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中国人的劣根性，总是绕不过两个人，前者是鲁迅，后者是柏杨。鲁迅与柏杨在看待国民性时都有一针见血的洞见，但是，鲁迅失于过狠，柏杨失于过损，都有些过犹不及的味道。梁实秋谈国民性，则显得温和许多，现象还是一样的现象，观点也是类似的观点，鲁迅和柏杨说出来，纵然觉得他们说得对，但是又觉得被扒得赤裸裸的，不免尴尬，或被刺得鲜血淋漓，疼得要命。梁实秋与鲁迅笔战时，有不输于鲁迅的犀利和严谨，但除了笔战之时的犀利，平时的他更多的是一个雅士，而非鲁迅一般的斗士。这使得他的杂文，在犀利之外多了一些温和，多了一些宽容，反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不淡定的中国人》中，插队、抢座、闯红灯、送礼、吵架、随份子、迟到、炫富、贪便宜……种种可笑或可气之处，都并非那么无可救药，只是心理和行为上的不淡定而已。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不淡定？中国人怎么才能淡定起来？梁实秋和我们每个人都在思考。

淡定是什么？不争，不抢，不浮，不躁，是内心到行为上的从容与平和。纵观过去到现在的中国人的行为，往往是不淡定，比如，处处可见的插队，中国式过马路，暴发户式的炫耀，无时无刻的迟到……这些不淡定，深深地烙印在很多中国人身上，成为一种独特的国民性征。在这本《不淡定的中国人》中，梁实秋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种不淡定的表现，用浅幽默、淡批判的文笔将之描述出来，犹如一面镜子，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对镜自省。说国民性，不必如鲁迅和柏杨一样下笔太狠太损，其实，不淡定才是最恰当的定义。

第一部分：中国人似乎没有讲公德的天赋

 排队：陌生人聚集到一起便不肯排队

 吐痰：随地吐痰罚款都无效

 让：小的地方肯让，大的地方才会与人无争

 守时：害对方苦等，岂是抱歉就能赎罪

 计程车：司机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安全把握

 旁若无人：这世界上除了自己还有别人

 谦让：不需要谦让的时候谦让，需要谦让的时候不让

 垃圾：社会上的垃圾比门前的垃圾更难处理

 市容：只有脸面上的市容，后面则一时顾不了

 孩子：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

第二部分：只有个人，没有修养

 健忘：忘恩负义乃是最难堪的事之一

 暴发户：暴发户，一定要让人看得见

 懒：可以推给别人的事，何必自己做

 年龄：女人的年龄是一大禁忌

 送礼：送礼是一件很费脑子的事

 签字：签字足以代表一个人的性格

 废话：人不能不说话，不过废话可以少说一点

 幸灾乐祸：同情心缺乏，甚至冷酷自私的态度

 匿名信：匿名信是不可预防不便追究的

 脏：脏一点无伤大雅

 病：人在大病时，人生观都要改变

 握手：不要为了应酬每一个新交而磨粗了你的手掌

 握手2：握手不一定文明也不一定野蛮

 早起：早起晚起没什么了不得

 吃醋：吃醋其实是一种嫉妒之心

 义愤：给敌人真实的打击不比义愤更好吗

 文艺与道德：文艺与道德没有必然联系

第三部分：那些不可理喻的人和事

 女人：说谎、胆小、聪明

 男人：脏、懒、自私

 洋罪：外国人的习俗在我国似乎不合国情

 过年：压岁钱不是白拿

 一条野狗：一条无家可归惨遭捕杀的野狗

 厌恶女性者：指女人为祸水，是厌恶女性者的口头禅

 好汉：我们现在心目中好汉的标准不太高

 虐待动物：防止虐待动物，却不防止人类自相残杀

 狗：狗的眼力总是跟它的主人差不多

 医生：有什么样的病人，就有什么样的医生

 房东与房客：房东与房客总是在互相怄气

第四部分：缺点都是对比出来的

 钱：钱是人类的公娼

 代沟：代沟现象随时都在变化

 包装：国货的包装不是非常精美就是非常粗糙

 奖券：买彩票也是赌博的一种

 音乐：凡是人为的音乐，都是宁缺毋滥

 生日：生日年年有，不稀罕

 第六伦：主仆关系是第六种伦理关系

 钱的教育：小孩所受的钱的教育，都是培养对钱的爱好

 客：客没客人嫌寂寞，有人嫌麻烦

 教育你的父母：子女也有教育父母的责任

第五部分：那些继承下来的“优良传统”

 求雨：他们双膝落地，所为何来

 风水：死生有命，非关风水

 算命：人嘴两张皮，信不信由你

 鬼：鬼在活人的心里，疑心生暗鬼

 偏方：有些偏方实在偏得厉害

 喜筵：客人忙着吃喝，主人忙着数钱

 同乡：同乡观念难以消除是有理由的

 小账：只要有钱，就有办法

 讲价：讲价的关键在于一定要狠

 礼貌：现行礼节最令人厌烦的莫过于敬酒

 拜年：拜年似乎成了一种苦闷的象征

第六部分：小事化大，大事化可怕

 搬家：搬家就像生病，很久才能缓过来

 点名：点名可以帮老师多认几个字

 婚礼：婚礼应该让小两口自己瞧着办

 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才算完事

 穷：穷若没有酸支持，便不会持久

 请客：席终人散后，只有自己善后

 门铃：一切烦恼都是生活环境造成的

 谈考试：考试是少年时的苦事

 谈友谊：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

 说俭：奢和俭本没有明确界限

 谈礼：除非太不合理总比没有礼好

 结婚典礼：结婚这件事，并不需要第三者参加

附录1：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附录2：丑陋的中国人(节选)

编后记：多少年来，依然不淡定

排队：陌生人聚焦到一起便不肯排队

“民权初步”讲的是一般开会的法则，如果有人撰一续编，应该是讲排队。

如果你起个大早，赶到邮局烧头炷香，柜台前即使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休想能从容办事，因为柜台里面的先生小姐忙着开柜子、取邮票文件、调整邮戳，这时候就有顾客陆续进来，说不定一位站在你左边，一位站在你右边，也许是衣冠楚楚的，也许是破衣邋遢的，总之是会把你夹在中间。夹在中间的人未必有优先权，所以，三个人就挤得很紧，胳膊粗、个子大、脚跟稳的占便宜。夹在中间的人也未必轮到第二名，因为说不定又有人附在你的背上，像长臂猿似的伸出一只胳膊，越过你的头部拿着钱要买邮票。人越聚越多，最后像是橄榄球赛似的挤成一团，你想钻出来也不容易。

三人曰众，古有明训。所以三个人聚在一起就要挤成一堆。排队是洋玩意儿，我们所谓“鱼贯而行”都是在极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所做的动作。《晋书?范汪传》：“玄冬之月，沔汉干涸，皆当鱼贯而行，推排而进。”水不干涸谁肯循序而进，虽然鱼贯，仍不免于推排。我小时候，在北平有过一段经验，过年父亲常带我逛厂甸，进入海王村，里面有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以及临时搭起的几个茶座儿。我父亲如入宝山，图书、古董都是他所爱好的，盘旋许久，乐此不疲，可是人潮汹涌，越聚越多。等到我们兴尽欲返的时候，大门口已经壅塞了。门口只有一个，进也是它，出也是它，而且谁也不理会应靠左边行，于是大门变成瓶颈，人人自由行动，卡成一团。也有不少人故意起哄，哪里人多往哪里挤，因为里面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妇。父亲手里抱了好几包书，顾不了我。为了免于被人践踏，我由一位身材高大的警察抱着挤了出来。我从此没再去过厂甸，直到我自己长大有资格抱着我自己的孩子冲出杀进。

中国地方大，按说用不着挤，可是挤也有挤的趣味。逛隆福寺、护国寺，若是冷清清的凄凄惨惨觅觅，那多没有味儿！不过时代变了，人几乎天天到处要像是逛庙赶集。长年挤下去实在受不了，于是排队这洋玩意儿应运而兴。奇怪的是，这洋玩意儿兴了这么多年，至今还没有蔚成风气。长一辈的人在人多的地方横冲直撞，孩子们当然认为这是生存技能之一。学校不能负起教导的责任，因为教师就有许多是不守秩序的好手。法律无排队之明文规定，警察管不了这么多。大家自由活动，也能活下去。

不要以为不守秩序、不排队是我们民族性，生活习惯是可以改的。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平，家人告诉我许多敌伪横行霸道的事迹，其中之一是在前门火车站票房前面常有一名日本警察手持竹鞭来回巡视，遇到不排队就抢先买票的人，就一声不响高高举起竹鞭“嗖”的一声着着实实地抽在他的背上。挨了一鞭之后，他一声不响地排在队尾了。前门车站的秩序从此改良许多。我对此事的感想很复杂。不排队的人是应该挨一鞭子，只是不应该由日本人来执行。拿着鞭子打我们的人，我真想抽他十鞭子！但是，我们自己人就没有人肯对不排队的人下那个毒手！好像是基于同胞爱，开始是劝，继而还是劝，不听劝也就算了，大家不伤和气。谁也不肯扬起鞭子去取缔，觍颜说是“于法无据”。一条街定为单行道、一个路口不准向左转，又何所据？法是人定的，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便应该有什么样的法。

洋人排队另有一套，他们是不拘什么地方都要排队。邮局、银行、剧院无论矣，就是到餐厅进膳，也常要排队听候指引一一入座。人多了要排队，两三个人也要排队。有一次要吃比萨饼，看门口队伍很长，只好另觅食处。为了看古物展览，我参加过一次二千人左右的长龙，我到场的时候才有千把人，顺着龙头往下走，拐弯抹角，走了半天才找到龙尾，立定脚跟，不久回头一看，龙尾又不知伸展得何处去了。我仔细观察发现了一个秘密：洋人排队，浪费空间，他们排队占用一里，由我们来排队大概半里就足够。因为他们每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通常保持相当距离，没有肌肤之亲，也没有摩肩接踵之事。我们排队就亲热得多，紧迫盯人，唯恐脱节，前面人的胳膊肘会戳你的肋骨，后面人喷出的热气会轻拂你的脖梗。其缘故之一，大概是我们的人丁太旺而场地太窄。以我们的超级市场而论，实在不够超级，往往近于迷你，遇上八折的日子，付款处的长龙摆到货架里面去，行不得也。洋人的税捐处很会优待主顾，设备充分，偶然有七八个人排队，排得松松的，龙头走到柜台也有五步六步之遥。办起事来无左右受夹之烦，也无后顾催迫之感，从从容容，可以减少纳税人胸中许多戾气。

我们是礼义之邦，君子无所争，从来没有鼓励人争先恐后之说。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友走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也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

我小时候只知道上兵操时才排队。曾路过大栅栏同仁堂，柜台占两间门面，顾客经常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多半是仰慕同仁堂丸散膏丹的大名而来办货的乡巴佬。他们不知排队犹可说也。奈何数十年后，工业已经起飞，都市人还不懂得这生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项目？难道真需要那一条鞭子才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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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依然不淡定

近年以来，中国人似乎越来越高调了，世界各地都活跃着中国人的身影，尤其是各个奢侈品店，各个旅游景点。中国人露脸的机会越来越多，然而露脸得越多，却也多了很多丢脸的机会。国内外很多媒体上，总是能看到对一些中国人的行为进行批评，面对这些行为，这些相关的批评，很多中国人都不淡定了。

提到中国人的不淡定，很多人也许得不出具体的定义。但是，提到随地吐痰，没有时间观念，排队经常插队，过马路不等红灯，嫉妒成功的人，虚伪等等，中国人不淡定的形象便丰满起来，进而跃然纸上了。所谓淡定，便是不争，不抢，不急，不躁，反之，与这些行为相反的表现便可以统统称为不淡定了。在淡定的反向表现上，国人的案例实在太多，不一一列举。

谈到中国人的劣根性，总是绕不过两个人，前者是鲁迅，后者是柏杨。鲁迅与柏杨都是非常著名的杂文家，在看待国民性时都有一针见血的洞见，但是，鲁迅失于过狠，柏杨失于过损，都有些过犹不及的味道。梁实秋谈国民性，则显得温和许多，现象还是一样的现象，观点也是类似的观点，鲁迅和柏杨说出来，纵然觉得他们说得对，但是又觉得被扒得赤裸裸的，不免尴尬，或被刺得鲜血淋漓，疼得要命。梁实秋与鲁迅笔战时，有不输于鲁迅的犀利和严谨，但除了笔战之时的犀利，平时的他更多的是一个雅士，而非鲁迅一般的斗士。这使得他的杂文，在犀利之外多了一些温和，多了一些宽容，反而更容易为人所接受。

我们现在看中国人的种种不淡定之处，似乎觉得习以为常，甚至有些不以为然，以至于很多人会认为“反正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继续这样下去也没什么”，或者“有点坏毛病而已，无伤大雅，不必一直都说吧”。而事实上，中国人在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的形象一直不佳，曾经的以及现在依然存在的不淡定之处，依然在不断地刷新着大陆之外地区的人们对中国人不淡定形象的恶感。

严格做到完美的淡定，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很多所谓不淡定的行为已经深入到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中，甚至骨髓中了。消除这些不淡定，需要多年的不断改变，不断淡化这种“传承”下来的不淡定，需要很多代中国人的努力。

梁实秋笔下的中国人，是21世纪以前的中国人，近的离现在三四十年，远的离现在七八十年，严格说起来，好像不能等同于现在的中国人，但是，细看他笔下所写的现象，细看他所描绘的当时人体现出来的心态和性格，与现在的中国人一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年代变了，但是国民本性还是大同小异，这也便是为什么被称作国民性的原因吧。

在《不淡定的中国人》这本书中，“写的是当年，说的是当下”，便是因为这本书的超时代性，跨时代性，就像乐嘉的《本色》所宣传的“写的是我，说的是你”一样，概因同国同民之间肯定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个共性超越时间，超越地域，超越性别，存在于不同人之间的血液中。所以，从梁实秋笔下的中国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我们当下的性格，当下的缺点，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对镜自省”。

当逐渐改正了这些缺点，从不淡定变得淡定起来时，我们中国人才是真正的完美了起来，我们中国才是真正强大了起来。

在编辑这本书时，为了体现、突出国民性的特点，我们将整本书分成了五个部分，每个部分按类似的特点集为一类，并在文章中摘取、提炼了一些句子，放在目录中原标题的后面，作为对原标题最合适的阐释和延伸。在五个部分的篇章页，根据不同的分类，对整个部分进行了总结，突出了该分类的共同特点，进而切实地能从书中看到现代甚至自己的缺点，然后对镜自省，完善自我，甚至完善社会。

看了梁实秋的稿子，对比百十年来中国的变化与不变，更有感于中国人的不淡定，是以编辑此书之际，一者对梁实秋先生颇有崇敬之心，二者对中国当下仍有深切期望，两者相激，乃有此文。

最后，我们附录了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以及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的一段节选，以此与这本《不淡定的中国人》进行一下对比，以方便读者能更清晰地感受梁实秋的风格。

人们大概只记得梁实秋《雅舍谈吃》《雅舍杂文》的作者了，而忘了其实他是个批评家，他也曾与鲁迅笔战了九年之久。《不淡定的中国人》这个定义做得很好，在讨论国民性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给我们的人民一些宽容，其实，有些毛病和缺点算不上什么劣根性，更说不上是丑陋和奴性。其实，争也好，抢也好，急也好，只是不淡定而已。

——梁晓声，《郁闷的中国人》作者

梁实秋先生的文笔雅致平和，虽然笔下写的是批评，但是批评而不批判，总给人留一些余地，往往在淡淡的幽默之中，化解了那些戾气和怒气。

——李银河，《我的生命哲学》作者

这本书中写的有的是民国时期的事，有的是他在台湾、美国的见闻，看似是过去，其实很多事很多现象与现在别无二致。梁实秋先生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的眼界宽广程度，而他的笔力，又赋予了这种宽广之上的厚度，这宽度和厚度又带着一些幽默，一些从容。这样的观点和心态，值得我们当下所有人去了解一下。

——于建嵘，著名社会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