系。

中国上古并没有宗教，只有由原始社会遗传下来的迷信。一切自然事物都有神，如天神、地祗、雨师、风伯固然是神；社会事物也各有神，堂屋有雷神，门有门神，道路之神叫行神，户有户神，灶有灶神，屋的西南角有奥神。人死叫鬼。到西周以后不专迷信神，认为神应该符合民意。桓公六年《左传》述随国贤臣季梁的话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把这话发挥一下，人民是产生神灵的主子。自然，没有人，也就没有神。但古人还不敢否定神的存在，纵然有怀疑者，也有无神论者。明确提出神和民对立关系的是周内史过。庄公三十二年引他的话说：“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内史过又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又把人神关系统一起来。更早一些是《尚书·泰誓》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见《孟子·万章上》引。今本《泰誓》是伪中之伪。)把天神和人民合一起来。襄公十四年《传》述卫献公激怒了大臣孙林父和宁殖，两人把献公逐出国境。献公使祝宗(祭祀时告神之官)报告列祖列宗，自己逃亡，并且说自己无罪。他嫡母定姜便说：“无神，何告?若有，不可诬也。”意思是假设没有神，告什么?若有神，不可以将有罪作无罪来欺骗。定姜说：“无神，何告?”简直是神的怀疑者。

古代还认为天象和人事有关连。《左传》僖公十六年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六鹚退飞，过宋都，风也。”周内史叔兴正在宋国聘问，宋襄公便问他：“是什么兆头?是祸?是福?祸福在哪里?”叔兴凭他在各国观察所得答复了他，退而告诉别人说：“宋公问得不对。这些是自然现象。祸和福由人，和这不相关。”昭公十八年《传》载，郑国裨灶请求子产用宝物禳除他预言的火灾。因为他上次预言灵验，郑国大官都这样请求。子产坚决不同意，说：“自然现象距离人类远，社会现象距离人类近，两不相干。裨灶哪能知道自然规律?这个人好说话，千万句中可能有一句灵验。”终不给以宝物，郑国也没再发生火灾。子产这种否定天人关系，在当时确是伟大思想家。

东周初期还承袭西周的礼治、礼教，以礼规定天子、诸侯、大夫(包括卿)、士、庶人的衣食住行、娱乐等等生活和享受的标准及限度，因此君臣关系甚至重于父子关系。春秋以后，这种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逐渐被破坏。鲁国季氏竟至用天子礼乐，以八佾(六十四人)在庭中舞乐，唱《雍》诗撤除祭品，孔子竞大发脾气(见《论语．八佾》)。而知时识务的晏婴却以新观念代替旧观念。襄公二十五年《传》叙齐庄公为崔杼所杀，晏婴既不肯为君死，也不因此逃亡，却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暱，谁敢任之?”意思是，为国君的，不是为着欺压百姓，是为主持国家。作他臣子的，不是为着俸禄，而是为养护国家。若国君为着自己而死而逃亡，不是他个人宠幸之臣，谁敢分担责任?这种君臣关系的新观念，后来便发展成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重民观念。在春秋后期，季氏能得民心，鲁昭公企图收回政权，导致失败，逃亡国外。尤其是齐国陈氏逐渐买得姜氏民心，“民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终于取代姜氏为侯为王。

《左传》重视礼节，论人经常看他行礼仪的态度如何。如成公十三年叙成肃公在土地庙接受祭肉不严肃，刘康公便预言肃公会死。一部《左传》，讲礼的次数大大多于讲仁义的次数。到《论语》，孔子则讲仁多于讲礼。还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且还认为礼仪是形式，仁才是实质，因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足见春秋末期的孔子对礼的观念已有改变。  总之，一部《左传》，叙春秋一代二百五十多年史事，虽仅十八万多字，可字外有字，内容极为丰富，也可当科技史、军事史读。春秋初期测冬至常错，其后逐渐正确，可见观测的逐渐进步。同时，也知道十九年七个闰月，更是一种进步。《左传》常引《军志》，这是古兵书，如宣公十二年孙叔敖引《军志》“先人有夺人之心”，因主动进攻，使晋军大败。《孙子兵法》十三篇可能是春秋一代兵书的总结。正因为《左传》有如此重要的价值，所以岳麓书社把它收入《古典名著普及文库》也就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编辑附记：这篇序言，是杨伯峻先生1988年特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本《左传》所写的导读前言，多年来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如今，杨先生已逝世多年，当我们再读此文，仍感颇受启迪，且以为对喜爱《左传》的一般读者仍具有指导价值，故将原《序》全文照刊，以飨读者，亦以纪念为读者认真写作的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