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为“扬州八怪”之首，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继承者与叛逆者。他的“怪”尤其著名：画怪、字怪、人怪，历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盛传不衰的话题。
本书作者花费多年时间对郑板桥进行研究，对他的一生经历进行考证探讨。全书按时间顺序，分别从郑板桥的生平、诗、书、画、士人理想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富有创新性的研究，全面展现了郑板桥跌宕起伏的一生，为后人了解、研究郑板桥提供有益的参考。

小 引
盛世文化气象开
落落拓拓成长路
一介书生求学恨
潦倒山东七品官
怪异癫狂写真情
亲情爱情风流情
睿智洒脱参世相
师友之益抒性灵
淑世情怀寄民瘼
卓尔不群三绝立
难得糊涂破红尘
主要参考资料
郑板桥生平简谱

世人皆欲机智、精明，板桥则不然，他虽然睿智豁达、洞达世相，却发出了“难得糊涂”的慨叹。板桥并非真的要“糊涂”，他也曾煞费苦心地经营仕途，但一生的坎坷遭遇，却如一盆冷水，使他体悟到“聪明反被聪明误”“难得糊涂”的人生“真谛”所在。也许“糊涂”一点，更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游刃有余于官场，成为世人的“大众情人”，名利就更不用说了。板桥虽能体悟到这一点，或也曾试图“一阶未进真藏拙”，但他却怎么也做不好、做不到。此无他，其“狂”“怪”秉性使然也。《林存阳刘中建说郑板桥的狂怪人生》讲述郑板桥“落拓狂傲，糊涂睿智”的一生。

历览名臣与佞臣，读书同慕古贤人。
乌纱略戴心情变，黄阁旋登面目新。
翻笑腐儒何寂寂，可怜世味太津津。
劝君莫作《闲居赋》，潘岳终须负老亲。
——《历览三首》之一
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二十五日子时，郑板桥出生于江苏扬州府兴化县城东门外古板桥，乾隆三十年(1766)十二月十二日未时去世，享年73岁。这一时期，正值清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处于蒸蒸日上之时，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康乾盛世”。公元1644年，明王朝在农民起义军和满洲贵族武力的强大冲击下，迅速土崩瓦解，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以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满汉一体”的新政权。是年十月初一日，在多尔衮的扶持下，年仅六岁的福临，亲往北京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初十日，在紫禁城皇极门，颁布即位诏书，从此拉开了清王朝统治的序幕。
明清鼎革，并非一个短暂的政权更替仪式，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诚如陈祖武先生所指出的：“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居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最终消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也就是说，清王朝的兴起，与明中后叶的颓败之势是紧密相连的。
由于时局的动荡以及社会问题的丛生，当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或最大难题是如何有效地稳定动荡的社会局势，巩固其业已取得的政权。出于缓和民族矛盾，消解民族隔阂，巩固自己统治的需要，清廷对汉族地主官僚采取各种政策，尽可能进行拉拢。当清军进入北京后，旋即为明崇祯皇帝发丧，并打出为汉族地主官僚“报君父之仇”的幌子(明为李自成所灭，故满人有此作为)，俨然以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自居。在官吏的任用上，清廷采取满、汉兼用的方针(表面上如此，事实上满、汉是有区别的)，对中央各部门满、汉官吏的名额都作了规定。玄烨即位后，又加强了从各方面笼络汉人的工作。在康熙帝乃至后来雍正帝的上谕中，屡次提到要维护地主富民的利益，把地主当作“国家之所爱养保护”之人，而此一时期所推行的废止圈地、减免税粮和鼓励垦荒等一系列政策，都是有利于汉族地主的。此外，清廷还采取了其他诸多措施，尽力将大批的汉族士人吸收到政权中来。但因满汉民族间因历史原因所造成的风俗、文化传统各异，彼此间的隔阂对新生的清王朝带来了很大冲击。高压统治固然可取得一时成效，然从长远来看，则非久系人心之策。有鉴于此，清统治者不得不转换思路，向中原先进文化认同，并及时调整文化统治政策，从而确立起数千年传统文化继承者的历史地位。进而，在清初诸儒倡复经学、注重礼学的影响之下，以诏举“博学鸿儒”和开设“经学特科”等为标志，统治者通过崇儒重道，确立起维系其统治的思想准则。 任何一个政权，为维护统治机器的有效运作，施政方针固然是其主导方面，而作为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更是其中的关键一环。因为它不仅关涉到社会的治乱，而且与政权的能否长期存在大有关系。如此，文化基本政策的抉择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满洲贵族而言，此项任务更属举足轻重。其原因有二：一则如其他政权一样，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政策的抉择，关涉到其统治的命运；二则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文化的差异性是满洲贵族需要首先解决的大问题。能否取得广大汉族民众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清王朝的成败。从整体上来看，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对此问题的解决还是比较成功的。虽然从政权性质上来说，满洲权贵是清廷的基干，但其对中原文化传统的认同抉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抉择，不仅有利于动荡的社会趋向稳定，且适应了文化发展的趋势。
清政权对文化基本政策的抉择，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崇理学、重经学，治统、道统同体一贯，以实学为依归。这一抉择，既含有思想层面的因素，又含有制度层面的成分。实质上，它是由思想的取向发为治策，两者相互融贯，相辅相成，乃一有机统一体。具体而言，清廷文化政策的抉择体现为：
首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为主的政权，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初期，更多地强调本民族的利益和地位，对众多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制性甚为突出。这一民族意识的局限性，导致了民族高压政策的出台。其表现为剃发易服、圈地令、逃人法以及文字狱等弊政的施行。这些举措，使满汉文化间的冲突一度激化，于原已动荡的社会局势亦大为不利。在一段时期的摸索当中，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些不太明智举措的危害性，故或革或缓，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整。康熙中叶以后，虽然整体上满汉文化冲突渐趋缓和，然而其间的波折却时有发生。最为显著者，乃乾隆中期《贰臣传》的编撰。昭桩《啸亭续录》曾载：“……纯皇帝夙知其弊，于乾隆庚辰，特命开国史馆于东华门内，重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