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形容“北京共识”所带来的影响毫不为过。正如上述天津召开的那个研讨会上，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佟德志所说的，“‘北京共识’这样一个在两年前还不为人所知的概念在短时间内很快成为一个关键词，这创造了知识界话语传播的一个奇迹。”
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概念为何引发这么大的反响？佟德志的总结很具有解释力。他说，“北京共识”实质是西方人对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一个理解。如果说前一段时间国内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大加挞伐是对“华盛顿共识”的一种怀疑与批判的话，那么，现在“北京共识”的提出则体现了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描述和肯定。因此，其意义重大。“大而言之，‘北京共识’的双重意义就在于它向内提供了对中国改革的反思，向外发出了中国崛起的声音。” 说白了，正是“华盛顿共识”的破灭和中国的快速崛起这两个相对而行的大趋势的发生，令“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不胫而走。而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也反映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迁。
所谓“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是指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次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共识包括10个方面：①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人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
这些思想被认为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华盛顿共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实施。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证券期货研究中心主任、金融学教授徐洪才在《大国金融方略》一书中说，从本质上讲，“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和IMF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一整套经济改革“药方”。各国经济改革的起点都是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如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等。“华盛顿共识”不是主张经济增长优先，而是稳定市场优先；不是加强而是废除政府管制。它认为，开放汇率和价格管制后，市价升高会刺激厂商生产，从而使物价回落。但拉美和东欧国家放开汇率和价格后，都立即导致本币大幅贬值，引发恶性通胀，造成银行危机、企业破产、失业大增、资金外逃。政府为稳定货币，不得不提高利率，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萧条，政府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急剧增加，又导致巨额赤字。政府在经济危机情形下，不得不拍卖国有资产，加速私有化。结果不但没有创造就业，反而导致失业急剧增加，高级人才大量外流。
从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实际情况看，各国几乎都陷入了经济危机之中。由于采取“休克疗法”，民族工业没有喘息和学习的机会，贸易自由化是单方面向西方开放，而西方自身的贸易壁垒并未完全取消。因此，在这些国家普遍造成国企大面积倒闭，不是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就是集中到少数寡头手中。这导致拉美国家发生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20世纪80年代降了一半。更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苏联人的平均寿命下降，结婚率降低；更有甚者，东欧大批知识妇女流落西方当妓女，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实践中“华盛顿共识”无疑遇到了挫折。而在理论上它也同样遭到了挑战。徐洪才总结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前者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这一挑战无疑是软弱无力的。
相比而言，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更具挑战性，该理论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和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他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不过，真正对“华盛顿共识”构成挑战的是“北京共识”。雷默的本行就是研究拉丁美洲经济的。他自始至终观察了“华盛顿共识”，他的结论是这一共识“毫无疑问地”失败了。相比而言，“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没有遵从‘华盛顿共识’提供的发展道路，一个是印度，另一个是中国，他们都把关注自身的要素作为首要的问题。”P7-9
承认“中国模式”，不是要到处张扬，而是要研究其所包含着的严重的乃至致命的缺陷，从而加以改进。在以进一步改革化解制度的开放性难题之前，我们对中国模式还是多一些“冷静”，少一些“膨胀”为好!
——郑永年
比棒杀更可怕的是捧杀。不曾倒在压力之下的中国，小心从“世界老二”的云端中陨落深渊!
——许纪霖
多次的采访对话，使我对作为记者的舒泰峰有非常不错的印象——一个理性平和、有深度和独到见解的出色媒体人。我也相信，读者能从这本书中见到这种品格。
——王逸舟
中国经济上的成功引起了国内外对“北京共识”的热议和追捧，本书是对这样的追捧的当头棒喝，是给国人敲响的警钟。这本书介绍和分析了当今举世关注的重要话题：中国模式。资料翔实，条理清晰，客观冷静，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关心中国发展前景、关心中国和世界关系的人们，会从这本书中得到很多新的启示。
——姚洋
中国究竟该怎么认识自己，将影响甚至决定今后中国的路径选择，而只有对自己的国家有更清醒的认知，才能做出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决策，而不是头脑发昏地出招。作为新华社资深时政记者，舒泰峰的这本书，有利于我们做好这份认清自己的工作!
——杨继强
这本书的诞生得益于《嘹望东方周刊》这个良好的平台。我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六年时光之余，也充实了知识，开阔了视野，砥砺了思维。感谢这本优秀的时政杂志，也希望它越办越好。
本书素材的积累长达六年时间，在主要素材的取得和成书过程中，张修智、程瑛、林楚方、黄琳、牛二波等诸位同事、师友给予了许多帮助，尤其是《嘹望东方周刊》副总编辑程瑛，正是她对这个话题的浓厚兴趣，使我得以将“‘捧杀’中国”的想法演变为杂志的封面报道，本书的创意即来自于此。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肖海林董事长悉心为本书做了最后的终审，并给予了非常中肯的意见，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严谨。还有在幕后的诸多编辑进行了事无巨细的策划、创意以及编校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感谢父母、妻子和儿子，你们是我前进的动力，这本书首先献给你们！
有人捧怎么会是坏事呢？一般情况下，答案是没什么悬念的。然而，如果吹捧你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你，他的吹捧要么是出于一种泛泛的善意，要么是把你当做一种浪漫的想象，试图通过“移情作用”来刺激他自己，要么是希望从你那里得到某些东西，甚至让你为他卖命，那就应另当别论了。
吹捧中国，如今成为国内外的一种时髦、一种潮流。吹捧者的动机纷繁多样，但不管其动机如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中国本身不能自持，那么这些真真假假的吹捧就将使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飘飘然，偏移本来设定好的航向。如此，“吹捧”就变为了“捧杀”。
我们的邻居日本就曾遭遇这样的“捧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突飞猛进，只用了20余年的时间就从一片废墟上新建起了一个经济强国。西方世界当年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现在对中国的热捧。1979年，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甚至写了《日本名列第一》这本书，书中他指出日本在许多方面超过了美国。然而，不到10年的时间，正当日本春风得意、不可一世之时，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停滞、一蹶不振的境地。
殷鉴不远。本书的立意即在于此：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确拥有了傲人的经济总量和光鲜的都市形象，但是其内在依然脆弱。这种脆弱不仅体现在经济基础的不扎实，人均财富很低，更突出地体现在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结构扭曲上：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层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博弈升级，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无法匹配……至为关键的一点，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未能同步，甚至改革向何处去，也目标模糊。总之，我们尚未冲出制度转型的“历史三峡”，转型还要过大关。在这样的大势下，国人需要做的唯有“冷静、冷静、再冷静”、“清醒、清醒、再清醒”，至于那些真真假假的吹捧，请让我们大声地喊出：“中国拒绝捧杀！”
本书的结构布局大体如下：首先笔者试图记录和梳理这样一种吹捧中国的潮流，这主要体现在本书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其中，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吹捧中国的潮流首先是来自国外，然后才引起中国国内的热烈回应。
笔者将叙述的起点选择在2004年，因为在这一年，美国人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概念，一时间在全球不胫而走，随即此概念转化为“中国模式”，讨论的热度一波胜过一波。也就是说，2004年是世界关注中国，同时也是热捧中国的一个新起点。
说到2004年，一个巧合是，许多具有标杆意义的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年：中国在海外设立了第一所孔子学院；首次公祭孔子；第三次改革论争发端。这一年还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元年……这些看似不同的主题，实际上都隐藏着一根主线：世界在重新看待中国，而中国也开始重新反思自我并且开始重新看待世界。总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史中具有某种节点式的意义。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04年之后，世界对中国的追捧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比较突出的事件：2004年，“北京共识”的提出；2005年，美国最著名的三大刊物热捧中国；2006年，中非峰会被认为是“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2007年，美国学者约书亚·柯兰齐克出版《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一书，盛赞中国软实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惊叹这是“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两位“大佬”——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和约翰·奈斯比特分别在其出版的《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和《中国大趋势》，大赞中国模式；2010年，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模式被捧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仅看看这些标题，就可以发现，世界对中国的吹捧是在持续升级的，就像股市里一条不断上扬的K线，看起来十分美妙。本书第一篇选取这些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和作家作品为线条，试图勾勒出这样一幅图景，使读者看到都是谁在吹捧中国，他们又都说了些什么。
第二篇则是描述中国国内对于海外吹捧中国热的一种回应。在书中笔者描述了以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为代表的所谓“中国学派”的一些作品，他们对于中国模式的吹捧比国外的更为直接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当然，这种对应关系还有更广阔的层面，笔者的总结是，随着中国力量的崛起和西方自身危机的出现，中国社会和知识界产生了3种动向：草根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基于重新评价共和国前30年基础上的新国家主义崛起；基于对更久远历史文化因素反思基础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复兴。
本书的下半部分重在对上半部分所揭示的这种潮流进行辨析。我希望通过这种辨析能为广大读者提一个醒：警惕“捧杀”。第三篇集中分析“捧杀”中国背后的动机、我们自己乐于迎合的心态以及为什么要反对国内出现的3种思想动向。
第四篇则是面向未来的一个深度延展。当下的中国，应当说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去破解。举其大者，一日仇富，二日仇官。而此二者总归到一点则是仇视特权。
中国的挑战更重要的还在于，我们的改革进入到一个“迷惘期”，自第三次改革论争开始到现在，改革往哪里去，方向并不明晰。而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也同样存在困境。尽管我们付出了百般努力营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不过从效果上来看仍有待改进，软实力的打造尚未真正成功，而中国到底该承担多少国际责任，在国际上应当寻找怎样的定位，种种问题，仍需寻找共识。总而言之，不破解这些问题，中国这个大国就是一个“脆弱的大国”。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吹捧而是担忧，担忧被“捧杀”，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地继续改革，攻坚闯关。
总之，一句话，中国拒绝捧杀！
吹捧中国模式，如今成为国内外的一种时髦，一种潮流。吹捧者的动机纷繁多样，然不管其动机如何，“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中国本身不能自持，那么这些真真假假的吹捧就将使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悠悠然，飘飘然，偏移本来设定好的航向。如此，则“吹捧”就变为了“捧杀”。中国拒绝“捧杀”。中国唯有拒绝“捧杀”，潜心内修，摆脱种种脆弱，方可成就真正的大国。这也理应是大势所趋。
《中国大趋势(3中国拒绝捧杀)》是第一本以“捧杀”为关键词的时政图书，以宽宏的思路、扎实的第一手资料、超过50名世界顶级学者、政要的访谈积累、强有力的论证，犀利的语言共同打造的一本“中国人自我认知史诗巨著”。
本书痛击“吹捧中国模式”：如果中国本身不能自持，那么这些真真假假的吹捧就将使我们失去清醒的头脑，偏移本来设定好的航向。
《中国大趋势(3中国拒绝捧杀)》响亮地提出：中国拒绝“捧杀”。中国唯有拒绝“捧杀”，潜心内修，摆脱种种脆弱，方可成就真正的大国。这也理应是大势所趋。
《中国大趋势(3中国拒绝捧杀)》是《瞭望东方周刊》主笔，时政部主任舒泰峰蛰伏6年得心血之作。将掀起时政图书的新一轮热潮。
著名政治学者郑永年、著名经济学家姚洋、著名国际问题学者王逸舟、著名人文学者许纪霖、著名媒体人杨继绳、著名媒体人林楚方、华人风投教父李宗南联袂鼎力推荐。
本书痛击“吹捧中国模式”，响亮地提出：中国拒绝“捧杀”。中国唯有拒绝“捧杀”，潜心内修，摆脱种种脆弱，方可成就真正的大国。这也理应是大势所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