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大师唐德刚享誉海外的美文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

《梅兰芳传稿》被公认为最出色的梅兰芳传记。

《五十年代的尘埃》是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多年来享誉海外的部分文章合集，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几篇杂文。其中包括被公认为最出色的梅兰芳传记《梅兰芳传稿》，还收入了作者表现留美知识分子生活状态的六篇小说。在电影《梅兰芳》上映之际，内地读者终于可以欣赏到这篇有着厚重历史和文化内涵的美文了。

本书精选了作者1950年代在纽约发表的部分文章。

《梅兰芳传稿》既是作者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几十年来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的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我的女上司》等六篇小说的有趣，除了能让我们一窥五十年代留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更可以令读者领略一位优秀史学家的人生洞见和生命态度。《俄国的苍蝇和皮匠》由作者根据史学家何柄棣的一次旅行而记，文字亦十分有趣。

尘埃里的珠玉

五十年代的尘埃(代序)

梅兰芳传稿

我的女上司

三妇人

学跳舞

求婚

疯院去来

露娜今年三十岁了

俄国的苍蝇和皮匠

昨天的足迹

海滩

梦

公园里的雪莱石像

街车

鲸鱼

夜归微雨

金陵怀古

无题

如果男性之间也有一个人可以被称做“天生尤物”的话，这个人应该就是梅兰芳！

兰芳的名字不用说将来是与中国的历史同垂不朽了。但他之所以能名垂史册，不是因为他贵为今日的“人大代表”；也不是因为他曾经立过什么“功”，什么“德”足以造福人群，而是因为他能以男人扮演女人的成功！

一个曾经看过梅剧的苏联剧作家问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个男人来扮演女人呢？”颜说：“如果以女人来扮演女人，那还算什么稀奇呢？”

兰芳现在是名满全球了！但是老实说西方人之欣赏梅剧，恐怕多少要受几分好奇心的驱使。可是我们看惯了“男人扮演女人”的几万万中国人和日本人，为什么又对他疯狂地爱慕呢？这分明不是因为他“稀奇”；而是因为他“更别有击人心处！”

兰芳才四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十年之后母亲又死了。他既无兄弟，又无姐妹，所以一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世上的天伦乐事，有好些趣味，我是从未领略过的。”

幸好他还有个祖母。她悯其孤苦，躬亲抚养，至于成立。另外还有个“胡琴圣手”的伯父。兰芳七岁时便开始学戏。他那驰名的《玉堂春》就是他伯父教的。所以兰芳未到十岁就会唱“十六岁开怀是那王”了。

他们梅家在满清成同年间在北京便很有声名。所谓“所操至贱，享名独优”。兰芳的祖父梅巧玲身躯长得细腻洁白，肥硕丰满而善于忸怩。所以当时便以演风骚的戏出名。在《渡银河》一剧里演杨太真，能使全场春意盎然。而在《盘丝洞》里饰那和猪八戒调情的蜘蛛精，玉体半裸，尤其淫冶动人。

一个曾看过巧玲戏的人说：“《盘丝洞》一剧，以梅巧玲最擅长……他人不敢演也。盖是剧作露体装，非雪白丰肌，不能肖耳。”

梅家之人京，当始于巧玲，至于他的祖籍何处则殊无定论。《梨园轶闻》的著者许九野说：“梅胖子，名巧玲，字慧仙，扬州人。”此说殊不可靠。因为扬州是烟花旧地。中国古代诗人羡慕“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又说：“人生只合扬州死。”所以自古以来中国的名伶名妓都说自己是扬州人。

五四运动时代，北平学人则说梅是胡适之先生和陈独秀先生的同乡——安徽安庆人，不知何所本。

萝摩庵老人的《怀芳记》和齐如山编的《梨园影事》则说梅家是祖籍江苏泰州。此说似稍可信。盖维扬产的艺人，都概括地说他们自己是扬州人，故有是扬州人之传说。至于安徽人一说显系无稽之谈。惟不管三种说法之真实性如何，而梅氏原为南方人则似无可疑之处。

满清时之南伶北上实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为征逐声色的。所以回銮时曾违背了“祖宗家法”携回大批江南佳丽，并选了大批江南俊秀儿童带回北京预备训练作御用伶官。这些儿童同时也就被列入乐籍。

清人罗瘿庵在他的《鞠部丛谭》内说：“南府伶官多江苏人，盖南巡时供奉子弟，挈以还京，置之宫侧，号南府子弟，皆挈眷居焉。其时江苏岁选年少貌美者进之。嘉庆后渐选安徽人皆纳之南府。道光后南府皆居太监，伶人乃不得挈眷矣。”艺南生的《侧帽余谭》则说：“若辈向系苏扬小民从粮艘载至者。嗣后近畿一带尝苦饥旱，贫乏之家有自愿鬻其子弟入乐籍者；有为老优买绝任其携去教导者。”

至于巧玲本人是否亦以此种方式去北京的则不可考矣。巧玲在髫年时艳名即遐迩皆知。其时亦常入内庭供奉。这“天子亲呼胖巧玲”的花旦，在咸丰初年即已是捧客们征逐的对象。  不过这时正是昆曲已衰，皮黄未兴的时候。加以北方外患方亟，南方的太平军正虎据长江之时，以故北京戏业不振，伶人的生活还很清苦。那时北京的戏票每张只卖铜钱几百文，约合后来十来个铜元。此种情形至光绪初年还是如此。所以他们那时所最看中的生意经，便是到达官贵人们家里去演堂戏。但以巧玲之红，每回堂戏的收入亦不过十两银子，比起他孙儿和谭鑫培等在洪宪王朝时所演五百银元一夕之堂戏，真有霄壤之别。

再者在帝王时代的中国，三千年来一向是“娼优”并列的。乐籍是中国阶级社会中的最下级品流，与外界是不通婚嫁的。《鞠部丛谭》中说：“凡名伶无不有几重姻戚；盖昔时界限甚严，伶界不能与外界结姻。”兰芳的岳父王佩仙便也是个名伶。佩仙的五个女儿也分别地嫁了五个出名的戏子。

在那种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考究出身非常严格的社会里，他们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优伶。但是在那个时代，做个伶人也着实不易。他要应付当朝权贵；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恶势力；还要浓妆艳抹地去为捧客们征歌侑酒。据说梅巧玲还有几分侠气，每不惜巨金去救济那些为他捧场的寒士。所以他虽然做了四喜部头，也往往入不敷出。所以当他于光绪八年病死的时候，遗产所余也很有限。

巧玲有两个儿子，乳名叫做大琐二琐。大琐名叫竹芬，后改名雨田；二琐名叫肖芬。他两人也继承父业习青衣花衫。大琐年少时粉抹登场也还楚楚可人。《宣南零梦录》的作者粤人沈南野当时在北京做豪客，“曾招之侑酒”说他：“既至则敛襟默作，沉静端庄类大家闺秀，肥白如瓠，双靥红润若傅脂粉，同人拟以‘荷露粉垂，杏花烟润’八字。谓其神似薛宝钗也。”这位薛宝钗式的大琐就是兰芳的伯父，后来他也因“倒嗓”不能再唱，而改行为琴师。

至于二琐则一直是默默无闻，未见有人捧他，未及壮年，便夭折了，而兰芳就是二琐的儿子。所以他不但少孤，而且家境也非常贫寒。P3-8

这是作者在五十年代所写的几篇杂文。写的时候就兴之所至地写了；原无意要把它们保存下来。但是它们却也在无意之间被保存了——保存在一片灰灰的五十年代积存的尘埃下面。

记得就在那个年代的开端，美国的国务卿艾其逊曾说过一句举世皆知的话：“等到尘埃落定再说！”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在五十年代飘扬的尘埃，也早已落定一落在一起，结成像一层薄薄的丝棉。我拍拍它，它不动；我再吹它一下，它也不飞。肯定的是落定了。我用两个指甲轻轻地把它捡起，就在这片捡起的丝棉的下面，我发现了这几片已在那儿躺了二十来年的“流沙坠简”！

其他没有给这片丝棉覆盖过的断简残篇，显然早巳随五十年代的尘埃飘散了；飘散得像春梦，像秋云；再也找不到了。

老朋友夏志清先生奇怪地问我：“自己写的东西，为什么不保存下来？”

“为什么要保存下来呢？”我一直“保存”了下来的五十年代的下意识，不期而然地代我回答了这个七十年代的问题。保存下来想做个作家、文人？还是想为子孙留点“祖训”呢？

落笔时不但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连一个人为什么要求生存，和如何求生存这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也没有想过。写了就是写了。最多只可说是一个流浪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他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难免有一些留恋的温情而已。偶逢岁暮周末，孤灯默坐；拿起笔来，东写写、西写写，也可聊遣长夜；甚或享受点他人所不能体会的孤独的乐趣。

夏志清先生和胡适之先生一样，少小聪慧，立志为学。他们都是用功的学者，“不写不用气力的文章”。用了气力，自然就有职业感；有职业感，自然也就加意保存了。

笔者和他二人正相反。这些杂文就没有一篇是用过“气力”写的。没有用过“气力”的东西，反要一个经常无处存身的异国流浪汉用“气力”去保存，就有点犯不着了。所以这些五十年代的断简残篇，如果没有被埋没在尘埃之下，它们也就随尘埃一道飘散了。因而这里所重印的只是五十年代的尘埃底下，劫后余灰的拾遗之作。它们如有丝毫值得刘绍唐先生一再来函建议重印，和胡菊人先生百忙中抽空代为作序的话，那就是它们是曾经在五十年代空气中飘荡过的野马也、尘埃也。有一点点时代的气息，如此而已。

“五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不平凡的日子。那一些流浪在太平洋彼岸的老中青三代的知识分子，如何打发这段日子？贤明的读者们或许可以在这本小册子里找到点蛛丝马迹。林姑娘说得好：“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任淹留。”在那一段随东风作嫁的日子里，那儿有叹息、有彷徨、有苦笑，也有丝微阿Q的欢娱。

真正滋味如何，最好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去假想罢！

这几篇小文，虽然各立门户，互不侵犯，但是它们的格局倒似乎是一致的。这虽是笔者的黔驴之技，变不出新花样；那也是受了一位朋友的影响——真切一点，毋宁说也是出于一位朋友的要求。

那是个八月上旬的一天。繁忙的南京城热得像一座火炉。可是朋友和我都不觉太热。固然是我二人都还年轻，不太怕热；也可能是心静自然凉的缘故。遥远的烽火还没有烧到我们的眉毛上来。

朋友是位斯斯文文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心境情怀，永远像是一泓秋水，纯净清凉。

“大家都在看冯玉祥的旅美游记，”朋友呷一口花雕，又喷了两口烟，慢慢地向我说：“冯玉祥说美国连马桶都比中国造得好——中国马桶顾前不顾后。”

朋友说着自己也笑起来。在他那微微移动的眼镜里，我看到那蓝天白云下秀丽的钟山，和那苍松微露，庄严古朴的台城。这些景物在两片有金边的玻璃上反映出来，更显得江山如画。

风吹到我们脸上是热乎乎的。但是热气之中却带来一阵阵玄武湖上的荷香。离开祖国，走遍世界，才体会到那是我祖国特有的芬芳；离开了，也就永远失去了。

“你也从不同的角度写一点嘛。”朋友又缓缓地继续他对我的劝告。“我们的读者虽没有那么多，也还是有不少人看的。”

“不是怕没人看，”我听他说了许久，才回答他一句。“只是写得太浅薄，怕惹人笑话。”我并且向朋友解释，美国简直是座“大观园”，而我呢，实在是刚从乡下出来的刘姥姥的孙子板儿。要板儿来写一篇“大观园游记”，不要让姑娘们、奶奶们看了笑话吗？

“不用怕，”朋友淡淡地说。“作者是板儿，读者还不是板儿？报屁股编辑更是板儿……你就板儿写给板儿看，不是很好吗？”

“板儿写给板儿看？！……”我心中默念了好几遍。我倒被朋友的文艺哲学打动了。

“少写些军国大事，”朋友递给我一支烟，又替我点了火，继续叮咛着说，“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朋友比我大几岁；思想言行都比我成熟；文章也比我写得好，还有一块“园地”……他一直是我们小鬼队里的大王。他的话一直都是我们所最信服的。

“写点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以后我每一动笔，我都想到朋友这句指示。“不过写得有趣一点就是了。”

在美国我后来又碰到另外一位小鬼队里的大王周策纵先生。在周大王那里我才知道“写得有趣一点”的文章秘诀，在文言文里原来叫做“艺增”！

玄武湖上的热风，吹在身上很舒服。我们感到轻松、安适。朋友付了账，又陪我在柳堤上踱了半天。他说两三年后“回国”时，他再替我“洗尘”，并把我的“通讯，，印成“小册子”。

夕阳在台城背后渐渐地沉下去；朋友和我也就在玄武湖畔的柳影荷香里分手了。

在上海，我提着个旧皮箱往成都路警察局去投奔一位在那儿当“巡官”的表弟。表弟既然当“巡官”，他就得夜夜出“巡”。他出巡，他那张铁床就被我鹊巢鸠占了。他出巡归来便去寻找另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安歇。那位床主出巡归来，发现床上有人，就去找另外一张主人出巡去了的空床……“巡官”总归要不断出巡的，风水轮流转。同志间互相帮忙。哪个人没有一两位有志放洋的表哥呢？因此他们巡官同志们去互打“游击”，我也就“正规”地占用了表弟的铁床，睡得心安理得。

“开船”的日期终于被我等到了。表弟请我吃“三明治”，喝“可口可乐”——这在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真是动辄几十万几十万的美式享受！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带到共和祥码头。我刚自车上踏下，一位“红帽子”立刻便把我的手提皮箱抢了过去。我谢谢他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提上船。他把两眼向我一瞪说：“如果客人都自己提皮箱，那哩吃啥呢？！”

我知道他是有来头的。我自己好不容易盼到留学了，在上船之前被人推下黄浦江，岂不功亏一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君子明哲保身，我就未和他讲理了。他提着我的皮箱，不到一分钟，我二人便从一条木梯上，进入了一艘美国大洋船。

一上船，我这位红帽子朋友，似乎立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他开始叫我“先生”，又叫我“经理”；最后又叫我“博士”、“官长”……和一大堆南京不肯给我的官衔；目的是要我给点“小费”。“小费”给过了，他还是不去。原来他要我“搜身”——把身上所有的“钞票”都悉数搜出来给他作“小费”。这件事倒出我意外。哪有要“小费”有这样要法的呢？！

“官长啦！”红帽子向我又打躬又作揖。他向我苦苦地哀求，说，“侬这些钞票，船一开就成一堆废纸。为啥不做点好事，‘赏’给我呢？”他又说他有老母在乡间“要饭”；老婆在上海害“肺病”。他劝我多做点“善事”；上帝会保佑我一路平安。

他表现得实在可怜见的。说的话也有实情至理。看在他老娘和老婆份上，我缠他不过，只好把心一横，也就把我所有的“废纸”都“赏”给他了。后来估计一下，总数该在十万元上下一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慷慨的一次！

红帽子欢天喜地地跑下木梯去了。我在“美国”的洋船上，扶着栏杆，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看他一回到“中国”码头之上，立刻横眉竖眼，又在抢夺另一位旅客的皮箱了。

船慢慢地向大海上漂出去。在斜阳之下的祖国，逐渐模糊，终于在暮云深处消失了。船长在喇叭里告诉我们，现在我们已出了扬子江口，航行在“公海”之上了。我也知道这只在公海上航行的是只美国船。按国际公法，我们现在已经就身在美国了。

扩音器里的报告员，也很礼貌地招呼我们进餐厅用膳。当我还挤在长龙的尾巴之端时，一位新认识的“留美同学”就惊奇地告诉我说，吃晚餐时，“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可以随便喝？！”我把两眼一瞪，我二人乃拣了个临窗座位坐下，“开怀畅饮”，把“可口可乐”喝个饱。

吃了两块美国肉饼之后，我二人又分吃一块奶油蛋糕；又各啃一个又胖又红的苹果。在祖国痴生了二十来年，还未啃过这样又红又胖的苹果！

这是我的第一顿的美国晚餐——“可口可乐可以随便喝”的晚餐。

餐后休息，又去洗了个极其痛快的美国热水淋浴；再穿上上海新买的睡衣；躺在摇摆不停的水手吊床之上；听着船舷之外有节奏的水声……我在想，想到我玄武湖上的朋友；想到船下向我不停地招手的表弟；想到那沿着一条木梯，在两国之间跑上跑下的“红帽子”……我和他们之闻的生活已经有显然的中美之别了。“别”得像一头洋狗和一条祖国江南稻田里的水牛。这两个不同的动物所居住的不同的世界，其间实际的距离，不过是上海共和祥码头上的一条木梯罢了。

遵照朋友的嘱咐，我取出了练习簿，便把我这第一天美式生活中的“所见所闻的小故事”记录下来，再加个题目叫“一条梯子的距离”。船抵横滨后，我这第一篇“旅美通讯”，便从东京帝都饭店的邮箱，飞向日没处朋友的编辑台上去了。它后来是否在祖国读者眼前露过面，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只是我的练习簿多的是；“所见所闻的小故事”也多的是。兴致好，日记也天天记。记过了，加个题目；撕下来，投入邮箱，也就不管它死活了。

在一九五○年的除夕，鸭绿江畔炮声正浓，我在纽约忽然收到一份刻着“无法投递”的“退稿”。那原是我一九四九年初所寄出的七八篇“通讯”的最后一篇。它显然曾飞入国门——有京沪两地邮戳为凭——但是在祖国它显然是无枝可栖，所以又飞回美国了。

它回来了之后，我也没有替它“洗尘”，便信手把它向废纸堆中一丢。它后来如何的失踪了，我从未追查，也无心追查。它只是像一九四八年我的红帽子朋友所说的钞票一样，一卷废纸而已。它也和它的涂鸦主人一样，同是在那不平凡的年代里，随风飘荡的一点尘埃。一阵风来便不知被吹到哪里去了？其他的还管得了许多！

可是丢尽管丢，写还是常常写。日记写腻了，就写周记；周记不写了，就写月记、两月记、半年记……有空还得耍耍笔杆，耍到夏志清先生所说的“封笔”为止，因为板儿所住的“大观园”之内，“所见所闻的小故事”是天天都有；也是永远写不尽的。写在日记上或练习簿上(那时美洲还买不到中国的“原稿纸”)，再想一个题目加上去，便成为“杂文”了。在华侨报刊上编报屁股的朋友们，缺稿了，拿去把它们印出来，它们也就和落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同在了。尘埃给扫掉了，它们也就给扫掉了。这就是这个小册子里这几篇仅存的小文坎坷的命运——一点点五十年代的梦痕。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于纽约市大期考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