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海军元老，也是近代中国的译界泰斗和国学大师，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本书主要讲述了严复一生的神奇经历及对传播西方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丰富的一手材料不仅确保了本书的学术价值，也显现了作者潜心学术的勤苦与执着。

严复（1854-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思想家，翻译家，文学家、著名学者。

本书展现严复一生的心路历程和学术活动，着重对他早年求学经历、维新文化观、西学译述、老庄评语及其中西文化观等问题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重新解释了他的晚年思想，从而将这位文化巨子的历史形象清晰地勾勒出来。在此基础上对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作了新的探索。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言

英文提要

第1章 孤寂先驱：早期求学生涯

 1.1 寒窗苦读的少年

 1.2 留学英伦求新知

 1.3 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第2章 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

 2.1 从救亡走向维新

 2.2 严、康学术思想之分野

 2.3 文化维新，教育救国

第3章 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

 3.1 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3.2 严译展现的“西学”世界

 3.3 严译的“中学”根柢

第4章 薪烬火传：旧学新释辟蹊径

 4.1 “道”的诘思

 4.2 庄子评注新特色

 4.3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第5章 黄昏余晖：中西文化的前瞻

 5.1 思想视角的移位

 5.2 重估中西文化

 5.3 愈懋老人的启示

严复学术行年简表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1840年以降，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狂风暴雨般冲刺、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给中华这个老大帝国以空前的挫辱。本来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①。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从挤开的门缝，依稀看到外间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向。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之“新学”；再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真理，走在时代的前列。其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时代风雨的洗炼，然而他却有幸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晚期在给他的弟子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对子女教育的意见时说：“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①严复所设想的这种青少年教育模式及其学习进程安排，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个人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回溯他的早期求学生涯，我们就可获致这一认识。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易名宗光，字又陵；走入仕途时始用严复，字几道；晚年号愈懋老人，又别号尊疑尺庵，别署天演宗哲学家。民国时期，因侯官并人闽县，故又被人称为“闽侯”。②

侯官地处东南之隅，不过弹丸之地。在晚清，此地却迅速崛起了一批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昌彝、林纾、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方声洞、林旭、林觉民等，这些历史人物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出色成就，故时人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

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就其地理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山清水秀。当地土著居民唯严、陈二姓。“严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数者，都数十百家，虽传世逖远，皆相亲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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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 (《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

大约是在1992年春、夏之交，尹飞舟、陈晋两兄盛情向“国学大师丛书”执行编委钱宏君推荐，希望他能收揽我为丛书的作者之一。钱宏君随即将丛书的体例详告于我。当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答辩，杂事繁多，来不及细密考虑和认真查找有关资料，随即选定《严复评传》。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胡适思想研究》，自己只得先全力以赴修改、扩充博士论文，忙了半年多时间，书稿杀青后，又赶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直到199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我为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自己才腾出手脚来，写作这本已拖延了近一年的书稿。

当初认定《严复评传》的撰写任务，主要是出于对严复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兴趣，且以为像严复这样的文化巨子，前人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自己也许可资利用。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才感觉这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工作。首先，严复本人讲究文辞，其文古奥，不易读懂，近人梁启超、胡适、鲁迅诸人早已论及，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少。其次，严复一生的文化学术成就侧重在西学方面，而不是在国学方面，故可资论述的材料太少。最后，现有的严复研究主要集中在严复的政治思想、严复的翻译活动和他对进化论的传播等方面，对严复的学术思想研究实在太欠缺了。在前人的研究中，值得提到的学者应有周振甫先生、王轼先生和美国学者史华慈先生。周先生离严复相距甚近，对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真切的体会，加上他勤搜材料，故其完成的《严复思想述评》可以说是第一部较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但周先生以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为讨论线索，内容的偏重自然也在这一方面。王轼先生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严复作品的整理上，五册《严复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严复作品集。遗憾的是，王先生的《严复传》，明显受到时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史华慈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主要探讨严复与西方的关系，而对他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部关系鲜有论及。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写作《严复评传》，既有较大的挖掘余地，也有不容忽视的研究难度。

来北大八个月，我几乎倾全力投人这项工作。在这部书稿完毕时，自己从头校阅一遍打印搞，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无奈身在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专项的博士后研究课题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罢。

这些年来，我一直耕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园地。在研究胡适时，我着意阐释和理解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评价标准上明显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受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深。进入严复研究领域后，自己萌发了一些与此之前稍有不同的心态变化。尽管研究对象严复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学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成份，尤其是他晚年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估，既受到时人的批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贬议。对此，我总觉得人们欠缺对严复思想内涵应有的理解。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本来就没有明显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分野，他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并无所谓离异；既无离异，又何所谓复婚式的“回归”呢?他对西方近世文化虽曾大力宣传，但也非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他对卢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对英美近代化理论和实践钻研的结论，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