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书缘与人缘(唐德刚作品集)(精)》是作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的零星作品之汇积。书中既有对其师胡适的论述，也有对张学良将军的褒扬，还有对顾维钧先生的敬悼，更有其自己的气功经验说……阅读本书，可一窥唐德刚先生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张学良将军，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顾维钧，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传记文学》的责任，最大的阿Q，最凶的阎王，“以一人而敌一国”！

《书缘与人缘(唐德刚作品集)(精)》以“书缘与人缘”为名，是史家唐德刚（“我的朋友唐德刚”，胡老师胡适的收山小门生）多年读书与日常见闻文章的集合，共三十二篇，其中谈到了胡适、顾维钧、张学良、刘廷芳、吴开先、刘绍堂、杨振宁等人，又论及《传记文学》、《鲁拜集》、《唐诗浅探》等书，于普通的细节中展现出历史的风貌。作者写人、评书，都把自己放在其中，穿插不少逸闻趣事，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其中可见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华人学者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和极佳的人文素养。

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

序/胡菊人

自序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胡学前瞻

 ——《胡适秘藏书信选》再版序

千家驹论胡适

胡适父亲铁花先生无头尸疑案

 ——重读适之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刍议》再议

 ——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序傅虹霖女士《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

民国史“每两月一章”

广陵散从此绝矣

 ——敬悼顾维钧先生

《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秘史

西安事变、六一事变五十周年

 ——兼谈刘廷芳“说服蒋介石先生的一段內幕”

钱昌照与刘廷芳

 ——“口述历史”侧记

关于朱经农与刘廷芳两函

代刘廷芳先生说几句话

泰山颓矣

 ——敬悼岳丈吴开先先生

《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

 ——珊瑚坝迎候昊开先感赋诗史释

“以一人而敌一国”

 ——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

最大的阿Q，最凶的阎王！

 ——试论《传记文学》的责任

杨振宁·《传记文学》·瓦砾坝

 ——贺《传记文学》创刊二十五周年

陈其宽画学看记

 ——兼论国画现代化

又是一部才女书

 ——读何庆华著《红星下的故国》

书中人语

 ——序刘著《渺渺唐山》

父子之间

 ——殷志鹏博士编著《三地书》序

王莹是怎样“回国”的

白马社的旧诗词

 ——重读黄克荪译《鲁拜集》

知客和尚的“十一字真言”

 ——集图像、印象、半抽象、抽象和无象于一身的卓以玉

纽约东方画廊观画记感

 ——十大画家，永不再有

读三老《感逝》诗

《浅探》的浅探

 ——朱文长著《唐诗浅探》读后

我的气功经验说

 ——从一泓止水到手舞足蹈

“公子哥”和“老板娘”

“我犯罪了！并无解说。”

 ——向谢扶公与苏阿姨致意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

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

引言

胡适之先生逝世时，我在纽约未能作比较郑重的悼念表示，只是：一、写封长信给胡夫人；二、作纽约追悼会上四个发言人中的最后一位(据说“中央社”在用英文拍回的电报上，因不知我的中文名字，就把我的发言删掉了)。今天来作“二十五周年祭”，也可稍补我心中的缺憾。胡夫子道之不行，赍恨以终，死不瞑目。我们今天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希望能搞出个“胡适的复活节”来，所以我用了“卷土重来”这个成语做讲题。胡氏其人虽死，其说长新，又将光照天下。我是为着这一点，特地自纽约飞来参加的。

我是胡适最失意时期的学生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份、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人数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地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50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地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出租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儿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通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感觉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儿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地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座，也臾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我看到胡老师生活和学问的另一半——众人皆知胡老师是终身讴歌美国的。但是美国所谓“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在三十年前，不用说大陆视如蛇蝎，台湾也不会接受——胡适在为程天放所写的《论美国》作序时，就把“这年头”慨乎言之。但是胡适之会全盘接受美国式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何也？就因他在美国住得太久，知道美国最深，只有他才配说什么接受不接受。胡适在美国住了多久呢？我曾改李白诗，作了一首有关胡氏的打油诗，念出来大家听听就知道了：

人生七十不稀，胡生七二何奇？

前二十年还小，后十年未老。

成熟时期共有五十二年，有二十七年在美国过了！

所以胡老师的成熟期，有一半以上在美国过了。一个研究胡适的人，要不和胡老师一样在美国长住过，便很难掌握胡适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心态。在美国住久了，有一种半中不西的特殊心态——这一心态平时不易看出，只有观察今日大陆留美学生现状，才能略有启发——从一个古老文化，接触另一个新兴文明和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震撼是可怕的。这种震撼，新留学生最明显，老留学生四十年来亦余震未已。胡适的震撼显然比任何留学生都强大，所以他回国以后才搞起新文化运动来。因此，我这个在美国住了四十年的老留学生，对一位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的老师的研究，或可弥补国内学者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国内研胡书籍，详中略西，略得可怕，反之亦然。当然，海外学人更得向国内同文学习，以弥补其另一方面的空白，两者相辅相成，才能得出比较客观而接近事实的结论。这也是我斗胆前来班门弄斧的原因之一，向国内同文乞教，此其四。

P3-6

胡菊人

本书以论胡适为首，并以《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之一》为第一篇，足见对胡适先生的尊重。唐德刚先生为胡适先生的门生，在纽约时还时相过从，对胡先生可说是知之甚稔的。而唐德刚先生还亲自做胡适的口述传记，并出版专书，是胡先生晚年交往最亲密的人之一，为胡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纪念做演讲，唐先生是最适当的人选。

当今，中国大陆走改革开放的经济路线，胡适思想重新抬头，受到青年一代之肯定，是必然的结果。因为，胡适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原是人类社会所必须达致的，不管有没有胡适都一样为人们所追求；但胡适在中国最早提出来以为建设国家所必需，是必定要肯定他的功劳的，胡适本人虽不及见这一天在大陆的来临，但他必定知道这一天终必来临的。

在各种讨论胡适的文章之中，《〈刍议〉再议——重读适之先生〈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指出，胡适之是反对五四运动的，因为胡适说这个运动是对他和一批朋友——蔡元培、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正在进行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政治干扰”，这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学生在北平天安门集会，反对巴黎和会出卖中国山东青岛权益予日本的运动。

事实上这是谁都应该支持的，中国学生做出正义的举动，并且取得了胜利，致使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此所以胡适在当时并不能站出来反对之。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像张学良得到唐先生的赞扬，即为显例。《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有如下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副司令亲送蒋介石总司令返南京，冯玉祥闻之叹曰：“少不更事！”这句叹语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观之后来的发展，蒋介石一直将张学良囚禁，而且随时可将他枪毙。然而就另一面看，张学良这样做正表示他以抗日战争为第一要义，个人利害是不顾及的，随蒋赴南京正表示他光明磊落，如果他不跟从蒋介石而去，他的后果恐怕是悲惨的。

唐先生认为对日抗战对于蒋介石也是有利的，如果蒋介石继续“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唐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确是令人思考的。依唐先生之见，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介石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这一段评述，我认为是确当的。

顾维钧先生也是唐先生做“口述历史”的人物，原先由哥伦比亚大学的夏连荫小姐在做。夏小姐是“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两位研究员之一，另一位是唐德刚先生。但夏小姐访问了顾维钧的童年事迹之后，就以太忙太累而辍工不干了，结果由唐先生承担下来，就从顾先生自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那一段开始。

顾维钧博士得到唐先生的帮助，自是喜欢不尽，并且以后亦要唐先生来做这项工作，此因唐先生对民国的历史如数家珍、熟悉得很，而且还能改正他的错误。有一次顾先生把“金佛郎案”当中一段故事张冠李戴了，唐先生便说明他错了，顾先生不服，并说“事如昨日”也。唐先生乃拿“顾总长”当年自己签署的文件来再次反证，顾先生才服输。于是，他对唐先生说：“唐博士，这一章是错了。下礼拜，我俩重行写过。”

对顾先生的外交究竟如何评价，唐先生这样评论：“他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五十年中，凡他所经办的外交事件，多半可说是百分之七十的成功吧——至少他没有丧权辱国，没有在国际上丢人现眼。”这种评价是公允的，事实上，没有丧权辱国已经很难得了，所谓弱国无外交，中国是弱国，顾先生挺住了，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唐先生有两篇文章述及他的岳丈吴开先。一篇是悼念文，吴先生住院之时唐先生适在台北，每日到医院侍奉，在吴先生弥留之际，唐先生急电太太昭文及弟妹速归，结果终于有子女婿媳五人亲侍床侧，看着吴先生咽下最后一口气。丧礼十分隆重，极尽哀荣，此因吴先生为民国之重要人物。

唐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沪上往事细说从头〉迟来的导论——珊瑚坝迎候吴开先感赋诗史释》，则说明吴开先先生在民国的业绩。抗战时期，吴先生在上海租界抑制汪精卫政权之扩展，汪政权以十万现洋重赏以购其头颅。吴先生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该党组织部副部长，是重庆国民政府驻沪之最高级干部，于汪政权威胁甚大，但因格于他在上海租界，伪政权无法向他动手。然而“珍珠港事件”一发生，太平洋战争一起，日军乃冲入租界，逮捕了第一“要犯”吴开先。

何以将吴开先逮捕、关押之后，日军又终于在1943年4月以专机将其运送至广州湾释放，使之辗转逃还重庆？原来是日方想以吴开先的开释和送归谋求与蒋介石讲和。此时，抗日已经六年，日军败相已呈，才有“讲和”之说。然而蒋介石认为胜利已成定局，没有“讲和”的道理。吴开先先生实为夹缝中的人物，然亦无愧于党国。唐德刚先生称吴先生为“活烈士”，乃是因为吴先生准备做烈士而不可得，唐先生为吴先生的解说，是极有见地而又应该做的。

因为为刘绍铭先生作序而写成了《书中人语——序刘著〈渺渺唐山〉》，述说了唐德刚先生在纽约市立大学设立“亚美学”的经过，及唐先生对美国亚裔受欺凌的感受，在美华人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华裔居民都应一读。对于怎样能心平气和、不偏不倚地做点“综合工作”，唐先生还提出了四点意见，极为难得。而对于刘绍铭先生能把华侨文学中的各种心理状态，乃至中美两大文化中所发生的文化冲突，以最睿智的眼光来选择，并以最生动而真切的笔调译出来，唐先生深为赞赏。

此外，《陈其宽画学看记——兼论国画现代化》，以及赞誉卓以玉小姐的“个展”等文，和其他文章，都可一读。此外，本书所选文章大多都在刘绍唐先生的《传记文学》上发表，其中有几篇称赞《传记文学》的文章，都是实至名归的。在《传记文学》二十周年时，唐先生写了文章并做了演讲，在二十五周年时又写了长文，十分难得。唐先生以“壮哉绍唐！以一人而敌一国！”来称赞刘绍唐先生，“一国”者，意指大陆的“文史资料”是由全国的“战犯”所写的，数目庞大，唐先生要看也看不完；“以一人而敌一国”原是梁任公说李鸿章的话，唐先生移用来称赞刘绍唐先生确也贴切，而唐先生为《传记文学》写这么多文章，亦是难能可贵的。

2003年8月31日 温哥华

它们都是笔者平时意到笔随的札记性的零星作品之汇积，没有显明的系统，也谈不到深度。不过笔者渐入老境之时，数十年国仇家难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润，以及半辈子教读异邦、心怀故国的感慨，发而为文，也不能说没有发愤之作。只是我祖国文明深厚，当前世界学问无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终日恓恓惶惶，追随群贤，日夜进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点滴之得，故步自封？

——唐德刚

历史学家必须公正，必须敢言，否则历史学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刚教授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历史学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见称。像张学良得到唐先生的赞扬，即为显例。《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一文，有如下的一段话：“所以我们如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胡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