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编著的《动物庄园（附英文版）》讲述了一场“动物主义”事件酝酿、兴起和最终蜕变的故事。《动物庄园（附英文版）》的故事脉络被评论家分析为与苏联的历史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很多共产党正在或者曾经执政的国家都能看到动物庄园的类似影子。作者在书中借由对动物庄园的发展变化，对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命运的预言也被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和后来的历史所印证。

乔治·奥威尔编著的《动物庄园（附英文版）》以隐喻的形式写革命的发生以及革命的背叛，自然还有革命的残酷：一个农庄的动物不堪主人的压迫，在猪的带领下起来反抗，赶走了农庄主；它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管理自已的家园，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的原则；两只领头的猪为了权力而互相倾轧，胜利者一方宣布另一方是叛徒、内奸；猪们逐渐侵占了其他动物的劳动成果，成为新的特权阶级；动物们稍有不满，便招致血腥的清洗；统治者需要迫使猪与人结成同盟，建立起独裁专制；农庄的理想被修正为“有的动物较之其他动物更为平等”，动物们又回复到从前的悲惨状况。明眼的读者自可看出，此书不属于人们所熟悉的那种蕴含教训的传统寓言，而是对现代政治神话的一种寓言式解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一章

天色已晚，曼诺庄园的主人琼斯先生锁了鸡舍大门，却醉得忘记关上给鸡走的小洞。他踉踉跄跄地走过院子，手中的提灯闪耀着一圈光环，晃来晃去就像在跳舞。琼斯先生在后门口甩掉脚上的靴子，又从贮物室的酒桶里装了最后一杯啤酒来喝才上床。此时，床上的琼斯太太早已鼾声大作。

卧室的灯一熄灭，庄园内的仓舍旋即一阵骚动。得过“中等白猪奖”的大猪梅杰前一晚做了个怪梦，他想与其他动物分享梦境内容。白天里消息便已传开，大家一致同意在确定琼斯先生离开后于大谷仓集合。动物们口中的大猪梅杰，当初出展时其实被取名为“威灵顿美神”。他在庄园里德高望重，大家都很愿意牺牲一小时睡眠时间来听他谈话。

谷仓一端是高起的平台，上面铺着一层稻草，大猪梅杰早已安坐在那里，头顶上的屋梁悬着一盏灯。十二岁的大猪梅杰虽然近来身形愈显福态，但仍是头仪表堂堂的猪，即使獠牙从未修过，看起来还是非常睿智、仁慈。没多久，动物们陆续到来，各自找了个舒服的地方坐下。最先到的是蓝铃、杰西和小钳这三条狗，接着是猪群，他们在平台前的稻草堆中直接坐下。母鸡卧在窗台，鸽子拍动翅膀飞到椽木上，羊和牛则坐卧在猪身后，咀嚼着反刍的食物。拳击手和幸运草这两匹拉车马一同前来，他们走得很慢，每次放下毛茸茸的大蹄子时都非常小心，生怕稻草堆里藏有什么小动物。幸运草是匹慈祥的母马，近中年的她体型肥胖，往日的身形在生下第四胎后已不复见。拳击手是头巨兽，个头将近两米，气力是一般马匹的两倍，脸上的白色条纹一直延伸到鼻头，看起来有点蠢。事实上，拳击手的脑袋也的确称不上一流，但他性格沉稳、工作时精力充沛，因而博得其他动物的尊敬。马到了以后，白羊穆勒与驴子班杰明接着现身。班杰明是庄园里年纪最长的动物，脾气也最坏，他很少说话，只要一开口就是在愤世嫉俗。比如他会说，上帝给了他一条尾巴赶苍蝇，但他宁愿不要有尾巴也不要有苍蝇。在庄园里，班杰明是唯一不笑的动物，有动物问他为什么不笑，他就会说没什么好笑的。不过，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班杰明很喜欢拳击手，他俩常常一起在果园那边的小牧场度过周日，彼此肩并着肩吃草，不发一语地消磨时光。

两匹马趴在地上后，一群没了妈妈的小鸭子鱼贯进入谷仓，一边发出微弱的呱呱声，一边四处移动想找个不会被踩到的地方。幸运草于是拱起粗壮的前脚形成一道墙，小鸭舒适地坐在其中，很快进入了梦乡。愚笨但漂亮的白色母马莫莉平常都帮琼斯先生拉车，她在最后一刻才嚼着糖块踩着优雅的碎步翩翩驾到。莫莉选了个比较靠前的位置，甩动起白色鬃毛，想让其他动物注意到系在上面的红缎带。猫是最后一个抵达的动物，一来就如往常般到处寻找最温暖的位置，最后紧窝在拳击手和幸运草中间，大猪梅杰在演讲的时候她半个字都没听进去，只顾着满足地呼噜着。

所有动物都到齐了，独缺被琼斯先生当宠物养的乌鸦摩西。他在后门栖木上睡觉。大猪梅杰看大家都已舒服地坐好并专心等待演讲开始，便清清喉咙说：

“同志们，你们已经知道我昨晚做了个怪梦，但这个梦我稍后再提，有件事我想先说一下。同志们，我能和你们相处的日子只剩下几个月，在死之前，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将经年累月得来的智慧传授给你们。我这辈子活得够长了，独自在猪圈时，我有很多时间思考，我想我和所有活着的动物一样，都体悟到生命的本质，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谈的事情。

“同志们，我现在要问的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的一生既悲惨又辛劳，而且稍纵即逝。出生之后，我们每天所得到的食物只够满足身体基本需求。我们当中较有力气的总是被迫为工作竭尽精力，一旦我们不再有用处，马上就会遭到残忍屠杀。英格兰所有动物在满周岁后都忘了什么是，快乐或悠闲。在英格兰，没有一只动物是自由的，动物的生活等于悲惨与苦役，事实摆明了就是如此。P1－3

作者为乌克兰版所写序言

我受嘱为《动物庄园》乌克兰文译文版本作序。我清楚我是在为我根本不了解的读者写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们大概也从来没有丝毫机会了解我。

在这篇序中，他们大概最希望我谈一谈《动物庄园》是怎么起意的，不过我首先要谈一谈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态度的经历。

我于1903年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的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是军人、教士、政府官员、教员、教师、医生等这种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是在伊顿受的教育，那是英国公学中最昂贵和最势利的。但我是靠奖学金进去的，否则，我的父亲无力供我上这样一种类型的学校。

离校以后不久（当时我还不满20岁），我就去了缅甸，参加印度帝国警察部队。这是一支武装的警察部队，一种宪兵一样的队伍，很像西班牙的国内警察部队和法国的别动队。我在那里服役5年。它不适合我的个性，使我痛恨帝国主义，虽然那时候缅甸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十分显著，英国人和缅甸人的关系并不特别坏。1927年我回英国休假时辞了职，决定当作家。开始时并没有特别成功。在1928—1929年之间，我住在巴黎，写没有人会出版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以后几年，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勉强糊口，过一天算一天，好几次还挨过饿。只是在1934．年起，我才能够靠写作的收入生活。与此同时，我有时接连好几个月生活在穷人和半犯罪分子中间，他们住在穷人区最破烂的地方，或者流浪在街上行乞和盗窃。那个时候我因为没有钱才同他们为伍，但到了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好几个月（这次是十分有系统的）研究英国北方矿工的情况。到1930年为止，就整体而言，我并不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政治观点。我所以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穷困的一部分受到压迫和忽视的情况感到厌恶，而不是出自于对计划社会有什么理论上的愿望。

我在1936年结婚。几乎就在那一星期，西班牙爆发了内战。我的妻子和我都想到西班牙去为西班牙政府作战。我们一等到我手头在写的书写完，6个月内就做好了准备。在西班牙我在阿拉贡前线呆了几乎6个月，一直到在韦斯卡被一个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喉咙。

在战争初期，外国人总的来说是不了解各个拥护政府的党派之间的内部斗争的。由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我没有像大多数外国人那样参加国际纵队，而参加了P．0．U．M．D的民兵。

因此在1937年中，共产党得到了对西班牙政府的控制权（或者说部分控制权）并且开始迫害托派以后，我们夫妇俩发现自己已被列入迫害名单。我们很幸运，活着逃出了西班牙。连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许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在狱中关了很久，或者干脆失踪了。

西班牙的这些大搜捕是对苏联国内的大清洗的补充。在西班牙和在苏联都是一样，攻击的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是同样的，但就西班牙而论，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攻击都是莫须有的。这一切经验是一个宝贵的客观教训：它告诉我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

我的妻子和我都看到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但是，在我们回英国以后，我们发现许多思想开通和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报界发自莫斯科审判现场关于阴谋、叛国和破坏的荒乎其唐的报道。

因此我也比以前更加清楚地了解苏联神话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

这里，我必须停下来谈一谈我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我从来没有去过苏联，我对它的了解只是通过读书看报而得到的。即使我有这力量，我也不想干涉苏联内部事务：我不会仅仅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事的野蛮和不民主的手段而谴责他们。很有可能，即使有最好的用心，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他们恐怕也只能如此行事。

但是在另一方面，对我来说，极其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应该看清楚苏联政权的真正面目。

自从1930年以后我很少看到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苏联是在向我们可以真的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相反，我对它转变成为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明显迹象感到吃惊。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统治者像任何其他统治阶级一样都不愿意放弃权力。此外，在英国这样一个国家里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今天的苏联已完全不同于1917年的它了。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理解（即他们希望相信在什么地方的确有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公共生活中的比较自由和节制的环境，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不了解的。

但这里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完全民主的。它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极大的阶级特权和（即使在现在，在一场可能使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极大的贫富悬殊。尽管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民生活了好几百年而没有发生内战的国家，法律相对来说是公正的，官方的新闻和统计数字几乎可以一概信任，最后，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派意见并不会带来生命的危险。在这样的气氛中，像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就逮捕、新闻检查等事情，普通人是没有真正了解的。他所读到的关于苏联这种国家的报道都自动地化为英国概念了，他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到1939年为止，甚至在此以后，大多数英国人不能认识德国纳粹政权的真正性质，而现在，对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仍处在同一种幻觉的下面。  这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很大的危害，对英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严重的后果。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有像认为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认为它的统治者的每一行动即使不加模仿也必须予以辩解的这种信念那样，对社会主义的原来思想造成更大的腐蚀了。

因此在过去的10年中，我一直坚信，如果我们要振兴社会主义运动，打破苏联神话是必要的。

我从西班牙回来后，就想用一个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它要能够为几乎每个人所容易了解而又可以容易地译成其他语言。但是这个故事的实际细节在相当时期内一直没有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乡间一个小村庄里）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10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

于是我着手从动物的观点来分析。对于它们来说，显然人类之间阶级斗争的概念纯粹是错觉，因为一等到有必要剥削牲口时，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对付它们：真正的斗争是在牲口和人之间。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构思故事了。但我一直没有动手，到了1943年才写，因为我一直在做其他工作，没有余暇。最后，我把一些大事，如德黑兰会议包括进去，我在写作时，会议正在开。这样，这个故事的主要轮廓在我脑中存了6年之久我才实际开始写作。

我不想对这部作品发表意见。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失败之作。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虽然有些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它们是做了缩略处理的，它们的年代次序做了颠倒，这是故事的完整化所必需的。第二，是大多数批评家所忽视的，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予以足够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可能有这样的印象：它以猪和人的完全修好收场。这不是我的原意，相反，我原来是要在一种很不和谐的高音符上结束，因为我是在德黑兰会议后马上写的，大家当时都认为该会议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可能范围内最好的关系。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持续很久，而事实证明，我并没有错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