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栏目的时评文选，收录本书的均为近几年青年话题栏目板块的优秀时评文章。文集不追逐肤浅的热点和潮流，努力观察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叙述时事发展的轨迹、改革的历程、民众的权利诉求。本书适合大众读者阅读，以及关心国家时事热点的读者阅读。

本书是《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栏目的时评文选，收录本书的均为近几年青年话题栏目板块的优秀时评文章。本书所选文章不追逐那些肤浅的热点和“各领风骚没几天”的潮流，而是集结了那些更关注中国的、看起来不太有“卖点”的，关于时政的、社会的、思想文化的时评。

本书文章中的许多时事热点虽然过去了，可由于发展的惰性和体制的时滞，时评中所提出的问题依然存在，常识需要不断重复，所以文章的价值仍然存在；所依附的新闻由头虽然远去，但那些蕴含着评论中的思想仍有着丰富的价值。

本书适合大众读者阅读，以及关心国家时事热点的读者阅读。

2008年：历史影像化之后，还剩些什么

 新闻事实的真假比记者身份的真假更重要

 权力面前，权利如此孱弱

 有限政府没有无限责任

 请公示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

 坏习惯是被坏制度惯出来的

 刘翔当选政协委员的两难困境

 警察会用摄像机照自己吗

 科学研究不必事事关乎“民族大义”

 新闻要真实，宣传更要真实

 艳照门：娱乐退场并不意味反思终结

 好议案需要代表“咬定青山不放松”

 魔鬼从不可怕，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

 允许每一个人说错话

 公共讨论中质问立场动机很有害

 发改委主任的学历羞煞多少权力文凭

 “自造权力”是有权者的本能与通病

 泛滥的公祭正在演变为烧钱的文化秀

 网民越理智，网络社会才能越成熟

 以大国的自信应对火炬传递

 抵制家乐福：真情可嘉，理性不足

 我为什么患上“理性恐惧症”

 辛德勒百年：英雄无需完美无缺

 相信民众，透明比保密靠得住

 面对鲜活的生命请停止无谓的争论

 灾难报道要成为温柔的抚摸者

 用良心给孩子们建不塌的学校

 别把中国的事情想简单了

 历史影像化之后，还剩些什么

 做鬼也幸福强奸“鬼”意

 回首假虎照，我们终于飞越疯人院

 小冤屈会引发大风暴

 公权合法行使亦是奥运安全之保障

 警察不该充当企业的武装家丁

 民意不是永远正确

 谁为王益披上音乐家的新衣

 汇源事件无涉民族有关垄断

 奶粉事件，政府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三剑客”的艰难不能仅当励志佳话

 真相无法被封锁

 监控网吧也要关照私权自由

 杨湘洪不是最后一个出国未归的官员

 人人有房产可能是雷区

 煤老板也是被流寇勒索的守法公民

 当国家发改委门前人头攒动

 鼓励告密会让人人生活在恐惧仇恨中

 对不起，我不抵制法国货

 当心世界“麦道夫化”

2009年：“躲猫猫”背后的诚信危机

 通往权力之路，像春运一样拥挤

 戏剧的民族主义

 谁都有权对4万亿的去向提出质疑

 国泰君安天价年薪的丑闻有无后续

 “躲猫猫”背后的诚信危机

 政府机关，不要门卫才正常

 兽首回归与洗国耻无关

 总理说的是“权利”还是“权力”

 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暴力

 揭私披隐到何时

 批评政府哪怕失实，也不能以“诽谤”治罪

 政治人格青春期的社会

 “五四”90年：“德”“赛”先生依然年轻

 罗彩霞案：个案正义背后的反思

 悲情北川：让寻常生活慢慢抚慰伤痛

 征收物业税须经人大立法

 预装过滤软件的“家长制”善意

 倒掉的大楼能否影射中国楼市生态

 “网友曝”是一种很恶劣的新闻文风

 有一种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叫“学习”

 力拓案反思：法律的力量比政治大

 “楼歪歪”面前天下寒士何来俱欢颜

 “被网瘾”背后有没有可怕的利益链

 是什么妨碍我们“回到常识”

 法律和道德都是被钓住的“鱼”

 人人深陷阴谋泥潭

 失去崇高，也就没有卑劣

 政府还能为大学生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官员称”为什么敌不过“网友曝”

 政府诚信是社会民主的前提

2010年：扬一扬“家丑”，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中国

 社科院专家的安阳行更像匆匆走穴

 人民的代表为何也亢奋地喊增税

 央企地王血管里有没有道德血液

 南平血案之后如何拯救孩子

 哀悼的意义不只是悲伤

 以开放的心态包容文明的差异

 从富士康加薪看“中国模式”转型

 为什么文凭打不倒唐骏

 学术不端事件里的“岁月神偷”

 国资委约谈是假，央企拿地是真

 行政干预司法：法治社会的政治禁忌

 扬一扬“家丑”，可以看到更真实的中国

 我们需要原址重建人类社会

 伊春空难是不是栽倒在“原则上”

 特区而立之年重提改革的真义

 迎接改革的“去符号化”时代

 特区的奇迹莫过于梦想和自由

 探索特区的深化改革之路

 探寻改革路径公民社会先行

后记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新闻主管部门最着力的一件事情就是打击假记者。于是我们有幸看到各媒体在显要位置刊布“敬请核查本媒体记者真假”的声明，也陆续从报端看到逮着假冒记者的“看点新闻”：湖南一假记者站站长敲诈到真记者站站长头上；广东县委书记抓住三个企图敲诈他的假中央电视台记者；山西运城一个县级收费站3小时内查出19名假记者；而最著名的是山西大同煤矿主打死假记者兰成长的事件……

我留心到，这些揪出“假记者”的新闻中，那些写报道的真记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欢欣鼓舞的情绪，而没有一个人试图去冷静地追问一下：这些“假记者”们所做的是不是真新闻?

假记者最为人指斥的是假借新闻采访之名行吃喝玩乐、敲诈勒索之实，其手段无外乎是抓住当事人的某一把柄，以“曝光”相要挟。但常识告诉我们，被要挟的人多半是强势群体，没有确凿的证据在人家手里他们哪里肯乖乖就范!这些假记者除了将采访做深入、将材料整扎实之外，事实上并没有别的什么可以依仗。如果其调查本身不能过硬，别说敲诈不成，人家首先就可以治你一个诬陷和诽谤的罪名。

那么，一个没有真实记者证的人到底有没有调查、了解新闻真相的权利呢?对此，法学专家们早就指出，新闻报道源于公民的言论自由。除非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言论自由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报道新闻，发表评论。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主张人人有“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即使这些人是“假记者”，也丝毫不影响他们采访行为的正当与合理，其非法之处仅仅在于他们将正当的行为用于非正当的目的。

假记者泛滥最起码揭示了当前传媒界的两大真相：一是大量的社会负面新闻被真记者们所漠视。媒体没有尽到“监测环境”的天职，其留出的大量空间被“假记者”们所利用。我们要问：既然在采访便利上受种种限制的假记者都可以掌握扎实的材料，为什么货真价实的“无冕之王”们却屡屡缺位呢?说到底还是“报喜不报忧”的新闻传统与体制在制约着。面对假记者们发掘出的真正的新闻，媒体不去反思自身的不作为，却沾沾自喜于“揪出了假记者”，这真是一种悲哀!

当前传媒界的另外一个潜规则就是，只要是真记者，其非法获利被揭发的危险系数就会大大降低。事实上，一些真记者利用吹捧或者要挟来牟利，早就是业内尽人皆知的秘密，但其不仅没有被揭发，反而步步高升，甚至还成了“模范记者”和“十佳记者”。这样的真记者，笔者能有名有姓数出来的就不止一个两个。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些以敲诈为目的的假记者还只是零散的、偶尔的，而靠掌握话语权牟利的真记者才是体制性的、日常性的。

所以，我厌恶假记者，同时也同情他们，因为他们并不比某些“真记者”更卑劣。

P2-3

欣闻中国发展出版社要为时评出一套丛书。在这个不少出版社和书商争相炒作名人隐私，拿明星的花边和口水作卖点，追逐那些肤浅的热点和“各领风骚没几天”的潮流之时，还有出版社愿意为看起来不太有“卖点”的时评出丛书，本就让人尊重。作为一个写评论写了30多年的老报人，很乐意为这套丛书写点儿什么，并借此谈谈对评论的一些理解。

认为时评不太有卖点，其实是个误解。先说说《中国青年报》的评论，本报有两套评价系统，一套是“月度评估报告”，另一套是每周的网上点击率和转载率统计——两套评价体系，每一次评论版都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阅读率最高，读者最满意，读者印象深刻的文章最多，点击率和转载数也名列前茅。据我所知，不光是本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影响力较大的市场化媒体也是如此。

最高的阅读率，最受读者欢迎，这不就是最好的“卖点”吗?

有学者认为，当下中国的舆论生态处于一个“时评兴盛”的热言时代，我认同这种评价。我同时感到很骄傲的是，学界和实务界基本达成共识，或者这一波的时评热是从1999年《中国青年报》开创“青年话题”版开始的。中青报领风气之先后，时评这种文体越来越发展成一种民众表达、公民言说的实用文体，如今有报纸必有时评，不开评论版老总们都感觉对不起读者了。没有评论版的赶紧增设评论版，有一个版的扩为两个、三个，不少都市报在日常评论版之外还增设了“评论周刊”。

因为时评有“卖点”，读者有需求，产品有市场，媒体才会竞相开辟时评版。所以，中国发展出版社为时评出丛书，起码是不会吃亏的。

写了这么多年评论，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评论，我答日：抡不开丈八蛇矛，只会使匕首。写小说，等刊物七审八审半年有余，性急等不起。有话想说如鲠在喉，哪等得了半年。我写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还写过诗、写过歌词，都发表过，但无一成功。酿不出茅台、五粮液，给拥挤的市场平添了一些劣质酒，虽害不了命也醉不了人。不干了，转产杂文和评论，表达强烈度较高的爱憎。一试便放不下了，以至于思维都变成杂文和评论式的。

从写杂文到分管评论，这30多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高歌猛进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中写评论、编评论、分管评论，积累了一些对评论的理解，借此写出来与评论同仁交流。

出一本“青年话题”评论集，是一直以来的愿望。权作对十来年“话题”的总结，也算给所有作者一个交待——多亏他们，一如既往地支持“话题”，才有了这样一个在中国新闻界有所影响的版面。

当“青年话题”的编辑，差不多已有10年。当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与一种文体、一个版面息息相关之时，回首它的历程，不免感慨。

1999年底，报社酝酿改版，办一个言论版的设想被提出并付诸实施。几经斟酌，选择了“青年话题”这个相对稳妥、平和的版面名称，“意见广场”的表达，在“开栏的话”里被删除，“大嘴小嘴都说话”的设想坚持了下来。“为公众提供言论平台”的定位，在随后的调整与改进中，日渐明晰。

“青年话题”的创刊，带动了“时评”的兴起以及言论版的繁荣，这可能是创办者们始料未及的。回头来看，言论的兴盛，有其必然原因：转型社会的民主权利和媒体自身发展、竞争的需要。只是，10年前网络等新媒体对报纸的挑战，不像今天这般激烈。当互联网彻底改变信息的获取方式和传播途径之后，传媒的竞争，就由信息的PK转为观点的较量，评论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有入笑言，“青年话题”是评论的“黄埔军校”，一大群曾经的作者，后来成了各媒体的评论主编。与此同时，各媒体的评论版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各自的特色，“草根”与“精英”的分界渐显端倪。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异，既体现了言论版的多元化路径，也暗示了言论的发展轨迹。

人人都有发言权，并不意味着谁都能说好。判断能力、专业知识、学养水平的强弱，为言论表达预设了门槛。那些见诸报端的“公民表达”，只可能是少数人的“言说”；所谓的“表达者”，也往往是一个特定的人群。正是因为表达有门槛限制，对言论质量和水准的追求，成为必然。这并不意味着“公民表达”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只是在评论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有优胜劣汰的过程。

言论的发展，最终可能走向“专业化”——发言者不一定是专业人士，言论本身却要具备专业水准。写作群体的扩大，写作水平的提升，让言论从最初的“众说纷纭”转向“有目的”的发言。评论不再只是就事论事，而在引导和推动事件的发展，有意识地设置议程——10年前，“冰点时评”刊发《国旗为谁而降》，呼吁为灾难中死亡的平民降半旗。这一建议，在此后屡次被提及。汶川大地震，众多媒体设立哀悼日的评论，最终让国旗为平民而降。

在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言论表达的空间不断拓宽。 “公民”、“权利”、“民主”、“自由”这些当年的“敏感”词，已不再需要规避。当然，现实舆论环境下，完全的自由表达依然受到限制——评论权作为一种权利被载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时，媒体和评论者的欣喜若狂，可作注解。

归根结底，评论权就是一种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它必然带有主观色彩，难免假设和揣测，除非它有“故意的恶意”，否则不能因言获罪。事事均可言说，表达不受限制，大约是所有评论入的期许与努力。

篇幅所限，本书只选择了2008年以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面的近百篇文章。大多数作者与我们素昧平生，只在文字与言说间，为共同的理想和认知勉力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