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是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以戴震的治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为贯串，评价了戴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前后期思想的区分及其转变动历、经学成就、自然科学及基科学哲学成就、史地学成就、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成就、新理学道德哲学、经济伦理及其朴素辩证法成就等。

本书是关于清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戴震的一部大型评传。全书将能收集到的有关戴震的生平事迹放在其学术思想、科学思想和演进中叙述，夹叙夹议，注意以将这位清代第一流的学问大家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和哲学问题作具体缕析，有较强的可读性。全书以戴震的治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逻辑发展为贯串，评价了戴震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文化背景、前后期思想的区分及其转变动历、经学成就、自然科学及基科学哲学成就、史地学成就、人文科学的语言解释哲学成就、新理学道德哲学、经济伦理及其朴素辩证法成就等。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人生路标和学术起点

一 畸形时代的文化

二 从儿时善疑好问到继承知识主义传统

三 师承江永

四 戴学发轫

第二章 戴震的前期思想

一 前期论学

二 早年著《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

三 生计维艰注屈赋

四 传世之作《考工记图注》

五 京师交游和朴学思想的成熟

第三章 《七经小记》

一 宏大的著述计划

二 《七经小记·学礼篇》及其他

三 《七经小记·水地记》

四 对《易经》的研究

五 对《尚书》的研究

六 对《春秋》的研究

第四章 戴震思想的转变

一 结识惠栋

二 颜元李塨学派与戴震

三 后期论学和向新理学的转变

第五章 自然科学及其哲学问题

一 西学东渐和对传统科学的整理

二 对传统天文学的总结和发展

三 《勾股割圆记》的主要成就

四 戴震天文研究中的科学哲学问题

五 戴震数学研究中的科学哲学问题

第六章 戴震的史地学

一 参修《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

二 与章 学诚论修志

三 戴震自校本和参校殿本《水经注》

第七章 戴震的人文科学语言解释哲学

一 解释哲学和文字学思想

二 词义诠释和哲学释义

三 语言解释中的转语说和因声求义

四 语言解释中的古音学

五 语言解释中的今音学

六 语言解释中的方言研究

七 汉语语言学说的成就

第八章 戴震后期的新理学道德哲学

一 从自然观及其一般人性说向新理学的逻辑发展

二 理存于欲和对理欲相分的批判

三 以人性欲念和事物为本的新理学道德哲学

四 才及其与性、欲、情、知的关系

五 人道及其内容仁义礼智

六 诚和新理学道德准则的实施

七 控诉“以理杀人”是时代的最强音

八 “权轻重”是新理学道德哲学中的辩证法

九 《孟子字义疏证》引起的反响

索引

重要词语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为求学问的“十分之见”，戴震主张以高尚的学德保证之。他说：“立身守二字日‘不苟’，待人守二字日‘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免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爆，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为学需解蔽，这就是戴震的结论。这蒙蔽来自两处，一是受别人的蒙蔽，一是自我的盲目性，受自己的蒙蔽。种种蒙蔽中，名利可能成为最大的蒙蔽，受名利的蛊惑，或者攻击他人抬高自己，或附骥他人煊赫一时。有了此类“蔽”，决不能闻道。为学受人受己蒙蔽，还是个识力不足的认识能力问题；追逐名利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个品质问题。大凡治学之初，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难成定见，一旦初见成效，又极易产生自我盲目性，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已”，从而“以己自蔽”。认识此“两蔽”不易，认识后在行动中去此“两蔽”更为不易，这无疑需要反复的治学实践和长期的学德修养。戴震前期论学强调“闻道”中去其“两蔽”，可谓一代学人兼哲人的自我反思而得出的至理名言。在认识并实行去人蔽的基础上，前期戴震得出了汉儒、宋儒“得失中判”的结论，告诫人们不要让汉儒、宋儒蒙蔽自己，这一观点到了可能是戴震后期著作的《与某书》中进一步发展。在认识去己蔽的基础上，就在这一封给姚鼐的信中，明确表白了自己不愿好为人师的态度，拒绝了姚鼐的从师要求，把师生关系的含意置于严格意义上的古师友同道上。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五年前，我承鲁国尧教授的推荐参加了《戴震评传》撰著人的投标。后来，接到匡亚明教授领导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正式约稿信，十分高兴。六十年代我就读于南大中文系时，幸获聆听王国维弟子、著名音韵学家黄淬伯教授讲述戴震，黄先生成天口不离戴东原，给人印象尤深，启示很多。今续先师之绪业，完先生之未竟，故乐为此传。然陈力而就列，要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从事专门研究，为清代第一流的学问大家、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戴震撰写一部长篇评传，全面评价和传述戴震的一生，真是谈何容易!朝夜以思，如履薄冰，以勤补拙，不敢懈怠。值此交出《戴震评传》书稿之际，我的心情稍稍平复，好象是一名小学生刚刚完成了一份作业交给老师。“诬圣乱经”，历来被学界视为大逆不道。轻则受罚，重则要被逐出教门的。面对乾嘉学派的巨擘，清代考据学的泰斗，是否当作如是观，如此评，如此传，深知汲深绠短，力不从心，故谨以这份答卷为引玉之砖，权呈于世，以期高明垂教，且随时准备“被逐”，来一番检讨，下一番重新认识的功夫，更何况戴震其人其学，几乎一直处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之中，人们对戴学的认识远远没有完。

戴震的学术著作，十分艰深，有的白文标点也很困难，如《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中的《勾股割圆记》全文，极难断句。钱宝琮谓“《勾股割圆记》之难读，恐非残碑断碣所可比拟矣”。义理剖析，则更须平心体会，烛幽阐微，以现代科学精神审视之。纯学术性的语言文字学、自然科学，乃至后期哲学，宜统而观之，幸勿偏废。笔者尝试以其内在的学理逻辑为贯串，建构其“朴学逻辑——自然科学逻辑——后期新理学哲学”的思想系统，对约占戴震学术百分之五、六十的古音学、文字学、训诂学、词源学、校勘学，经反复研讨和思考，拟统之以语言解释哲学。作如此构架，抑或可以“思想”和“思想家”一以贯之。在涉及具体学术问题时，瞻前顾后，旁及共时左右，作一番学术史和同层面的介绍，以引起兴趣，加强可读性。似乎可以这样说，拙著是把戴震学术及其哲学思想当作一个方法学的逻辑系统来处理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诸如《七经小记》之经学、古代天文数学研究、经济伦理、方志学、校《水经注》等，都不过是这一全书骨架的附翼。在建构这一骨架的过程中，作者曾多次反思自己的知识结构，检验其适应性。大略而言之，仍然是以人文科学的基础学科语言文字学为基点，以哲学、自然科学为必备，最重要的，当然是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研治之。既自信人生，又不自量力，始终在主客观的矛盾中开拓前进。

在拙著修改定稿时，喜逢第二次戴震学术讨论会和《戴震全集》首发式在东原故里召开。我到会认真听取了每一位专家的发言，并有机会作个别请教，获益非浅，集思广益，裨补拙稿。书稿综采近百年来戴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吸取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可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特别应予记述的是：唐文教授、蒋广学教授、卢央教授、吴新雷教授先后审读全稿或专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指示了若干再深入的门径，他们是本书的审订者。长篇大言，不免詹詹，如有铸错，当然由我负起文责。

在我研治和撰稿中，深通哲学和语言学的本师周钟灵教授时为教诲。周勋初教授、阎韬教授、徐复教授均悉心指教，勖勉有加。博士生徐兴无、余宁同志为我搜集材料，提供信息。更不能令我忘怀的是徽州师专戴震研究会的叶光烈教授、方利山老师，黄山市博物馆的胡槐植研究员，戴震后裔戴龙荪教授为我热情提供咨询，多方指点。谨向以上师长和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敬意。又在接受撰稿任务后赴皖考察期间，正遇雨雪，甚为狼狈，多亏歙县中学的帅正芳老师、画师黄老先生热情接待，讲解轶闻旧事，特记于此，以志不忘。最后，还要说及的是，蒋广学教授在审悉书稿后，又担任了责任编辑，多所偍正，亦此志谢。

李 开

一九九二年二月四日  于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