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李大钊》讴歌了李大钊的革命生涯，并凭籍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从宏观角度全景式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全貌。本书由王朝柱著。

《李大钊》是王朝柱精选文集之一。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异邦侵扰于外，枭雄争霸于内，社会动荡，民族危厄。志士仁人愤而探求救国之路，一时“主义”纷起，英杰迭出。几经风云变幻，大浪淘沙，昔日革命前驱或落伍，或怯退，或彷徨瞻望，或卖身求荣，而以李大钊为首的一批精英，却终于从西方窃得火种，齐聚在共产主义赤旗下，揭开了中华民族新的纪元……《李大钊》讴歌了李大钊的革命生涯，并凭籍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从宏观角度全景式地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全貌。

第一篇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第八篇

第九篇

第十篇

一九一三年的冬天格外寒冷！

天将暮时，海上刮起了大风，一艘驶向日本的客轮忽而跃上浪尖，忽而埋人涛底，艰难地航行在万顷狂涛中！

站在船头手扶栏杆的乘客，是一位体魄魁梧的年轻学者。他身着青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天庭饱满，发型偏分，两道浓浓的眉毛稍微耿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从镜片那圆圆的密纹可知，双目是高度的近视；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两撇黑黑的八字胡，显得有些斯文、潇洒，再配上那深沉、凝思的面部表情，俨然像是一位敦厚的长者形象。他就是年轻时代的李大钊。当时名叫耆年，字寿昌，时年二十四岁。

李大钊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期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清廷退位了，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激动地淌下了滚滚的热泪。不久，孙中山先生上了袁世凯甜言蜜语的当，把这个窃国大盗误作好人，天真地向他交出了大总统的职权。袁世凯上台以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在民国招牌的掩护下，实行个人独裁，排挤镇压革命党人。李大钊怀着异常悲痛的心情，看完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这幕悲壮的史剧，为了求索新的救国之途，毅然加入了陈翼龙发起的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了天津支部。一九一三年，全国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袁世凯授意亲信赵秉钧、洪述祖，派遣特务武士英在上海沪宁车站暗杀了著名的革命党人宋教仁，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宋案”。旋即又于四月二十六日不惜出卖国家的主权，向英、法、德、意、俄五国银行签订“善后”大借款协定，以资扩充反动军队，准备对国民党用兵，把大江南北风起云涌的革命热潮镇压下去。这时，李大钊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关注中国时局的变迁。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先生真正认识到“袁世凯不是个东西”，“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可测”，愤然在南方组织讨袁军，演出所谓的“二月革命”。由于敌我军事力量悬殊，加之讨袁军内部涣散无力，缺乏统一指挥，“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就完全失败，孙中山先生也悻然转赴日本。与此同时，袁世凯疯狂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社会党领袖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在此期间，他面对白色恐怖，毫不畏惧，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

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者乎”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葆华儿和星华女，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站在甲板上告别了同窗好友白坚武、俞德等人，也告别了读书六载的天津卫，乘船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

东京是日本的首都，也是古老的东方最先欧化的城市。它不仅云集了日本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方面的精英之士，而且还是东方唯一允许诸家学说相对并存之地。毫不夸张地说：十九世纪末叶至二十世纪初叶的东京，风行着世界上各种主义！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相近的治国传统、伦理观念。用当时中国流行的一句话说：“日本富强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日本的富强道路呢？”因此，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达到了鼎盛的时期，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日本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水平。我国清末民初的领袖人物，无一不和日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东京也的确变成了中国革命党人组织爱国团体、秘密谋划推翻清廷、建立共和的一个重要的基地。自然，它也是日本当政者策划入侵中国的大本营！

在东京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聚集着中国各派势力的后起之秀。由于身在异国，其言论和信仰相对自由一些，因此这些后起之秀把国内的斗争，搬到了日本，而且愈演愈烈，真是到了冰炭难容，只有图穷匕见的地步了！比方说：清朝皇帝虽已退位，但是康梁保皇党的余孽却根植于留学生中间。只要看见那些背后拖着一根长辫子、身着长袍马褂的留学生，便一定是三呼万岁的保皇走卒！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想借外国的钱——尤其是日本的钱扩充势力，消灭革命的力量，使自己成为一统天下的独裁者，留学生中间就应运而生了一批高呼袁世凯万岁的分子。随着形势的转化，这批拥袁分子又与保皇走卒合流为一，高举国故的复辟大旗对抗革命，并在留学生中间密查革命党；讨袁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等领袖人物亡命日本，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分歧。留学生中间的同盟会员有的灰心退盟，有的声言“缄口不谈革命”，当然也有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恶消长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者！姑且不淡留学生中间的革命分子与保皇、保袁派的争斗，就说革命党人之间的论战吧，也足以可观了！假如再把留学生中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探求社会主义者……加在一起，那才真是一台混乱不堪的戏剧！

一天上午，李大钊为了考察近代日本侵略我国的历史，到日本游就馆参观。他随着人流步人战利军械大厅，使他大为惊诧的是，陈列有序的所谓“战利品”多为甲午海战、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时缴获的中国兵器，顿时，一种民族屈辱感涌上心头。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离去。突然，大厅中骤起的喧闹声，把李大钊从痛苦的沉思中唤醒。他循声望去，只见参观的人流涌向陈列大厅的尽端，很快围成一堵人墙，外层的观众跷着脚尖、伸长脖子向着圈内探头张望。俄顷，他从嗡嗡的人声中听出有两个声音最大、最响，待他听清是操着华语对吵、大骂之时，便完全判定围在圈内的主角是两个打架的中国人。他急切想弄个明白，用力分开围观的人墙一看，原来是一位清末遗少打扮的留学生，正在和一位着西装的留学生大声争吵。他再仔细一看：那位清末遗少打扮的留学生留着长长的辫子，蜡黄的脸，细长的个头，嶙峋的骨架撑着一身长袍马褂，其形象可谓是见棱见角，活像是一个抽大烟、吸白面、天天混迹于妓院的八旗子弟；那位着西装的青年，戴着一顶法兰西小帽，身材魁梧、浓眉耿立，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气。突然间，那位身着西服的青年火气大发，一把揪住那位清末遗少装束的留学生的衣襟，愤然朝怀中一拽，险些把对方拉倒，随即又破口大骂：

“你这条保皇狗也来参观了？快把你的狗眼睁得大大的，看看日本人的这一件件战利品吧！在这游就馆中，你总该夹起狗尾巴了吧？”

“这、这和大清帝国无关！……”留辫子的青年战战兢兢，浑身就像是筛糠似的打着哆嗦，他的嘴巴不听使唤地狡辩说，“这、这都是洋务派头子李鸿章……还有你们这些小洋奴才，主张办……办洋务的结局！……”

“胡说！”西装青年气得脸色发青，用力一推，留辫子的青年向后倒退了几步，如不是围观人群的阻挡，他一定会摔个仰面朝天，西装青年一眼看见了那条在身后左右摇摆的辫子，顿时怒火燃胸，愤慨地骂道，“清王朝完蛋了，你这条狗尾巴似的辫子还舍不得割？今天，我非帮你革革命不可！”

“你、你敢！……”留辫子的青年边说边躲，想借机溜掉，可是，围观的人墙太厚，一时又找不到逃走的地方，吓得汗颜心虚，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和你拼命！……”P1-4

回忆总伴着缕缕惆怅，哪管岁月激扬、世事通达，当他站在成就的高山、回望登山时的蜿蜒小路，也不禁会慨叹连连，这或许就是人化“追忆似水年华”时兴叹迭起的缘由，也是近年来，每每夜深人静朝柱和我通话时屡屡流露的岁月催人的脉息所在。

我们常常掐指计算，论年月，我们已经相识相交23年了。那时，我们正当壮年；那时，国门初开，西风东渐，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化思想界流派纷起；文学艺术界无不想求新求变，模仿、舶来、横移，奇招百出；技法上，意识流、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内容上，解构传统解构观念，于是出现了重塑信仰重塑观念重塑审美的风潮。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同朝柱认识了。先是编辑赵燕玲拿来了他的《李大钊》和《土肥原贤二》两部厚厚的书稿，说她以为书稿不错，颇有历史价值。于是我抓紧审读，读后以为，作为堪与英国大间谍劳伦斯媲美的土肥原，无论其谋略、奸诈、野心、阴毒及至他在直奉战争、谋杀李大钊、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策动溥仪出关、筹建伪满洲国、策反汪精卫等事件中所起的谋划指挥作用，都写得出神入化，其文献历史与社会价值自不必说，即使当时出版界已孜孜追求的经济效益也殷殷可期；至于皇皇72万字的《李大钊》，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们读书趣味的选择，怕是不易有多少印数。可看看朝柱那宏大高远的立意、严谨大气的结构、丰盈翔实的史料，特别是李大钊坚定的信仰与当今信仰迷失的对接与启示，此书的价值远在那时一部部热炒着的图书之上！何况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作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一代学人和革命先烈，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传记出版，岂不是文化界、出版界的失职？于是，我请责任编辑邀请朝柱来出版社面谈。

是个初冬的上午，他身着一件旧绿呢军大衣，头戴一顶也是半旧的灰呢鸭舌帽，蹬着一辆嘎嘎作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出版社。出版社连环相套的四合院已拆得零零乱乱，正建如今的办公大楼，我们无处可坐，只好在后院的食堂接待他。不知是仍未走出他创作的思维，还是军人的不苟言笑，第一次见面的他没有现在的滔滔不绝，只是定定地用那双近视镜片后面睿智而多思的眼睛看着我。为打破沉默，我直截了当说出了我对他两部书稿的评价和意见，当我说到《李大钊》一书篇幅太长，引文太多、希望他删除十万字时，他说话了：请让我想想，过几天回答你……我深知作家对作品的感情，为礼貌也为慰藉，我留他吃饭。但以那时的条件风习，在机关食堂吃份客饭，多加几个菜，也就只能如此了。后来，当两书出版，特别是《李大钊》一书破格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研讨会，当时出席的国家主管最高领导人胡乔木、冯牧和众多著名评论家都满怀深情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朝柱声名鹊起。他这也才暂时忘却了《李大钊》一书删掉十多万字的遗憾。可当后来谈起我们的初次见面时，朝柱总是幽默地调侃着：那是他告别音乐(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之前主要从事音乐创作)、踏入文坛的第一步，可那一步并不愉快，因为我不容商量地“割了他的肉”，而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霸气”。

以书结缘，虽然我们性情不同、审美有异，虽然他仍以为我“霸气”不小，可因为彼此的真性情和相通的心灵，我们的关系却从作者与编者的友情润物无声地流向披肝沥胆、以诚相见的知己境界。就在《李大钊》和《谍海奸雄——土肥原贤二》两书出版后不久，他拿来了一部厚墩墩的书稿《龙云、卢汉和蒋介石》，之后，或一年一部或一年两部又陆续拿出《李宗仁和蒋介石》、《冯玉祥和蒋介石》、《宋美龄和蒋介石》、《汪精卫和蒋介石》、《张学良和蒋介石》。开始，我被他的写作题材大转移蒙住了：一个作家怎么可能自研究写作共产党创始人始，仅用半年多的时间就接续跳到蒋介石和那么多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上？而且一年一至两部、每部都在三四十万字以上！他是如何写出的？这样的书稿经得起推敲吗？我不能不在认真审读的同时提出一个个疑问。他倒并不反感，说他是在“文革”中趁别人忙着打派仗，并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劳改6年中认真研习、陆续写出的。一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扔掉音乐、研究近现代史不觉可惜吗？他自幼钟爱音乐，16岁就进入音乐学院附中，大学毕业后学校又已准备让他做院长赵讽的秘书，本该在乐坛有所作为，一旦决绝地扔掉音乐真是撕心裂肺地疼痛，可那时没有自由，只能如此。那又为什么选择了蒋介石作为研究对象？因为他的一生几乎涵盖了中国现代史的方方面面。在他身上还集纳着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治国平天下的治国之术。这才想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学习太史公“以人为史”的手法，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尽可能真实生动地揭示这段极为复杂的历史，借以道出这段历史文化的内涵，以启悟后人。果然，从成书后的效果看，他的确未负初衷。无论是他笔下的蒋介石和他麾下的各路国民党大员，都从历史、文化、谋略各自不同的角度，刻画得鞭辟入里入木三分，而由他们衍释出的那段纷繁诡谲的历史也呈现得条理分明。如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中，他集中表现的就是先利用假左派汪精卫击垮右派元老胡汉民，而后又利用胡汉民逼迫汪精卫拱手让权、下野出国，最终达到了蒋介石兵不血刃地掌握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目的；在外交方面，“九一八”事变前，他对日、美采取等距离外交，事变后才逐步过渡到联美抗日，才使得美援源源而来，这真是典型的因时而异的远交近攻策略；在《宋美龄和蒋介石》中，他浓墨重彩渲染的就是两个人身上附着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他们有影响有渗透有碰撞，终归衍释出种种不同平常夫妻的戏剧来……正是基于他艰苦的研究、别致的视角、成熟深邃的思索，他笔下的蒋介石形象才从表层到深层、从脸谱描画到文化探究，终于以一个背离历史进程的纵横高手的悲尉形象展现在今日的读者面前。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当他的蒋介石系列街谈巷议的时候，他笔锋一转，又写起共产党的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来。拿给我的第一部书稿是皇皇73万字的《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那时，“非毛”的声音不绝如缕，几十年来，长征题材的小说、回忆录和影视作品也屡见不鲜，他的长征能有什么新意吗？我不能不抱着审视的态度认真审读。我不能不承认，他又一次使我震惊了。不同于任何这类题材作品的是：他既摆脱了空洞抒情高调歌颂的旧套，又抛却了以个人经历个人所知的某战役某人物的回忆描摹，而是将这一壮举放置于世界大势两个阵营角逐的大势中，以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辨析为指导，既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图谋与残虐、第三国际和苏俄的错误干扰，又写了国共高层的纵横谋略及至他们迥然相异的胸襟抱负和文化心理，以此折射，长征中，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激烈复杂也写得条分缕析，在不伤党的伟大团结的主旨下，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伟大、智慧情怀卓然而观现。其风格的大气磅礴，其结构的细密相间，其史料的翔实丰富，其人物的呼之欲出，都是在史传文学领域里不多见的。我预感到，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此书的出版完全会廓清不少是是非非的传言，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保持毛泽东形象、对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必会有不菲的贡献。

果然，《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出版后，朝柱成了朋友圈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当时的作协党组书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与他切磋；当时主管影视的文化部副部长丁峤给他命题；军界领导周克玉和军内著名作家徐怀中对其创作关怀备至；那时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广电部部长田聪明、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爱听他讲国共大事的来龙去脉，作家柳萌更是以兄长的身份关爱鼓励无以复加。

就在朝柱创作丰收、友情熏熏的时刻，因为家庭原因我移居了美国。未料，第二年4月，他借赴夏威夷采访张学良之机假道旧金山来看我。岁月翻转，地域更迭，能在旧金山接待专程来看我的朝柱，真是百感交集五内翻动。他带来了国内友人的问候，我陪他从渔人码头来到金门大桥。望着大桥上、山脊间那郁郁蓊蓊的潮雾，我指着西面的太平洋说：越过这片大海就是我们的故乡……他沉静了一会儿，定睛说：……老兄瘦了……我一见你就觉出了你的困顿和惆怅……要是想家，就回去吧，跟我一起做电视剧，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朋友们都在等着你……我咽回冲到喉头的感慨，问：除了我曾参与的《周恩来在上海》又做了什么？他说：《开国领袖毛泽东》已经播出且反响强烈，大型史诗电视连续剧《长征》也已开机。我明白了，他在史传文学这块园地上收获了骄人的成绩后又转向影视。我佩服他的创作嗅觉，更佩服他的敢于颠覆，颠覆前人，也颠覆自己。

2003年回国探亲时，正赶上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回声》审片会。此时，两位前辈冯牧、丁峤已经离世，我们共同的好友李延龄也匆匆西去，这不能不给我这去国5年的游子带来难以忘却的悲伤。可审片会上，另一批前辈逄先知、金冲及、何敬修和同辈朋友李准、仲呈祥却友情习习、佳语阵阵，给予了颇高的评价。后来得知，这部戏就是朝柱依据他十几年前的长篇小说《囚徒的长征》改编的。我找来原作重读，又不能不赞赏他的敏思与胆魄了。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时期极左思潮并未全面溃退的时刻，他已经将笔端触入描写人性、呼唤人性的领域，而且题材背景是共产党的长征途中。如果没有对历史的深刻认知，没有对人性与阶级性的深层研究，谁敢如此大胆书写！可惜，书是出版了，这部戏却至今并未正式播出！尽管如此，无论在史传文学还是影视荧幕，朝柱已以一人之力，历几十年风雨，写尽拍尽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片独特的风景，也是至今很少有人能绘制的风景。

作为肝胆相照的朋友，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彼此的作品，我说，他的作品部部都是洪钟大吕、每一部都是沉实的钢锭。所以能如此，皆在于他丰博的学养、架构的能力，更在于他超人的政治智慧。智慧来自何方？来自他执着的信仰和哲理的修持。自然，钢锭总难免有需要打磨的毛刺。要是他能有更细腻的情思更讲究的语言，其作品当更会锦上添花。自然，豪放和婉约历来难于兼得，大江东去的史传与小桥流水的抒发也本不是一种风格。尽管我还有其他朋友对朝柱仍有更多期许，但看到他如今的成就，也不能不满腔真诚和喜悦地称他为大家了。作为一个作家和从事过多年编辑工作的人，当听到作家出版社慨然决定出版《王朝柱选集》时，我不能不感佩作家出版社何建明先生和众多编辑们的眼力、胸襟和作为。朝柱选集的出版，定会是于史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族文化积累有益的一件大事。当此书即将出版之际，说说我对朝柱其人其作的了解和体悟，实感快意，或可成序。

201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