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势为什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治乱循环，鼎盛时万国来朝、衰败时异族入侵？官场上无数小怪圈造成了这个大怪圈：谁变蝎子谁蜇人、忠臣没有好下场、严刑峻法难治贪、木匠做枷夹木匠、清官难逃滑吏手、官逼民反政权亡……只有修补了传统文化的基因缺陷。破解了这些官场怪圈定律。中国才能长治久安。

揭露黑暗确实令人痛苦和尴尬。然而我们不审判历史。就有可能重复历史，甚至永远走不出历史。

美女说：给我一个贪官。我就能颠覆世界。

廉政勤政既苦又累，当官若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从反右派到“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官场上无论如何黑暗和荒谬，都有无耻文人为之鼓吹叫好！

在官场上说实话并不难，难的是说了之后可能有灾堆。例如彭德怀，例如张志新，例如……

官场潜规则与显规则互根矛盾：说的不做，做的不说。例如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人民币服务”。

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时说：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把官员关到笼子里。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讲话！

绪论 治乱循环怪圈与文化因果报应——从传统文化的“三大谜团”说起

 一、中华五千年历史：为什么循环治乱甚至倒退？

 二、谜之一：为什么科技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三、谜之二：为什么市场经济没有在近代中国形成？

 四、谜之三：为什么民主政治没有在近代中国成功？

 五、谜底：“蝴蝶”对比与“标本”日本

第一章 官场怪圈：朝代兴亡之谜

 一、怪圈定律一：官逼民反政权亡

 二、怪圈定律二：谁变蝎子谁蜇人

 三、怪圈定律三：木匠做枷夹木匠

 四、怪圈定律四：清官难逃滑吏手

 五、怪圈定律五：代表人民欺人民

第二章 乌纱帽：惊人的吸引力

 一、生命之谜：世上什么最迷人？

 二、历史质疑：谁说“虎毒不伤子”

 三、两极相通：凶险莫测说官场

 四、帝王误区：马屁精是害人精

 五、飞蛾扑火：武则天的试验“酷毙了”！

第三章 官场真理：幸福就是当官

 一、幸福四定律：肉包子与拿破仑

 二、文人误会：宋真宗写错了一个字

 三、官场淫欲：关于风流与下流

 四、刘邦：从“儒冠撒尿”到尊儒

 五、说尼采：他不姓“马”又何妨？

第四章 革命导师结论：万恶官为首

 一、苛政猛于虎，毒于蛇

 二、狼为吃羊而制定的法律

 三、“谁能把萨达姆的蛋咬了？”

 四、津巴多的“监狱试验”太可怕

 五、恩格斯、列宁都说“权力是个祸害”

第五章 群体结构原理：官是人类的精英

 一、“世外桃源”和无政府主义

 二、“美丽的错误”不美丽

 三、昆虫动物界的权力金字塔

 四、群体真理：官是水泥民是沙

 五、“封建制”、“郡县制”及其他

第六章 官场进化论：罪恶累累的革命者

 一、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革命史

 二、流着眼泪和马克思一块儿高唱吧

 三、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意义

 四、马克思法庭胜诉与“容忍异端”

 五、几则难以置信的总统趣闻

第七章 佯谬现象：猫和老鼠拜兄弟

 一、“昏君也知反腐败”

 二、“老鼠吃猫猫变鼠”

 三、“忠心变成驴肝肺”

 四、“猫鼠勾结”现代版

 五、“你比恩格斯还高尚？”

第八章 是非纠缠：文人与官场

 一、钻牛角尖：谁说官员不是知识分子？

 二、希腊神话：国王长了个驴耳朵

 三、官场悖论：为何用剑对付笔

 四、官员打赌：邓小平绝对不会这样说

 五、拷问灵魂：知识分子也是猴变的

第九章 权术透视：官场上的迷魂阵

 一、“伟人践踏无辜的花朵”

 二、“舍权机而治天下，未有之也！”

 三、彭德怀之谜及其他

 四、“英雄无奈须违心”

 五、官场小说走红的担忧

第十章 怪圈谜底：民愚则官凶

 一、“宋江一拉辛误区”考

 二、细腰蜂毒针：听鲁迅们讲故事

 三、可悲的看客：“民心”多少钱一斤

 四、自相残杀的“马铃薯”们

 五、放羊娃怪圈和麦郎籽民谣

第十一章 官僚主义：麻木、狡猾加糊弄

 一、“官法似铁，吏滑如油”

 二、铁打的红包与“超编一百多倍”

 三、帕金森定律的中国尴尬

 四、总理、副总理受骗记

 五、我对“严打”想不通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太阳与乌云

 一、社会主义阵营和争当世界领袖

 二、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三、“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

 四、中国疯狂到“崩溃的边缘”

 五、社会主义的“冰川期”

第十三章 精英误区：官场迷信及其他

 一、困惑一：源源不断的官员迷信案

 二、困惑二：毛泽东的神秘现象

 三、困惑三：蒋介石们的不解之谜

 四、困惑四：外国的神秘预言

 五、困惑五：科学，能使人类成为上帝吗？

第十四章 正邪博弈：制度是腐败他爹

 一、拉响警报：“唯有腐败能亡党！”

 二、正视现实：我们反腐败水平有多高

 三、扪心自问：中国有多少土皇帝？

 四、死刑失效：贪官是吓不倒的

 五、拷问制度：杀羊，还是扎篱笆？

第十五章 政治文明：民主是辆现代车

 一、苏格拉底之死与民主投票之罪

 二、杜撰几个词：“官主”、“刀主”及其他

 三、贿选，社会进步的乳牙

 四、公民合格证、民主驾驶证与投票决策论

 五、官民进化史：水火关系→油水关系→鱼水关系

后记 文抄公、述而不作与《九九女儿红》

“虎毒不伤子”是至理名言，然而历史上竞有人拿儿女的生命去换官位。

中国烹调行业供奉的祖师爷是易牙，但易牙先生不仅有极高的烹调技艺，而且还有极深的官瘾。为了当官，他极力巴结齐桓公的近侍竖貂和爱妾长卫姬，两人就极力向齐桓公推荐易牙。终于有一天，齐桓公在两人再三请求下，以无可无不可的心情，召见了易牙。

齐桓公淡淡地问：“汝善调味乎？”

易牙恭恭敬敬地答：“然。”

齐桓公随口和他开玩笑，说：“寡人尝鸟兽虫鱼之味几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如何耳。”

用午膳时，易牙跪着献上一盘蒸肉。齐桓公一尝，嫩如乳羊而甘美过之。尝遍天下美味的齐桓公津津有味地大吃起来。吃后他极为高兴，问恭候在旁的易牙：“此何肉而美至此？”易牙跪前而答曰：“此人肉也。”齐桓公大吃一惊，急问：“何以得之？”易牙从容而答曰：“臣之长子，已三岁矣！臣闻‘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尝人味，臣故杀子以适君口。”

齐桓公惊喜交加：他惊的是为饱口福竞吃了一个三岁小孩，太过分了；喜的是想不到易牙竞如此忠心，连亲生儿子都可以杀了孝敬领导！于是齐桓公就把易牙收为心腹，易牙用这极其残忍的手段，爬上了权力金字塔。

“权力面前无父子”，“最恨皇上是太子”。历史上为官位而骨肉相残的例子俯拾皆是。

司马迁在《史记·韩长孺列传》中引用了孔子的名言：“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商臣为太子时，预感到接班人位置受到威胁，就与师傅策划提前抢班夺权。父亲被包围于王宫，临死前他向儿子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再吃一次熊掌！然而熊掌难熟，太耽误时间，儿子坚决不答应父亲过把瘾的请求，楚成王只好带着遗憾自杀了。

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那只麻雀母亲舍生忘死与猎犬搏斗、英勇救出小麻雀的故事，感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然而武则天这个母亲，连那只老麻雀也不如。

武则天为当皇后而不惜掐死亲生女儿；为保住皇位而杀亲生儿子。太子李贤是位很有才华的学者，旁征博引为《后汉书》作注。然而这位一心钻研学问的书生，觉察到母亲为保皇位要谋害他时，就赋诗一首，向母亲苦苦哀求：“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尚犹可，四摘抱蔓归！”引但是，这苦苦哀求并没打动武则天的爱权之心。她先把儿子贬到偏远荒凉之地，不久又派人谋杀了他。

唐中宗太窝囊，皇后韦氏就想当武则天第二，女儿安乐公主也想成为“皇太女”，两人就把夫妻之情父女之恩全抛脑后，母女俩共谋在饼馅中投放毒药，鸩杀了唐中宗。

刘邦死后，吕后临朝掌权。她先用毒酒害死刘邦最喜爱的小儿子如意，又把刘邦爱妃戚夫人施以酷刑：“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然后，她让儿子惠帝去参观；惠帝问清楚这“人彘”就是戚夫人，放声大哭，“因病，岁余不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

汉武帝的钩弋夫人生了个招人喜爱的儿子，汉武帝欲立此子为太子，又怕将来“子少母壮”出现后宫干政，就找借口杀了钩弋夫人。从此以后很长时间，宫中凡是生子的嫔妃无不被杀。这种野蛮的做法，到了后魏就形成了制度，凡是生下儿子将被立为王储的，其母都要被杀死。

昏庸淫乱的隋炀帝杨广，在未登基前为谋取太子之封，拼命压抑自己，用尽伪善手段；但在谋得太子地位后不久就调戏父妾，露出狐狸尾巴。隋文帝非常后悔，打算另立太子，杨广就先下手为强，派亲信杀了病中的父亲，“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

曹丕和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可惜在权力争夺中，兄弟成了冤家。曹操去世后，称帝的曹丕加剧迫害曹植，命令他七步之内做诗一首，做不出诗就要“行大法”——处死！在这危急关头，敏捷的才思救了曹植一命，创作出传世名作《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打动了曹丕，“帝深有惭色”，曹植才保住了脑袋。

南北朝时宋帝刘子业登位后，命令年仅10岁的弟弟新安王刘子鸾自尽，刘子鸾临死时对左右说：“愿身后不再生帝王家！”小孩说出如此沉痛之言，令人感慨！刘子业怕叔父刘休仁、刘休佑和刘或夺权，就想杀掉他们。他把三个叔父软禁到宫中，关到大木笼里，分别封为“杀王”、“贼王”和“猪王”，组织宫人观赏。他让人挖了坑灌了泥浆，放下木槽和猪食，把“猪王”剥得一丝不挂丢进泥坑，逼“猪王”像猪一样吃食。他命人把“猪王”像捆猪一样捆起来抬到厨房，让掌膳御厨“杀猪”。在这危急关头，刘休仁想到皇后马上要生孩子，他急中生智，建议等皇太子降生之后再杀“猪”庆贺，救了刘彧一命。在这危急时刻，刘彧秘密串通宦官杀了昏君刘子业，自己做了皇帝。

刘宋政权后期皇宫里自相残杀惊心动魄，孝武帝共有28个儿子，除10人早夭外，16人死于权力斗争，只有2人善终。南齐明帝萧鸾在位时间不足4年，就杀了皇室男性后裔22人。

秦二世登位之后，杀兄弟姐妹20多人。

如果再向前追溯，这竟是炎黄子孙们为争权夺位而继承的兄弟相残的非优良传统：“炎帝者，黄帝同父异母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黄帝行道，而炎帝不听，故战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在外国，是否有为当官而杀儿女、烹调成美味送给长官的“洋易牙”？我只找到一个神话：古希腊西皮罗斯的国王坦塔罗斯，为了巴结讨好众神，把亲生儿子珀罗普斯剁成碎块，贡献给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享用。主神宙斯发觉后，狠狠惩罚了这个惨无人道的家伙，把他死死地钉在地狱里。

在希腊神话中，亲人们你死我活争权力的故事，却举不胜举：

天神乌拉诺斯的儿子克洛诺斯，推翻父亲统治登上王位后，害怕自己的儿子也仿效夺权，所以妻子瑞亚一生下男婴就被他吃掉。生了小儿子宙斯后，妻子瑞亚乘他酒醉，用襁褓包块石头让丈夫吞下去，而把宙斯藏到山洞里悄悄养大。宙斯长大后，在祖母地神该亚的帮助下和父亲激战十年，逼迫父亲把肚子里的哥哥们吐出来，然后把父亲关进地狱，他当了宇宙的主神。但他上台之后，也害怕强大的后代推翻自己，干脆把妻子墨提斯吞吃了。不料吃了妻子之后，他头疼欲裂，只好请求匠神赫淮斯把他的脑袋打开，不料战争之神却从他脑袋里跳了出来……。

神话是现实的折射，骨肉问权力斗争的事实比神话更残酷。在奥斯曼帝国，巴耶济德一世登上王位后，为防止兄弟篡位，就从《古兰经》中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找到杀死弟弟的理论依据，把唯一的弟弟亚库布绞死！

穆罕默德二世登位后，马上把尚在襁褓之中的弟弟按到浴缸里溺死，并向后代颁布法令：“凡登王位者，应将其兄弟们处死！”

这残忍的明文规定，竞在奥斯曼帝国执行了长达250年之久！

为了防止骨肉相残，铁列平登基之后发赦令规定：没有皇亲国戚、高级贵族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议会批准，国王如果擅自处死自己的兄弟姐妹，必须偿命！

但是，争权的本性使这条圣旨形同虚设。  在万丹宫廷里，父子争夺王位，由明争暗斗发展到血腥战斗，最后儿子竟然引狼人室，借侵略者的力量打败并俘虏了父亲。伊林娜为了执政，就惨无人道地弄瞎了儿子的双眼，换来她20年权力享受。

英国亨利二世晚年，3个亲生儿子为争夺王位，发动战争推翻父亲。英国为争夺王位而发生了长达30年的红白玫瑰战争。英国和法国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竟然持续超过百年，从1337年一直打到1453年！

权力斗争的激烈和残忍，令人毛骨悚然，“天大地大没有官大；爹亲娘亲没有权亲”。如果不是历史进步废除了血统世袭制，骨肉相残的惨局还会继续上演。P55-58

文抄公、述而不作与《九九女儿红》

唯非可思议，非不可思议；是不可思议，亦尔可思议，不堕于一边。

《大梵点奥义书》

一

古人云：“高僧只说家常话”。家常话就是常识，就是一般人都必须知道的真理。

我首先要告诉读者的是，本书中那些最尖锐、最敏感的观点，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基本常识；许多人之所以对这些常识感到吃惊，那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认真阅读那些经典著作。虽然我们每个领导干部都说过自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其实真正能够认真钻研经典原著的领导，实在极少极少。所以他们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感到怀疑和震惊，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如恩格斯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这个论断让我醍醐灌顶恍然大悟，不仅让我告别了“道德万能”论，并且使我明白：除了自然灾害，人类的全部灾难都来自人类自己。监督、制约和惩治人类尤其是官员身上的残存潴留的“兽性”，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头等大事。

再如，很多领导干部都不知道马克思关于“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的论断，所以他们不知道共产党的神圣使命，就是必须把所有的无产者变成有产者。伟人们的这些论断猛一读确实骇人听闻，细想想却非常英明。

我相信：你会因为这本书而知道经典著作中诸如此类振聋发聩的论述，你也会因此而受到启发，得教益，甚至引起深思。

我属于“生下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的那代人。“文革”期间没有书读，就千方百计借别人的书。无论是“四类分子”和老私塾先生，还是教过我的几位老师，竟都敢把暗藏的《论语》、《孟子》和《红楼梦》等“大毒草”借给我。我读到激动处就动手抄，私塾先生悄悄告诉我：抄书好！古人读书讲究“动目不如动口，动口不如动手”；但是你将来写文章时可别抄人家的，抄袭别人的文章那叫“文抄公”。

真正开始理论研究之后，我也曾把“有理只管胆大，无私何妨心雄”当做治学的座右铭。但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却没有勇气直抒胸臆，总是忍不住旁征博引，小心翼翼地遵循逻辑推导出自己的观点。在古人那里，这叫“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想我堂堂七尺男儿，却要用他人之刀枪，率他人之兵卒，借他人之粮草，纵然能攻城略地，终究仍算不得好汉。因为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精神上怯懦的表现，真正称得上创新的理论研究，应当是“六经责我开新面”！

李贺有诗嘲讽曰：“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龚自珍也有诗句：“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在思想勇士们面前，我感到惭愧，所以给自己取了个自嘲的别号：“文抄公”。

有个著名的学术幽默说：只抄一个人的文章才叫抄袭；如果同时抄很多人的文章，那得叫研究。朋友给我刻了一方闲章曰“百衲衣”。佛教戒律规定，和尚的袈裟应该用人们遗弃的陈旧杂碎布片缝缀而成，以示苦修。僧人所以自称“老衲”，即典出于此。在我家乡，过去很多母亲为给孩子避邪压灾，就讨要百家碎布给孩子做件百衲衣。我小时候就有过一件，现在回忆起来特别有趣。所以我给自己的文章取个雅称叫“百衲衣”。也有臭味相投的朋友，把我的作品比喻为“鸡尾酒”。鸡尾酒不是酒厂生产的，而是调酒师用几种酒或酒与其他饮料勾兑调制出来的色彩分层的酒，时髦男女对它趋之若鹜。  然而，无论是“文抄公”、“百衲衣”，还是“鸡尾酒”，对于真正的理论研究而言，说穿了都是无可奈何的幽默自嘲而不是褒奖。所以我还有自我调侃的打油诗曰：“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会抄名利滚滚来，不会抄了就糟糕！”

惭愧之余我也自我安慰，连孔夫子做学问的方法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就也厚着脸皮无所谓了。其实，我对这种研究方法的妙处心领神会。

“文抄公”式的理论研究，一是不仅言之有理，而且持之有据。作者钻在防空洞里，一般情况下不怕谁抓辫子。我的不少文章确实相当尖刻，然而却很少惹麻烦，究其原因就是沾了旁征博引的光。二是增强了文章的权威性。中国人太崇拜权威了，同样一句话，老百姓说出来和权威说出来，那效果可有天渊之别。所以连胡适先生刚到大学讲课时，都要引经据典“孔说”、“孟说”，而他自己的话只能算是“胡说”，何况我辈！三是钱钟书式的旁征博引，虽有东施效颦之讥，却显得作者很渊博。你们读了我的书，就等于读了很多人的书，因此，希望读者不要嘲笑我陷入了“掉书袋”的误区。

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时说：“如蒙当世巨公，曲谅杞人忧天之愚，正其偏弊，因时而善用之，行睹积习渐去，风化大开，华夏有磐石之安，国祚衍无疆之庆，安见空言者不可见诸行事，而牛溲马勃，毋亦医国者所蓄为良药也欤？”

如是我闻，阿弥陀佛！

二

新中国成立60年，新中国历经艰难坎坷之后终于迎来了太平盛世。面对未来，我们有太多的经验要总结，也有太多的教训要汲取，更有太多的难题要破解。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人均年收入在1000至3000美元时，正是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社会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医学名词：成长疼。

成长疼是孩子骨骼的生长发育太快，肌肉骨髓受到牵扯所致，多发生在年龄4岁到10岁左右的生长发育阶段，孩子大腿或小腿肌肉会痛得不敢动，会痛得叫起来，时常发生在晚上或睡觉时，但白天却好像一点事都没有，孩子照样跑、跳、蹦，而且疼痛部位也无任何异常的红、肿、热。

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拙劣的。成长疼的医疗处理很简单，仅需给予一般的止痛药，或用局部按摩、热敷等方法，使孩子的生理痛苦得到减轻、心理痛苦得到关怀，体会到亲情温暖和安全感即可。但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成长疼”，却错综复杂、进退维谷，甚至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危险，绝对不能简单化处理。

社会发展进程中有很多“怪圈现象”，令人啼笑皆非。

例如，在那贫穷饥饿的极左年代里，我们“七亿人民七亿兵”、“日夜想念毛泽东”，民族凝聚力特别强，党和政府威信特别高。而今天，在社会繁荣昌盛、到处流行减肥的时候，人们却“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愤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实现温饱之后，群众心理反而不平衡了，对腐败和社会不公更加不能容忍了。

大家常说民主应该缓行的原因，首先是中国民众的文化素质太低。中国文化素质最差的当然就是广大农民了，然而，我们的直接选举，却仅限于农民选举村委会主任(俗称村长)。

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是，农民的收入仅为市民收入的1/3，然而心理感受调查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广大农民的“幸福感”最强，而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最差。

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动荡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的！

世界经验证明，民众的醒悟程度、文明程度，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反复证明：民众被奴役，可怜；民众被愚弄，可叹；民众被激怒，可怕；民众被启蒙，可贵！所以，广大民众的现代化启蒙尤其重要和迫切。

只有解决了众多的“怪圈”现象，中国才能和谐稳定，走向太平盛世。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只能由我们这代人来完成。

三

理论必须触及社会热点、难点和焦点，只有启蒙引导教育群众，才能完成理论的神圣使命：“一条明路指君去，半点疑心问我来！”

理论研究的悖论是：鹦鹉学舌要淘汰，标新立异要挨骂！

真理诞生时都是大逆不道、惊世骇俗的。虽然连书店的柱子都不能容忍研究的平庸，但世俗的目光更不能忍受真理的光芒。恩格斯说：“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君不见，在传统守旧力量特别强大的古老中国，任何“亵渎神圣”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都将遭遇重重阻力、激烈争论！因为让中华民族记忆犹新的丢脸事实铁证如山：无论是“文革”初期陷入极左疯狂的铺天盖地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还是“文革”后期七亿人民轰轰烈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世界，中国养育了太多太善于煽动群众的诡辩杀手和极左文痞，广大民众的愚昧程度也不可低估，荒谬仍然可以在中国肆无忌惮，横行霸道！因此，为了抓住改革的宝贵时机，连伟人邓小平也不得不再三强调“不争论”。那些居心叵测的“白马非马”、“鸡蛋有毛”式的诡辩专家们，玩弄概念，强奸民意，文过饰非，抹杀本质，颠倒黑白，混淆逻辑，强词夺理，蛊惑人心！在过去，惯于指鹿为马的“四人帮”御用文人曾说：“如果需要，我可以写恩格斯一百张大字报！”到现在，我们仍然能够经常看到连篇累牍、振振有词的陈词滥调。可以预言：今后只要丧失警觉，他们还会旧病复发。

“劝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功不可没，但他之所以迅速被历史淘汰，关键在于他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如邓小平对他的评价：“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之所以被称为世界伟人，就是因为他敢于拨乱反正，以惊人的胆略和气魄平反冤假错案，打破计划经济的桎梏，向市场经济迈进，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理论研究既不能害怕犯错误，更要勇于“犯正确”。

理论家必须能够月晕而知风，础润而知雨，思当局之所未思，言他人之所未言；不仅要具备耿耿忠心铮铮铁骨，而且还要洞若观火明察秋毫。没有新见解的墨守成规的理论研究，是鹦鹉学舌的“伪研究”；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理论家，是精神侏儒。

鲁迅先生曾经痛心地指出：“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是因为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

米丘林搞果树远缘杂交、无性杂交实验，培养出了苹果梨等300多个新品种。于是就有人骂他“竟然把上帝的果园变成了妓院”。

实际上，很多人对政治理论学习往往都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唯有认真思考才能发现：原来竟然如此！

2009年2月2日，温家宝总理在剑桥大学的《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演讲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最根本、最具有长远意义的是体制创新。”这话既高瞻远瞩，又振聋发聩，实在太珍贵了！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很先进，只是物质和技术不如西方。甚至上溯到清朝，从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到慈禧太后，也都认为这个观点绝对正确，所以才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深思之后你就会明白：这个观点经不起推敲，它直接违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常识：只要社会经济基础落后，上层建筑就不可能非常先进和完美！

经典理论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建起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及政府、党派、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器。思想上层建筑则是指适应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

如果没有30年前那场解放思想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因为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我们才有了这些年的辉煌成就；今后中国要继续崛起，还要靠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政党再造：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作者高民政和姜崇辉说：“苏共的衰亡警示了传统政党必须实现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然而，中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现实是，因为政治改革滞后而造成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反而却成了许多人反对进行政治改革的原因、理由和论据。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不再继续解放思想，我们就会被历史淘汰。

老共产党人陆定一说，要学大禹治水因势利导，而不要做大禹父亲鲧围水堵水的蠢事。他的临终遗言是：“要让人民讲话！”

周厉王压制群众舆论，王室著名人士召公劝告周厉王时，说了一段彪炳千秋的名言：“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周厉王因为不听劝告而失去政权，历史上的统治者基本都听不进这个劝告。

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对待凯恩斯理论的态度极有意思：他们既给高唱赞歌的《凯恩斯革命》作者劳伦斯·克莱因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给愤怒声讨“凯恩斯妖魔”的《货币的非国有化》作者弗·哈耶克评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是评委们自相矛盾，而是明智的真理选择。浅薄的人会认为他们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也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但实际上却是互补的。更有意思的是，许多先进国家的正统经济政策，竟是两派学说的综合体！

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就是允许不同的观点交锋，允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既喜欢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也叹服金文明先生批评余秋雨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和《月暗吴天秋雨冷》；因为余秋雨的文章给人以精神震撼，而金文明的批评则给人以缜密严谨。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四

我忍不住又想抄书了！

《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发表了著名人士周瑞金总结任仲夷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摘抄如下：

——邓小平在他最辉煌的18年中，给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解决腐败蔓延问题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当今中国政治改革严重滞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

——权力必须以权力制衡。权力相互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

——政治体制改革要特别防范“左”的干扰。20世纪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公开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这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议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

——国情决定了中国民主化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只有共产党牢牢掌握改革主动权，“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才是社会进步代价最小的最佳选择。不能前怕狼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良机，使体制外的改革力量超过了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了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了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了理性的力量！

五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仓颉造字成功后，竟然惊动得“天雨粟，鬼夜哭”。凡是具有“审父意识”的思考和写作，都相当痛苦；如果率尔操觚粗制滥造，出书就是出丑。虽然我敢毫不谦虚地说，这年头像我这样刻苦研读马恩列斯毛邓原著的人，绝对非常少；但是我也清楚，缺陷和错误仍是无法避免的。

在巍峨庄严的学术圣殿面前，我知道自己的粗陋和浅薄。美丽的孔雀在开屏的同时，尚且露出了不雅的屁眼；如果麻雀、乌鸦之类东施效颦也要开屏的话，那恐怕就只能惹人恶心了。

我经常用鲁迅的名言鼓励朋友也鼓励自己：“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这本书我1989年动笔，1993年底出油印稿；然后在等待中不断修改，2007年自费出版：经过漫长的18年后，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半生蠹鱼，茗公老矣！在这漫长的18年里，我这只小蚂蚁顽固地啃嚼着这一根思想的硬骨头，却在无意中暗合了辜正坤先生的治学观点：“作为一种思想性较强的著作，最理想的做法是研究思考至少30年，在50岁或年龄更大一些的时候再著书立说。”

我知道这本书写得确实不够好，尤其是许多关键地方的欲说还休和证据罗列，特别让读者感觉不爽。但是目前我只能写成这个样子，敬请诸位理解和原谅。

此外，任何著作阐述观点都需要佐证，因此我对本书中不得不引用报刊上的一些反面典型报道表示歉意。旧伤疤总是丑陋的，惩罚已经承受，旧事重提难免痛苦和尴尬；但是奉献病例以训后世，则是舍己救人的大慈大悲。因此，我希望本书提到的那些反面典型的当事人及其亲朋好友，能够谅解作者忧国忧民的苦心。

此时此刻，陈少华那《九九女儿红》的优美歌声，在我心中响起：

穿过了青石巷/点起了红灯笼/你十八年的等待/是纯真的笑容/斟满了女儿红/情总是那样浓/十八里的长亭/再不必长相送/掀起你的红盖头/看满堂烛影摇红/十八年的相思/尽在不言中/九九女儿红/埋藏了十八个冬/九九女儿红/酿一个十八年的梦……

亲爱的读者：这本书就是我养了18年的女儿，是我酿了18年的美酒，是我倾注了18年心血的梦想。现在，我郑重地贡献给你们了！

同时，我要把这本书带到父母的坟墓前，祭祀他们。

我的父母是卑贱而伟大的。我最感谢父母的是，无论是在饿死很多人的“三年大饥饿”时期，还是在家里极度困难没钱吃盐点灯的时候，他们竟然从来都不说不让我上学。1966年那个烈日酷暑的夏天，母亲带着我上山摘酸枣卖钱给我交学费，她突然中暑昏倒在山上！我那种天塌地陷、撕心裂肺的哭喊，现在想起来就鼻子发酸，刻骨铭心！如果父母当年不让我识字读书，自然也就没有这本书了。

其次，我要把这本书贡献给河南教育学院图书馆。当年，图书馆的老师们破格让我一次最多可以借12本书。在那里，我积累拥有了20多本“文抄”笔记，我完成了思想和精神的自我启蒙，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甚至在我离开高校之后，她们竟然还给我写信，说只要我写作需要，图书馆还可以给我寄书！

经过漫长的推敲打磨之后，本书终于问世了。我要特别感谢三位年过古稀的老文化人：

第一位老人是我老师的老师杨桦先生。幸亏他当年奔走游说成功，让我这个大队小学附设初中班毕业的农村青年，在种了多年庄稼之后，居然登上了高中的讲台。这样迫使我“教然后知困”，继续发愤学习。第二位老人是叶青山老师，他多次坐客车专程到内乡县衙来，和我反复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痼疾和西方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于是我们合作写出了《治乱循环怪圈与文化因果报应》。第三位老人是画家于天老师。在南阳，很多人都知道画家于天，但极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头饱经风霜的识途老马。他沉默寡言，思想深邃，他的几十幅哲理漫画使我这本书增色很多。

还有很多朋友为我帮了很多大忙，令我终生难忘。在这里，特向诸位鞠躬致谢：李茗公这厢有礼了！

九九女儿红

洒向那南北西东

九九女儿红

永远醉在我心中……

2009年2月28日于内乡县衙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