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古的记载，可靠者很少。所谓邃古的书：“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类，当然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即《尚书》里的文章，像《尧典》《禹贡》之类，也不会是尧、禹时代的真实的著作。又像《甘誓》之类，就其性质及文体上说来，比较的有成为最早的记载的可能性，唯也颇为后人所怀疑；至少是曾经过后人的若干次的改写与润饰的。今日所能承认为中国文学史的邃古的一章的开始的“文书”，恐怕最可靠的，只有被发掘出的埋藏在地下甲骨刻辞和钟鼎彝器的记载了。有刻辞的甲与骨，最早的发现在光绪二十六年。福山王懿荣首先得到。丹徒刘鹗又从王氏购得之；这使他异常的注意，更继续地去收集，共得到五千余片，选千片付诸石印，名曰《铁云藏龟》（公元1903年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大骚动。有斥之为伪者，但也有知道其真价的。上虞罗振玉于宣统间继刘氏之业，所获益多。“民国”十七年，上级派人到殷墟进行正式发掘的工作，所得重要的东西不少。商代的文化，自此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甲骨刻辞记载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地点发现了那么许多的甲骨刻辞呢？其消息和拉耶（Layard）在尼尼微古城发现了整个楔形泥板书的图书馆是可列在同类的吧。