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的寓意，后改名“老舍”。老舍先生是满族正红旗人，他的创作具有很鲜明的北京本土特色，不管是其剧本还是小说，读者都能领略到浓郁的京味儿。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的迫害下，老舍先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严重的损失之一。
老舍先生的戏剧成就非常高，《茶馆》《龙须沟》是中国戏剧领域的丰碑，另外老舍先生创作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小说，也是广受读者喜爱，老舍先生也因此以得票第1m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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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威低着头儿往玉石牌楼走。走几步儿，不知不觉的就愣磕磕的站住一会儿。抬起头来，有时候向左，有时候向右，看一眼。他看什么呢？他不想看什么，也真的没看见什么。他想着的那点事，像块化透了的鳔胶，把他的心整个儿糊满了；不但没有给外面的东西留个钻得进去的小缝儿，连他身上筋肉的一切动作也满没受他的心的指挥。他的眼光只是直着出去，又直着回来了，并没有带回什么东西来。他早把世界忘了，他恨不得世界和他自己一齐消灭了，立刻消灭了，何苦再看呢！
猛孤丁的他站定不走啦。站了总有两三分钟，才慢慢的把面前的东西看清楚了。
“啊，今天是礼拜。”他自己低声儿说。
礼拜下半天，玉石牌楼向来是很热闹的。绿草地上和细沙垫的便道上，都一圈儿一圈儿的站满了人。打着红旗的工人，伸着脖子，张着黑粗的大毛手，扯着小闷雷似的嗓子喊“打倒资本阶级”。把天下所有的坏事全加在资本家的身上，连昨儿晚上没睡好觉，也是资本家闹的。紧靠着这面红旗，便是打着国旗的守旧党，脖子伸得更长，（因为戴着二寸高的硬领儿，脖子是没法缩短的。）张着细白的大毛手，拼着命喊：“打倒社会党，”“打倒不爱国的奸细。”把天下所有的罪恶都撂在工人的肩膀上，连今天早晨下雨，和早饭的时候煮了一个臭鸡蛋，全是工人捣乱的结果。紧靠着这一圈儿是打蓝旗的救世军，敲着八角鼓，吹着小笛儿，没结没完的唱圣诗。他们赞美上帝越欢，红旗下的工人嚷得越加劲。有时候圣灵充满，他们唱得惊天动地，叫那边红旗下的朋友不得不用字典上找不出来的字骂街。紧靠着救世军便是天主教讲道的，再过去还有多少圈儿：讲印度独立的，讲赶快灭中国的，讲自由党复兴的；也有什么也不讲，大伙儿光围着个红胡子小干老头儿，彼此对看着笑。
红旗下站着的人们，差不多是小泥烟袋嘴里一叼，双手插在裤兜儿里。台上说什么，他们点头赞成什么。站在国旗下面听讲的，多半是戴着小硬壳儿黑呢帽，点头咂嘴的嘟嚷着：“对了！”“可不是！”有时候两个人说对了劲，同时说出来：“对了。”还彼此挤着眼，一咧嘴，从嘴犄角儿挤出个十分之一的笑。至于那些小圈儿就不像这些大圈儿这么整齐一致了。他们多半是以讨论辩驳为主体，把脑瓜儿挤热羊似的凑在一块儿，低着声儿彼此嚼争理儿。此外单有一群歪戴帽，横眉立目的年青小伙子，绕着这些小圈儿，说俏皮话，打哈哈，不为别的，只为招大家一笑，露露自己的精细。圈儿外边围着三五成群的巡警，都是一边儿高，一样的大手大脚，好像伦敦的巡警都是一母所生的哥儿们。
这群人里最出锋头，叫好儿的，是穿红军衣的禁卫军。他们的腰板儿挺得比图画板还平还直，裤子的中缝像里面撑着一条铁棍儿似的那么直溜溜的立着。个个干净抹腻，脸上永远是笑着，露着雪白的门牙，头发剪得正好露出青青的头皮儿。他们是什么也不听，光在圈儿外边最惹人注目的地方站着，眼睛往四下里溜。站个三五分钟，不知道怎么一股子劲儿，就把胳臂插在姑娘的白手腕上，然后干跺着脚后跟，一同在草地上谈心去了。
青草地上的男男女女，也有脸对脸坐着的，也有搂着脖子躺着的，也有单人孤坐拿着张晚报，不看报，光看姑娘的腿的。一群群的肥狗都撒着欢儿乱跳，莫明其妙的汪汪的咬着。小孩儿们，有的穿着满身的白羊绒，有的从头到脚一身红绒的连脚裤，都拐着胖腿东倒西歪的在草地上跑来跑去，奶妈子们戴着小白风帽，唠里唠叨的跟着这些小神仙们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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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长女舒济老师独家授权，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塑封外独家授权正版标志。内文首页舒济老师献词。
《二马》是老舍早期小说的扛鼎之作。故事不仅仅是两个古老而迥异的帝国的碰撞，更是老舍写出的《傲慢与偏见》，中与西、男人与女人、父与子、房客与房东……这种种的冲突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幅“漫画”通过跳进跳出的讽刺和荒诞，将一个过去的老舍带到了今天，让老故事讲出当代人的迷茫和困境。

《二马》是老舍先生创作的小说。老舍借着这么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爱情故事，嘻笑怒骂之间，不仅强烈批判了自身民族的暮气、懒惰、不思进取、事事顺人，同时也谴责了英国社会中的民族文化偏见，表达了青年老舍朴素强烈的爱国主义和爱国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