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四家词人年谱》是宋代四位文学家刘一止、李光、汪藻、王之望的年谱。他们一生的主要仕宦经历、交游活动、文学创作都发生在南渡前后。

本书援《两宋词人年谱》之例，题为《宋四家词人年谱》，但实际操作时，并不局限于谱主的词人身份与词作的考订与系年，而是将谱主的仕宦经历、交游活动与诗词文创作以及其他诸如历史著述、学术著作等一并予以系年，期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谱主的一生行事，同时亦可概见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文坛风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知人论世的基础资料。

《宋四家词人年谱》是宋代四位文学家刘一止、李光、汪藻、王之望的年谱。他们一生的主要仕宦经历、交游活动、文学创作都发生在南渡前后。

刘一止学识渊博，是南宋初有影响的文学家，为时人所推崇，叶梦得论当世人物，以他为第一流。他为人冲淡寡欲，曾教诲其子说：“吾平生通塞，听于自然，唯机械不生，故方寸自有乐地。”(《宋史》本传)他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散文创作深受韩愈、柳宗元的影响，宏博严谨，而不纤巧刻琢；所作制诰之文，能赏善罚恶，坦明有体，受到赞赏；乡人士大夫葬其父祖，以得其撰写的墓志铭为荣。他的诗寄意高远，自成一家，吕本中、陈与义等读其诗，感叹道：“语不自人间来也。”故《四库全书总目·苕溪集提要》说：“是其著作亦盛为当代所推矣。”其词清远精妙，曾因《喜迁莺·晓行》盛传于京师，而得“刘晓行”之雅号。现存42首词，是四位词人中存词最多的一位。

李光是南宋四大名臣之一，著名文学家、易学家。著述甚富，然多散佚，现存《庄简集》十八卷。他是北宋名士刘安世的门人，学有渊源，晚年贬谪岭南，著有《读易详说》。他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然心系家国，有英伟刚毅之气，高逸旷达之姿。他的诗志谐音雅，婉丽多姿，大多托兴深长。晚年诗风朴素，类似陶渊明、苏东坡。张溟《云谷杂记》、赵与虤《娱书堂诗话》评其《藤州安置赠枢密使臣》等晚年诗作，清绝可爱。现存词14首，注重词的叙事功能，篇篇都有词序，创作缘起、心灵性情皆宛然可见。词作或抒忠臣忧愤，慷慨激昂，或叙流落境遇，悲慨深沉，或写归隐闲情，潇洒飘逸。往往寄托深邃，格高调雅。其诗词文均有真情实感，一如其人之真性情。

汪藻在宋代是一位有很高地位的四六文大家。一生著述甚丰，然散佚大半，《浮溪集》六十卷现今仅存半数。他是宋代四六文的集大成者，擅长俪语，用典得当，行文得体，道丽精切，时人将其比作唐代的陆贽。宋孙觌称其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学士大夫传诵。自海隅万里之远，莫不家有其书，所谓常、杨、燕、许诸人，皆莫及也。”(《浮溪集序》)陈寅恪先生也充分肯定宋代四六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推举汪藻的《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宋四六文第一。另《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高丽入贡不允诏》等也广受褒扬。其诗平易晓畅，晚年之作抒幽愤孤独之情，兴寄深远，颇类柳宗元诗。他一生嗜书学古，著述很多，于史学功绩尤显。虽荣贵三十年，但无屋庐以居。惜其晚年为秦桧所斥，流落永州，客死异乡。

王之望在绍兴末年历太府卿总领四川财赋、参知政事，其政绩、文采在南宋中兴时期均颇有影响。《汉滨集》六十卷现存十六卷。其诗文疏畅明达，有北宋遗风；奏札大多可以考见时事，与正史相参。现存词26首，唱和赠答之作较多，词风华丽典雅。

序

自序

刘一止年谱

李光年谱

汪藻年谱

王之望年谱

后记

是年，吴君平卒。行简应其子宥之请作墓志铭。

本集卷四十九《吴君平墓志铭》：“君年七十有九，绍兴十年十月某甲子，以疾终于隐居之庐。葬有日，其子宥属余志其墓。”吴君平本年卒，“葬有日”，其子宥请铭，故此文作于本年十月后。

是年，胡宗伋卒，行简为文祭之。

本集卷二十九《祭胡浚明文》：“我官于越，阅岁其几，自始识君，一星终矣。……天报善人，宁有奇偏。七十者稀，君实无憾。”知胡浚明享年七十，行简自建炎二年戊申(1128)始识胡浚明(详前谱)，至今已有十二年。李光《庄简集》卷十八《胡府君墓志铭》亦云：“君讳宗伋，字浚明，绍兴十年卒，年七十。”则祭文作于本年无疑。

是年，作杨宗闵墓碑。

杨宗闵乃杨震之父(杨震，参前建炎元年谱)。本集卷四十八《宋故武功大夫贵州刺史永兴军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特赠右武大夫光州防御使累赠太师魏国公杨公墓碑》：“公讳宗闵，字景贤，代州崞县人也……建炎元年冬十二月，金人大军乘水渡河西，骑数万趋永兴，永兴无避。或劝公去，公曰：‘我结发从戎，蒙国厚恩，行年六十有七，惟有死耳，他非所知。’明年正月十日，公血战而死……娶贾氏、继室刘氏皆赠秦国夫人。……公既殁若干年，少傅公(按，其子杨存中)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郡县某乡某山之原。以某昔者尝铭先秦国刘夫人墓，更以见属。”《宋史·杨震传》：“靖康元年十月……明年，宗闵亦死事于长安。”《墓碑》载其卒于建炎二年，《宋史》载杨宗闵卒于建炎元年，《杨家将年谱》载其在靖康元年，当以《墓碑》为是。又，《墓碑》载杨宗闵之墓碑作于其夫人刘氏之后，而据本集卷四十八《宋故恩平郡夫人刘氏墓碑》，刘氏之墓碑作于绍兴九年(详前)，故推知杨宗闵之墓碑作于本年或此后。

是年，为阎彦昭之母高氏作墓志铭。

本集卷五十《宋故永嘉郡夫人高氏墓志铭》：“夫人高氏，世为南徐人，故中奉大夫安吉县开国男致仕赠右光禄大夫阎公骙之室也。……建炎四年六月十八日以疾卒于建康之溧阳，享年七十有七，以其年九月十日葬上元县幕府山之原柑安吉域也。夫人初封永和县君，改封令人，后以子彦昭赠永嘉郡夫人。生二男，彦昭其长也，今为右朝请大夫两浙路转运判官……彦昭以才能见推士类，既为浙部使者，以书抵某日：‘吾母之葬，属时艰虞，墓隧之，铭未立，私情刺促，若无所容，敢以奉累。’余异时固闻之矣，使者孝行如古人，承颜顺色，无毫发可恨，故夫人晚岁神情安舒，益知有子之福。余与使者相从首尾通四十载，余冒居琐闼，旋以罪黜，使者时为尚书郎，独一再出郊垌，见存甚厚，且以相警俾远后悔，其后皆如使者言，余心德之弗忘也。惟是老病昏塞，执笔眩然，惧无以发扬太夫人遗懿而慰使者哀恻倦倦之心。既又自念荒陋之文，何敢有爱于人之母，况亲戚故旧且稔其家范，若是具悉者耶，乃不辞而为之铭。”铭作于行简“冒居琐闼，旋以罪黜”之后，姑志于此。

有《次韵子楚秀才》等诗与何子楚唱和。

本集卷二《次韵赵瑞直贻何子楚卜居山间二绝句》、《次韵子楚秀才》，诗题下原注：“子楚卜居富阳山，下瞰九江。”据王洋《东牟集》卷十四《隐士何君墓志》载：“去来泛泊，率无常栖，晚乃卜筑韩青谷，以保先茔。……绍兴乙丑十一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樵居，樵居在博士之故茔。”何子楚之父何去非葬富阳县韩青谷，故何子楚晚年曾在富阳县韩青谷卜筑樵居，两诗当作于子楚筑居后不久，而《墓志》载子楚绍兴乙丑即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卒，则两诗当作于绍兴十五年十一月之前，难以详考，姑志于本年。按，王洋所云“博士”指何子楚父何去非。

绍兴十一年辛酉(1141)六十四岁

居归安。本年，王洋知吉州，行简有《江城子》、《木兰花》词送之。

本集卷五十三有《江城子·送王元渤舍人将赴吉州日，作此以献之》词，又有《木兰花·饯别王元渤赴吉州》词。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一之四八：“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权发遣吉州王洋言：‘与知虔州梁杨祖因公事所见不同，遇有监司行下两州互勘公事，必相回避。今杨祖充本路安抚使，乞回避。’诏王洋(按，原文中“洋”误作“祥”)与知邵武军许知微两易其任。”(知王洋本年七月由吉州移知邵武军，则其最晚于本年七月前知吉州。故知两词作于本年七月前。

是年，受侄刘岑之托，为婶母傅氏作墓志铭。

本集卷五十一《太硕人傅氏墓志铭》：“太硕人傅氏，会稽山阴人。故朝请大夫龙舒太守赠通议大夫吴兴刘公某之室也。政和八年七月九日卒于京师。……后二十三年，其第三孙岑以户部侍郎出奉祠，寻守上饶，岑于某为犹子，贻书见属曰：‘大母之葬将二纪，叔之所知也。而隧未有铭。不幸父兄相继沦谢，其存焉，而事大母之日最久，习其言动者在诸侄惟叔，在诸孙惟岑。岑老矣，使一日先太母填沟壑，太母之遗懿不扬，无以昭示后人，则岑之恨岂有极哉。’每得书问无恙外，必以为言，某其敢辞。”傅氏乃行简伯父握之妻，于政和八年(1118)卒，后推二十三年为绍兴十一年(1141)，故知墓志铭作于本年。

是年，有《湖州德清县城山妙香禅院作记》。

本集卷二十二《湖州德清县城山妙香禅院记》：“今住持僧佛智大师道容，容始至，心隘之，将尽撤其故，易而新之，时余以柱史得罪寓邑中……余心有感焉，容见而属为之记。乐为之书，始于建炎三年某月某甲子，成于绍兴十一年某月某甲子。院初未有额，兴役之岁，访安吉县故赐额，请于郡得之。容遂为妙香第一代住持云，某年某甲子吴兴刘某记。”院成于绍兴十一年，记当作于此后不久，故志于此。P64-66

《宋四家词人年谱》是宋代四位文学家刘一止、李光、汪藻、王之望的年谱。他们一生的主要仕宦经历、交游活动、文学创作都发生在南渡前后。

刘一止学识渊博，是南宋初有影响的文学家，为时人所推崇，叶梦得论当世人物，以他为第一流。他为人冲淡寡欲，曾教诲其子说：“吾平生通塞，听于自然，唯机械不生，故方寸自有乐地。”(《宋史》本传)他有多方面的文学才能，散文创作深受韩愈、柳宗元的影响，宏博严谨，而不纤巧刻琢；所作制诰之文，能赏善罚恶，坦明有体，受到赞赏；乡人士大夫葬其父祖，以得其撰写的墓志铭为荣。他的诗寄意高远，自成一家，吕本中、陈与义等读其诗，感叹道：“语不自人间来也。”故《四库全书总目·苕溪集提要》说：“是其著作亦盛为当代所推矣。”其词清远精妙，曾因《喜迁莺·晓行》盛传于京师，而得“刘晓行”之雅号。现存42首词，是四位词人中存词最多的一位。

李光是南宋四大名臣之一，著名文学家、易学家。著述甚富，然多散佚，现存《庄简集》十八卷。他是北宋名士刘安世的门人，学有渊源，晚年贬谪岭南，著有《读易详说》。他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然心系家国，有英伟刚毅之气，高逸旷达之姿。他的诗志谐音雅，婉丽多姿，大多托兴深长。晚年诗风朴素，类似陶渊明、苏东坡。张溟《云谷杂记》、赵与虤《娱书堂诗话》评其《藤州安置赠枢密使臣》等晚年诗作，清绝可爱。现存词14首，注重词的叙事功能，篇篇都有词序，创作缘起、心灵性情皆宛然可见。词作或抒忠臣忧愤，慷慨激昂，或叙流落境遇，悲慨深沉，或写归隐闲情，潇洒飘逸。往往寄托深邃，格高调雅。其诗词文均有真情实感，一如其人之真性情。

汪藻在宋代是一位有很高地位的四六文大家。一生著述甚丰，然散佚大半，《浮溪集》六十卷现今仅存半数。他是宋代四六文的集大成者，擅长俪语，用典得当，行文得体，道丽精切，时人将其比作唐代的陆贽。宋孙觌称其文“深醇雅健，追配古作，学士大夫传诵。自海隅万里之远，莫不家有其书，所谓常、杨、燕、许诸人，皆莫及也。”(《浮溪集序》)陈寅恪先生也充分肯定宋代四六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推举汪藻的《皇太后告天下手书》为宋四六文第一。另《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高丽入贡不允诏》等也广受褒扬。其诗平易晓畅，晚年之作抒幽愤孤独之情，兴寄深远，颇类柳宗元诗。他一生嗜书学古，著述很多，于史学功绩尤显。虽荣贵三十年，但无屋庐以居。惜其晚年为秦桧所斥，流落永州，客死异乡。

王之望在绍兴末年历太府卿总领四川财赋、参知政事，其政绩、文采在南宋中兴时期均颇有影响。《汉滨集》六十卷现存十六卷。其诗文疏畅明达，有北宋遗风；奏札大多可以考见时事，与正史相参。现存词26首，唱和赠答之作较多，词风华丽典雅。

四人中，刘一止与李光同年，二人年长汪藻一岁，王之望稍晚。他们身历靖康之难，个人境遇的升沉起伏与民族命运、朝廷的内政外交密切相关。刘一止在绍兴年间曾被罢职闲居十余年，原因在于秦桧排斥李光，他被视为李党，故他与李光命运紧密相连。李光贬居岭南、海外近二十年，迫害接踵而至，然大节不移，旷达自适。汪藻早年不屈于王黼、梁师成，闲居八年；建炎、绍兴间为词臣，时人目为大手笔，后又因得罪秦桧，龙钟之年谪居永州十年，茕独忧郁而终。这三位文学家，历经磨难，而始终保持独立人格，彰显了士大夫的才能、气节，典型地诠释了兼济与独善的宋代士大夫的生存模式。

而王之望则曾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在绍兴年间，他以太府少卿、太府卿总领四川财赋，他广开税源，调整赋税，竭尽全力筹措军饷，对川陕一带的抗金战争贡献甚巨，故而宋高宗说：“之望在蜀，几如萧何之在关中。”后之望回朝，在“隆兴和议”之际，朝廷战和未决之时，出任参知政事，与汤思退等人持谋和之策，致使太学生张观等七十余人上书朝廷，言其约议金人，卖国当斩。对此，本书依四库馆臣之言，辨明实情，王之望等谋和，其实是斟酌当时宋金之间已经形成的对峙形势而立言，南宋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一两次战争从根本上改变现状，不如先谋和而等待成熟的时机，之望等洞察时势，可谓知时务之论，不宜单纯从民族气节上简单地否定他。

宋南渡时期文坛上曾出现了庞大的词人群体，王兆鹏师有专著《南渡词人群体研究》论其创作成就，又有《两宋词人年谱》、《两宋词人丛考》等考其生平遭际。本书援《两宋词人年谱》之例，题为《宋四家词人年谱》，但实际操作时，并不局限于谱主的词人身份与词作的考订与系年，而是将谱主的仕宦经历、交游活动与诗词文创作以及其他诸如历史著述、学术著作等一并予以系年，期能较为全面地了解谱主的一生行事，同时亦可概见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环境、文坛风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知人论世的基础资料。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以来，我一直围绕着曾谪居黄州的苏东坡做些阐释性的研究工作。几年下来，感觉一般性阐释的自由度太大，很难落到实处。我告诉自己，是该寻找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时候了。可问题又跟着来了，实证性研究我从未尝试过，不知从何处下手，怎样开始。在彷徨和困惑中，我于2004年拜师王兆鹏先生门下。听了我的苦恼，王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做研究不能像磁悬浮列车，上下两不沾。真正的学问必然是“顶天立地”的，“顶天”就是理论创新，“立地”就是实证研究；地在下，是基础；天在上，是高度。听了王先生的话，我豁然开朗。由于古代文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研究，都是以基础性的材料作为支撑的，我决心回到研究的最基本的材料工作上去，从头开始，学习实证研究的方法。王先生结合我的教学和科研的实际情况，也建议我这样做。此时，恰好王先生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宋词人丛考”处在研究阶段，我决定承担一些任务，就从熟悉的苏轼入手，选择了与其交游的刘焘、释仲殊等作为考证对象。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王先生对南渡词人群体的研究。考证的对象就随之由刘焘转到声名远在他之上的族弟刘一止身上，紧接着是汪藻、王之望、与刘一止命运密切相关的李光。就这样，我一边千方百计地查找资料，一边动笔写，三年过去了，终于撰写成这四位南渡时期的文学家的年谱，也就有了这本书。

随着撰写工作接近尾声，书稿要交到出版社了，我的心情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年谱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的收辑全面。由于时间和我校现有资源的限制，资料的查找十分困难，虽然我东奔西走，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等查找资料，但也很难说穷尽了这些诗人、词人的资料。

另一个不轻松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这本书能不能算是一份合格的作业。认识王先生是十年前的事，当时他应邀赴我校讲学。后先生又是我在湖北大学读硕士时的任课老师和论文答辩老师。200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正式拜师门下，学习实证研究方法。王先生除了开课讲授关于目录、版本、辑佚、考订等兼具体操作方法之外，在考证的每一步，都耐心传授，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做到了细致明了而有启发性。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问题，诸如资料的缺乏、理解的偏差、真伪的判断、方法的运用、结论的虚实分寸，甚至是知识性的误解、断句的模棱两可等等，王先生都给予了及时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这本年谱又是在王先生的精心指导下撰写的，先生给我提供了四位词人的基本资料和其他一些可供检索的资料，在撰写过程中，我又记不清次数地求教问题，王先生都及时解惑。文稿完成后，王先生通读了两遍，提出修改意见，还亲自动手修改。同时，不仅针对这份文稿，还对实证研究中存在的共性问题加以特别提醒，让我为以后的研究积累经验，少走弯路。对先生的辛勤付出，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感激的，只在心里暗自发誓，用扎扎实实的研究，聊以报答万一，这本书就算是我惶惑地交给先生的一份作业。

此外，还有很多师友为本书提供了资料上的帮助。在作《李光年谱》的过程中，得知王先生的弟子吕厚艳从浙江大学图书馆查到了清同治九年(1870)芳庆堂木活字印本《山阴天乐李氏宗谱》，解决了李光世系问题，后《李光世系考》发表在《文献》杂志，又收入《两宋词人丛考》一书中，我在《李光年谱》中直接引用了这个成果，省去了翻检之劳，不敢掠人之美，谨此志谢。

在这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徐又良教授多次关心，给予鼓励。黄崇浩教授、熊清元教授也给了我许多切实的指导；友人王可喜、方向红等都曾给予无私的帮助。在出版过程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李智新编辑做了大量工作，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方星移  二○○七年十一月于湖北黄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